被塵封的人

1965年，中國中醫(yī)研究院醫(yī)史研究室的馬堪溫、蔡景峰翻譯了一本名為《中國醫(yī)史》的英文著作。

《中國醫(yī)史》第一版，天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

然而，他們翻譯此書的初衷并非出版推廣，而是用于批判。

據中醫(yī)研究院醫(yī)史研究所原所長李經緯回憶：由于該書中存在一些貶低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內容，有“民族虛無主義”“封資修”和“崇洋媚外”之嫌，故而被衛(wèi)生部列為批判對象。

從書中諸如“正當歐洲醫(yī)學以哈維的發(fā)現為原動力，獲得豐碩成果的時期，中國醫(yī)學在17世紀以前的漫長時期中，實際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直至教會醫(yī)學到來后，才得以復興”這樣的內容來看，其在當時被列為批判對象，實屬情理之中。

與在國內被視為“毒草”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中國醫(yī)史》在國際上卻獲得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作為第一部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的中國醫(yī)學史研究著作，該書不僅在國外多次再版，兩位作者還先后當選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和研究院院士。

不過，翻譯完成后，譯者之一的馬堪溫認為《中國醫(yī)史》不應被批判。或許是馬堪溫的意見發(fā)揮了作用，又或許是其他歷史原因，總之，在匆匆付印十余冊后，對《中國醫(yī)史》的批判便不了了之。

在隨后的近30年里，《中國醫(yī)史》的那十幾冊譯本與兩位原作者一同，被塵封于歷史的角落，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遺忘。

《中國醫(yī)史》第一版，有兩位作者的名字

《中國醫(yī)史》的兩位作者，一位名叫王吉民，曾任上海醫(yī)學院醫(yī)學史教授、《中華醫(yī)學雜志》副總編輯、中華醫(yī)學出版社社長、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

王吉民

而另一位，不僅在中國醫(yī)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即便在世界醫(yī)學史上，亦堪稱聲名赫赫。

他是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yī)學博士，是中國現代流行病學的創(chuàng)立者，是首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他曾從死神手中拯救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他便是中國現代醫(yī)學先驅及第一人——伍連德。

伍連德

遺憾的是，直至今日，除部分醫(yī)學界業(yè)內人士外，大多數中國人對他仍知之甚少，這與他為中華民族所做出的豐功偉績極不相稱。

伍連德不僅不應被遺忘，每一個受惠于現代醫(yī)學的中國人，都應銘記他、感激他。

倘若你看完他的故事，我堅信，你會認同我的觀點。

鼠疫斗士

1910年冬，一場大規(guī)模瘟疫席卷中國東三省，成千上萬的人被病魔奪去生命，患者伴有發(fā)燒、咳嗽、吐血等癥狀，迅速死亡，且死后全身皮膚呈紫紅色。

這種可怕的傳染病，便是曾令整個歐洲聞風喪膽的黑死病。黑死病的醫(yī)學名稱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恐怖的瘟疫之一。

黑死病起源于亞洲西南部，于14世紀中葉傳播至歐洲，在隨后的三百年間，引發(fā)了一系列波及歐、亞、非三大洲的大規(guī)模瘟疫，造成約7500萬人死亡。

肆虐歐洲的黑死病

在死亡陰影籠罩的三百多年間，中世紀歐洲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該瘟疫，以至于黑死病成為了死神的代名詞。

盡管后來歐洲人逐漸從黑死病的困擾中恢復生機，但這種由細菌引發(fā)的烈性傳染病，直至1947年用于治療鼠疫的首選藥物鏈霉素被發(fā)現之前，始終是一種不治之癥。

因發(fā)現鏈霉素于1952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美國微生物學家瓦克斯曼

事實上，1910年爆發(fā)的這次東北鼠疫并非近代中國的首次鼠疫大爆發(fā)。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新中國成立，不同地區(qū)每年均有鼠疫流行的記載。

