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65歲生日這天，蛋糕沒有點蠟燭，取而代之的是法庭的燈光。首爾龍山區(qū)，中央地區(qū)軍事法院。曾經的總統(tǒng)，再一次踏進這片熟悉的地界，卻不再是發(fā)布指令的人，而是坐在證人席上，說話需要被記錄、被核對、被反復追問。

時間有點殘酷。去年12月，國會通過彈劾案，尹錫悅被停職；一年后，同樣在12月，同樣在龍山，他面對的是“戒嚴軍人執(zhí)行內亂主要任務案”的庭審。生日與審判并排出現(xiàn)，本身就像一段冷峻的注腳，提醒所有人，權力退場后，歷史不會自動失憶。

這一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他曾熟悉的名字：前特戰(zhàn)司令、前首都防衛(wèi)司令、前反間諜司令、前情報司令。制服換成了西裝，肩章消失了，只剩下案號。尹錫悅說，看見這些軍方干部和警方人士站在那里，感到惋惜，也感到抱歉。他強調，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決定履行職責。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壓得很重。所謂“只是履行職責”，在法庭里往往意味著另一層意思：決定從哪里來，責任就要回到哪里。尹錫悅的“抱歉”，并不是否認決定的存在，而是承認決定的重量。問題只剩下一個——這個決定，究竟是臨時起意，還是早已寫進了日程表。

他在庭上重申老說法：緊急戒嚴令，是為了喚起國民對國家危機的警惕；當時的判斷是，戒嚴即便實施，也不會持續(xù)半天或一天；除前國防部長官金龍顯之外，從未指示他人就戒嚴進行研討或準備。這套表述，語氣克制，邏輯完整，聽起來像一份經過多次打磨的陳述稿。

但就在幾天前，負責調查緊急戒嚴事件的特檢組，交出了另一份文本。最終調查結果里，24人被提起訴訟，尹錫悅名列其中。特檢組的認定并不繞彎：緊急戒嚴并非臨時決定，而是長期籌劃；核心目的，不是提醒危機，而是清除政治異己，集中并鞏固個人權力。

兩種說法，在同一個12月交鋒。一邊是“不會持續(xù)半天”的短暫設想，一邊是“長期籌劃”的時間線；一邊是“只和一人討論”，一邊是完整的執(zhí)行體系；一邊是生日當天的歉意，一邊是調查文本里的冷靜判斷。法庭尚未給出最終裁決，但公共記憶已經開始對比、拼接、追問。

龍山這個地名，在韓國政治中并不只是一個坐標。它意味著權力中樞，也意味著軍政關系的敏感地帶。尹錫悅再次到訪龍山，不再是以總統(tǒng)身份指揮國家機器，而是作為證人，面對那些曾經被啟動的齒輪。位置一變，視角就變了。過去的“緊急”，在此刻被逐條拆解；過去的“必要”，在程序面前需要給出解釋。

庭審現(xiàn)場的氣氛并不喧鬧，沒有街頭的口號，也沒有社交媒體的情緒放大器，只有問答、記錄和時間的流動。正因為安靜，反而更鋒利。每一句“當時認為”，都會被追問依據；每一句“沒有指示”，都會被核查證據。制度的力量，不在于聲音大，而在于耐心。

尹錫悅說自己感到抱歉，這個姿態(tài)在情感上容易引發(fā)共鳴，卻無法自動抵消制度層面的追責。政治并不是一場個人情緒的敘述，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為。戒嚴令不是情緒表達，而是國家權力的極端形態(tài)；一旦啟動，就不再屬于某個人的判斷，而是全體社會必須承擔的后果。

特檢組的調查結論，把這場事件從“誤判”拉回到“籌備”。這兩個詞之間，隔著的是責任的深度。誤判可以討論能力，籌備就必須討論意圖。清除政治異己、集中權力，這些指控并不需要夸張，它們本身就足夠沉重，也足夠讓任何民主社會保持警惕。

65歲生日，本該是回顧人生的節(jié)點，卻變成了接受質詢的日子。這并非命運的玩笑，而是政治邏輯的自然延伸。當權力曾經越過常態(tài)，時間遲早會要求一個交代。龍山的法庭，沒有燭光，卻有更長久的照明。

庭審還會繼續(xù)，判決尚未落槌。尹錫悅的故事，也還沒有寫完。但這一幕已經足夠清晰：在制度面前，沒有永遠的職位，只有不斷被檢視的決定。生日會過去，法庭會散場，留下的，是社會對權力邊界的記憶，以及對下一次“緊急”二字的本能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