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兩次地區(qū)性大爆發(fā)分別為：

1855年云南鼠疫

疫情波及昆明、大理、澄江、武定、楚雄、蒙化、普洱等府、廳，從1855年至1884年，因鼠疫死亡的人口總數達147.2萬。

1894年粵港鼠疫

此次疫情起源于云南，在廣州大規(guī)模暴發(fā)，隨后波及香港。在香港，此次疫情造成約兩千至五千人死亡，而廣州的死亡人數則超過十萬。以至于留下了“死亡之多實百余年來所未見”“羊城鼠疫流行，蔓延遠近，人觸其氣，病輒死，日以百數計，醫(yī)者束手”的記載。

當時，對于鼠疫的病理，不同流派的醫(yī)學專家各自提出了見解。

其中，中醫(yī)大師們的觀點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認為是溫病者，有稱是寒疫者；有主張血分熱毒，以涼血解毒之法治之者；有稱疫病分為初、中、末三段，以三焦論治者；有從燥邪之說，主張分氣血而治者；更有標新立異者，如中醫(yī)名家黃仲賢在《鼠疫非疫六經條辨》中稱：“是書名曰鼠疫非疫者，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非疫乃人之病，而非疫也。”——不但難以達成共識，甚至相互指責。

黃仲賢《鼠疫非疫六經條辨》

至于治療方案，中醫(yī)大師們更是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

常規(guī)的如防風通圣散、普濟消毒散、金銀花銀翹散、清瘟敗毒散、解毒活血湯、升麻鱉甲湯等等。

重口味的有用牛黃、人中黃、石菖蒲等藥材熬制的“辟穢驅毒飲”。

對于治療結果，中醫(yī)大師們同樣是信心十足。易巨蓀所著《集思醫(yī)案》中稱使用升麻鱉甲湯承證加減治療“分發(fā)患者，活人無算”，譚次仲則在《中醫(yī)與科學》中宣稱：此法治鼠疫效果達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他本人應用此經驗亦曾治愈過兩例。

當然，并沒有可靠的統(tǒng)計數據能夠證實大師們的言之鑿鑿。

另一方面，現代醫(yī)學專家對于這場鼠疫的看法則相對統(tǒng)一：

應香港政府的求助與邀請，前往香港進行傳染原理研究的法國傳染病專家亞歷山大·耶爾森與日本的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先后發(fā)現，導致這次鼠疫的病原，是由鼠疫桿菌引發(fā)的腺鼠疫。

因此，耶爾森成為了發(fā)現鼠疫病原體的第一人。

這一波起始于云南，波及粵港，后傳至世界各地，包括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六十多個國家，于20世紀30年代達到頂峰，造成千萬人以上死亡的鼠疫大流行，在歷史上被稱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始于1910年底的這次東北鼠疫，正是處于這次大流行階段的一次地區(qū)性大規(guī)模暴發(fā)。

不同的是，這一次東北鼠疫所面臨的困境，遠超之前的兩次。

首先，這次大流行的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能力之強，遠超前兩次大規(guī)模暴發(fā)。

其次，當時的東三省，擁有全中國最為發(fā)達的鐵路網絡，一旦鼠疫隨著鐵路擴散至全國，后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必須將疫情控制在東北，避免造成大規(guī)模擴散進而引發(fā)全國性暴發(fā)。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哈爾濱已部分被俄國所控制，背后還有虎視眈眈的日本，兩國在邊境陳兵對峙，都企圖借這次機會控制東三省，而清政府唯有盡快撲滅疫情，才能避免遭到進一步侵略。

承擔這次鼠疫的防疫任務，無異于接手一個棘手的難題。

在所有候選人中，有的資歷不足，有的能力不夠，有的畏懼這一重任——如何找到一個在資歷、能力、健康等方面都合適，又勇于承擔責任的防疫負責人，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清廷極為苦惱。

按資歷，兼任陸軍軍醫(yī)學堂總辦的軍醫(yī)司司長徐華清最有資格，但彼時徐華清已經49歲，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勝任此職。

論能力，身為清朝第一位醫(yī)科進士的謝天寶最為合適，但謝天寶以要求撥發(fā)巨額安家費為由，拒絕了清廷的任命。

在這一艱難局勢下，近代著名外交家、時任外務部右丞的施肇基，向清廷舉薦了彼時還默默無聞的歸國華僑伍連德。

伍連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原籍廣東臺山，為報效祖國，于1907年回到中國。

當時的伍連德，雖然已經在劍橋大學取得了醫(yī)學博士學位，是國內屈指可數的幾位研究細菌學的現代醫(yī)學專家之一，但由于歸國不到兩年且年紀尚輕，在當時的陸軍軍醫(yī)學堂擔任副校長，為陸軍培養(yǎng)軍醫(yī)。

按照施肇基的預想，伍連德可能會猶豫一番。

施肇基

要知道，彼時伍連德結婚不過五年，長子年僅四歲。在此種情形下，讓他拋下嬌妻幼子趕赴抗疫前線，實無異于將一只腳踏入棺材。無論是感染當時無藥可醫(yī)、染者必死的鼠疫，還是因抗疫失敗致使生靈涂炭，進而引發(fā)列強入侵，均是常人難以承受之后果。

然而，面對這艱難時世賦予的重任，伍連德卻毫不猶豫、慨然應允。

我們常言，一個勇于為國家和民眾犧牲自身利益乃至生命之人，堪稱義士，懷有這般情懷者，并不多見；一個具備才華與能力、能夠成就大事之人，可稱能者，這樣的人更為稀少；而兼具義士情懷與能者才干之人，則是鳳毛麟角、世間罕有的大英雄。

而伍連德，正是這樣一位兼具膽色、情懷、才華與能力的民族英雄。

在那個寒冷的冬日，伍連德僅攜一名助手，在與家人依依惜別后，登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毅然北上。

抵達哈爾濱后，伍連德旋即遭遇重重困難。

其一，始于哈爾濱傅家甸的疫情已極為嚴重。在伍連德到任之前，已有六萬人死于鼠疫，且每日因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數持續(xù)增加。由于當地官員缺乏對鼠疫防治的科學認知，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

其二，彼時在東北勢力盤根錯節(jié)的日俄兩方，一方包藏禍心，一方對中國醫(yī)生的能力極為輕視，伍連德難以獲得他們在醫(yī)學方面的支持。

此外，哈爾濱當時的醫(yī)學研究條件極差，不僅難以找到一間像樣的醫(yī)學實驗室，而且依照當時的法令，解剖尸體是被禁止的。

我國向來有“死者為大”的傳統(tǒng)，自古以來，無論民間還是官方，均將解剖尸體視為大逆不道、有悖人倫之舉，予以嚴厲禁止。

也正因如此，我國傳統(tǒng)醫(yī)學對人體生理構造了解不詳，只能憑借想象來認識人體，由此誕生了虛無縹緲的所謂經絡系統(tǒng)。

左：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中的人體解剖圖（1601年）右：維薩里《人體的構造》中的人體解剖圖（1543年）

然而，若不能解剖病人尸體，便無法準確判斷病因。

一邊是來自傳統(tǒng)文化與清廷法令的阻礙，一邊是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

況且，解剖尸體還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在當時，感染鼠疫就意味著死亡。

面對重重壓力和極為艱難的內外環(huán)境，伍連德頂住壓力，決定進行解剖。

于是，在1910 年 12 月 27 日，伍連德在哈爾濱傅家甸貧民窟的一個房間里，實施了現代醫(yī)學史上中國醫(yī)生的首例人體解剖。

解剖工作順利完成后，伍連德通過專程攜帶的貝克顯微鏡，辨認出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桿菌，確認了此次疫情的病因 ——鼠疫。

在哈爾濱的第一個鼠疫實驗室中，伍連德用顯微鏡觀察鼠疫桿菌

確認病因后，伍連德一面加緊對鼠疫的研究，一面向清廷提出如下主要防疫措施：

• 對鐵路、公路及河道等交通樞紐進行嚴格管控；

• 控制人群中的傳播渠道，阻斷鼠疫人傳人；

• 隔離病患、建立鼠疫醫(yī)院和隔離區(qū)；

• 派遣醫(yī)護人員增援；

• 佩戴口罩。

這套在如今看來頗為常規(guī)的防疫措施，在當時卻屬國內乃至世界首創(chuàng)。

首先，與以往鼠疫的傳播途徑不同，此前鼠疫的傳播途徑為老鼠→跳蚤→人，而此次鼠疫是通過一種名為旱獺的動物傳播給人類的。

其次，與以往的鼠疫類型——腺鼠疫不同，此次流行的是一種新型鼠疫——能夠通過呼吸系統(tǒng)傳播的肺鼠疫。

這也是此次鼠疫傳播速度更快、感染能力更強的原因，同時也表明，以往通過大力滅鼠來控制疫情的方法已不再適用。

伍連德這種不拘泥于舊有認知的觀點，遭到了其他醫(yī)生的反對，首當其沖的便是從天津趕來增援的北洋醫(yī)學堂首席教師、法國人邁斯尼。

出于對中國醫(yī)生的輕視，以及憑借以往參與印度、香港、唐山鼠疫防控的經驗，邁斯尼堅決反對伍連德的“肺鼠疫”理論，并要求伍連德讓出東北防疫指揮權。

除邁斯尼外，其他來自俄國、日本、中東的專家和醫(yī)生均不認同“肺鼠疫”觀點，伍連德與清廷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往昔遭遇類似情形時，清廷極有可能順應列強要求，將東北防疫總指揮替換為邁斯尼。然而此次，在施肇基的堅定支持下，伍連德繼續(xù)主持東三省的防疫工作。

惱羞成怒的邁斯尼為證明伍連德有誤，未佩戴口罩便檢查病人。三日后，邁斯尼出現頭疼、發(fā)燒、咳血等癥狀，經檢查確診感染鼠疫。又過三日，邁斯尼離世。盡管他因循守舊、傲慢無禮，但畢竟為中國抗疫事業(yè)捐軀，同樣值得敬重。

邁斯尼的去世使伍連德深感防疫工作刻不容緩，每延誤一日，便會有更多人失去生命。于是，伍連德迅速組織防疫隊伍，部署并落實防疫措施。

值得提及的是，這支由醫(yī)生、醫(yī)學生、中醫(yī)、警察、消防員、雜役、廚師、士兵等人員構成的防疫工作隊，首次采用現代口罩作為防護手段。

現代口罩在1910年東北鼠疫中被使用

早在中世紀歐洲，為抵御黑死病，部分醫(yī)生便開始佩戴鳥嘴型面具，但其主要目的并非阻斷呼吸道傳播，而是避免被死神“帶走”，嚴格來講，這并非科學意義上的口罩。

歐洲中世紀的鳥嘴型面具

至19世紀末期，隨著細菌與病原體的發(fā)現，醫(yī)生在手術時會佩戴紗布制成的面罩以防感染。

而伍連德是首位運用口罩阻斷呼吸道傳播的醫(yī)生。為防止病菌通過飛沫傳播，伍連德在醫(yī)用紗布中填充藥棉，發(fā)明了現代口罩的雛形——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

然而，在實施消毒、控制交通、隔離病患、佩戴口罩等一系列措施后，哈爾濱的疫情仍未見明顯好轉。此時，部分民眾乃至防疫工作隊的一些成員，對伍連德的信任開始動搖。

面對未知困難，伍連德并未退縮，反而奮勇向前。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伍連德敏銳地察覺到，僅隔離病患是不夠的，那些雜亂堆積在墳場的尸體，亦是巨大的傳染源。于是，伍連德決定集中火化尸體。

在20世紀初，大清尚未覆滅，傳統(tǒng)觀念依舊根深蒂固，解剖一具尸體尚且需秘密進行，要火化如此多的尸體，所遇阻力可想而知。伍連德不僅遭遇民間重重阻礙，朝廷的大臣遺老們也一致表示反對，唯有伍連德的伯樂——施肇基除外。

在施肇基的據理力爭下，攝政王載灃最終妥協，同意擬旨準許伍連德火化疫斃者尸體。

1911年春節(jié)，伍連德在多方協作下，將堆積在哈爾濱傅家甸墳場的2200具尸體進行了火化。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集中火化疫斃者尸體。

1911年，馬車將尸體運往哈爾濱傅家甸火葬場

疫斃者尸體火化后，哈爾濱的感染死亡人數終于開始下降。隨后，包括滿洲里、長春等東三省其他地區(qū)，也陸續(xù)實施了包括火化尸體在內的一系列防疫措施，東三省因鼠疫導致的感染死亡人數終被完全控制。

在與死神的殊死較量后，這場蔓延東三省、持續(xù)半年、奪去六萬人生命、威脅數百萬人的大瘟疫，被伍連德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奇跡般地平息。

從以往每次鼠疫大暴發(fā)的死亡人數來看，稱伍連德拯救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中國人的生命，毫不夸張。

盡管此次抗疫最終取得勝利，但付出的代價同樣慘痛。

據伍連德統(tǒng)計，哈爾濱防疫隊伍的殉職人數如下：

2943名防疫人員中，297名不幸去世。

他們同樣是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當時多數中醫(yī)不認可伍連德的科學防疫措施，但仍有9名中醫(yī)出于對伍連德的信任，加入防疫隊伍，其中4名在防疫工作中不幸殉職。

中國現代醫(yī)學先驅

經此一役，伍連德聲名遠揚，中國醫(yī)務工作者也因此揚眉吐氣。

要知道，在伍連德之前，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與現代醫(yī)學界相互抵觸，中國的醫(yī)務工作者在世界主流醫(yī)學界眼中，不過是冥頑不靈、愚昧無知的象征。

伍連德的成功，扭轉了全世界對中國醫(yī)生乃至中國人的刻板刻板印象。

1911年4月3日，因東北抗疫取得偉大勝利，中國歷史上首次國際學術會議——萬國鼠疫研究會于沈陽（彼時稱作奉天）召開。

1911年萬國鼠疫研究會，前排右四為伍連德

會議期間，主席伍連德獲前來參會的各國科學家一致贊譽，稱其為“鼠疫斗士”。

自人類與鼠疫展開殊死搏斗的1400年來，首位獲此偉大稱號者為中國人伍連德。伍連德堪稱全體中國人的驕傲。

抗疫勝利后，鑒于鼠疫在當時仍屬不治之癥，伍連德并未認為可以自此高枕無憂，他認為防疫工作才剛剛起步。于是，伍連德于中華大地開展了一系列現代醫(yī)學及防疫系統(tǒng)的創(chuàng)建工作。

1912年10月，伍連德創(chuàng)建北滿防疫處，此乃中國近代首個常設防疫機構。

1916年，防疫處更名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

1915年，伍連德與顏福慶等人共同發(fā)起成立中華醫(yī)學會，并創(chuàng)刊《中華醫(yī)學雜志》。伍連德擔任中華醫(yī)學會書記兼《中華醫(yī)學雜志》總編輯，編撰了文章開頭提及的《中國醫(yī)史》，以及《鼠疫概論》《霍亂概論》等專著。

1918年，伍連德出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中央防疫處處長。同年，伍連德籌建北京中央醫(y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并成為首任院長。

1922年，伍連德于沈陽創(chuàng)辦東北陸軍醫(yī)院。

1926年9月9日，伍連德創(chuàng)辦濱江醫(yī)學?？茖W校（哈爾濱醫(yī)科大學的前身），擔任首任校長，這是中國東北地區(qū)由中國人自辦的首所醫(yī)學高校。

1929年，在伍連德的倡導與推動下，中國與國際聯盟衛(wèi)生處達成協議，收回海港檢疫主權，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出任該處處長兼上海海港檢疫所所長。

1937年4月，伍連德擔任中華醫(yī)學會公共衛(wèi)生學會會長。

除推動現代醫(yī)學在中國落地生根，伍連德始終對傳染病保持高度警惕，在其領導下，多項國內重大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其中包括1917年綏遠鼠疫、1919年哈爾濱霍亂、1920年中國東北鼠疫，以及1932年上?；魜y。

學術方面，伍連德同樣享譽國際。憑借卓越的學術造詣，伍連德先后獲上海圣約翰大學、香港大學、日本東京醫(yī)科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當選蘇聯科學院名譽院士、蘇聯微生物學會外國會員。

1935年，因“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發(fā)現了旱獺在其傳播中的作用”，伍連德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提名。

需特別說明的是，盡管伍連德出生于馬來西亞，且具有英僑民身份，但在諾獎候選人資料表“國家”一欄，他填寫的是“中國”。即就已公開資料而言，他是首位獲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故事的結尾

在近代中國歷史中，伍連德是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

梁啟超如此評價他：“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人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也。”

劍橋大學歷史學家莫里斯則表示：“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勇敢無畏、最偉大且拯救人數最多的醫(yī)生。”

然而，當國家遭遇巨大災難，個人的輝煌亦會顯得黯淡無光。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侵占大半個中國。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被日軍誣為間諜的伍連德，只得痛苦地離開中國，舉家返回馬來西亞。

1951年，伍連德將其位于北京市東堂子胡同的住宅捐贈給中華醫(yī)學會。

1959年出版的自傳《鼠疫斗士》一書序言中，伍連德寫道：

“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至國民黨統(tǒng)治崩潰，往昔之事在我腦海中歷歷在目。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亞與世長辭，享年82歲。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道：“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斗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傲的了……”

《英國醫(yī)學周刊》的悼詞稱： 伍連德的辭世，令醫(yī)學界痛失一位傳奇人物。他畢生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我們無以為報，唯有永存感激。

2021年3月10日，谷歌將其首頁圖像替換為伍連德的相關內容，以此紀念他為人類抗疫事業(yè)作出的卓越貢獻。

2021年3月10日谷歌首頁圖

世界未曾忘卻他。

回溯至1965年，身為《中國醫(yī)史》譯者之一的馬堪溫，提出不應批判這部著作。

我們無從知曉，他是在翻譯過程中被伍連德偉大的一生所觸動，還是因其他緣由而轉變想法。

所幸，那般荒謬之事終究未曾發(fā)生。然而，歲月的塵埃還是將這位所有中國人都應銘記的人物掩埋。

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收到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的來信，查詢其創(chuàng)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時任中國微生物學會代秘書長的程光勝，對該學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伍連德竟全然不知。程光勝查閱各類資料后，發(fā)現伍連德已鮮少出現在中文出版物中。

伍連德的名字再度出現在大眾媒體，是在2003年“非典”爆發(fā)之后。

程光勝受《中國教育報》邀約，撰寫了介紹伍連德及其在東北防治鼠疫的文章。此時，距離伍連德最后一次離開中國，已逾半個多世紀。

在這半個多世紀里，現代醫(yī)學在中國歷經迷茫與蹣跚，卻始終砥礪前行。

在此期間，接受過現代醫(yī)學教育的優(yōu)秀醫(yī)學工作者層出不窮，甚至有人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

得益于現代醫(yī)學的扎根與發(fā)展，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超過75歲，中國的醫(yī)療防疫事業(yè)也已具備應對全球性病毒大流行考驗的能力。

這一切，皆應歸功于那位一百多年前回到中國、身形瘦小卻內心無比偉岸的無雙國士。

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言：“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p>

注：感謝王哲博士所著的《國士無雙伍連德》，使我首次真正了解偉大的伍連德博士，本文內容多處參考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