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南京路，經歷了一場從物理空間到文化意象的深刻蛻變，其核心驅動力，便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這四家民族資本百貨公司的崛起。它們遠非單純的商業(yè)場所，而是功能強大的“造夢機”——通過精密的資本運作、建筑實踐與文化編碼，系統(tǒng)性地生產出一種關于“現代”與“摩登”的集體幻想。

本文以“造夢機”為隱喻，剖析這一都市景觀的建構過程：百貨公司如何通過戰(zhàn)略性的空間落位與激烈競逐，重塑了南京路的商業(yè)地理；其折衷主義的建筑美學與新興技術，如何將街道從平凡的“馬路”轉變?yōu)槌錆M戲劇性的“舞臺”；最終，它們又如何通過組織新穎的消費實踐，引導市民在其中體驗并內化一種現代性的生活方式。本研究試圖論證，南京路的現代性，在相當程度上并非自然生成，而是被百貨公司這一綜合性裝置所主動建構、展示并販賣的，這一“造夢”歷程及其物質遺產，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上海的城市肌理與文化記憶。

一、作為“造夢機”的百貨公司

首先，我們?yōu)槭裁匆劢褂诎儇浌?？在近代上海紛繁復雜的城市圖景中，銀行、市政大樓、報館、電影院、工廠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近代上海的兩個重要歷史事件卻與百貨公司緊密相連：1949年5月25日，位于新新公司東北角樓的凱旋電臺向上海市民播報：“親愛的上海人民，我們上海人民解放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來到上海南京路！”隨后，上海第一枚紅旗，懸掛于永安公司的塔樓——天韻樓的尖頂上。這些歷史性事件，伴隨著普通市民對于百貨公司的記憶，讓百貨公司成為城市中最有特點的節(jié)點，至今仍被各界人士津津樂道。同時，正是因為百貨公司作為一個場所，將資本、商品、空間、身體和欲望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是解讀上?，F代性與都市文化最生動的文本。

基于此，“造夢機”這個隱喻便呼之欲出了。百貨公司正是制造和展示“摩登”（Modern）之夢的核心裝置。它將抽象的“現代”、“西化”、“時尚”等概念，轉化為可觸摸的商品、可穿行的空間、可觀看的櫥窗和可參與的娛樂。它不僅僅在銷售商品，更是在銷售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身份認同的幻想，并將這種幻想物質化、空間化于南京路這條偉大的街道上。

二、百貨公司的空間落位與南京路商業(yè)格局的重塑

在百貨公司出現之前，南京路雖然已是商業(yè)要道，但其核心區(qū)域仍在四川路以東到外灘片區(qū)，這里集中了幾個英商百貨公司，也是銀行、洋行聚集之處。從四川路往西走，街道就越來越疏朗、建筑也愈發(fā)趨于中式（圖1）。

圖1

先施與永安的創(chuàng)始人，都是具有敏銳眼光的華僑資本家。他們先后在香港創(chuàng)辦百貨公司，在初嘗經營成效后，將目光放在這個“遠東第一大都會”，以圖再創(chuàng)輝煌。他們選擇在日升樓（今浙江中路與南京東路交匯處）附近對峙而立，這里正處于當時商業(yè)繁華地段的西緣，向東可吸引傳統(tǒng)客流，向西則直面跑馬廳這片巨大的城市開放空間，預示著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兩條電車線路在這里交匯而過，既能帶動本地客流，也能讓周邊城鎮(zhèn)的客流經由上海北站的電車快速地到達這個路口。馬應彪（先施）和郭氏兄弟（永安）的“對壘開局”，一舉奠定了南京路中心段一百多年的基本格局。在先施、永安之后，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相繼在其西邊落座開業(yè)。于是，從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短短數百米的距離內，四大公司密集排布（圖2）。它們不再是孤立的商業(yè)點，而是通過激烈的競爭和功能的互補，串聯起整個南京路東段，形成了一條高密度、高強度的“景觀消費帶”。顧客在一家公司購物后，會很自然地漫步到下一家。百貨公司們共同將南京路從一條線性的馬路，提升為一個整體的、充滿吸引力的消費“場域”。

三、百貨公司的建筑美學與街道意象的現代化轉型

四大公司的建筑本身，就是宣言書。它們普遍采用當時流行的折衷主義風格，將巴洛克式的穹頂、新古典主義的立柱、文藝復興式的細部，與現代化的鋼架結構和玻璃幕墻結合在一起。比如永安的標志性塔樓，先施的尖頂，都不僅僅是裝飾，而是權力的象征，是定義城市天際線的視覺焦點。它們以其巨大的體量和垂直的形態(tài)，徹底打破了傳統(tǒng)中國城市低矮、平緩的空間尺度，宣告了一個追求高度、速度和效率的現代時代的到來。

當夜幕降臨，建筑立面上的霓虹燈和巨幅廣告牌次第亮起，徹底改變了城市的夜間景觀。南京路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不夜城”，光影本身成為消費主義的盛大演出，持續(xù)不斷地制造著繁華與夢幻的氛圍（圖3）。

圖3

這種建筑與街道的互動，在“騎樓”這一元素上得到極致體現，它原本是為人行道提供了遮陽避雨的空間，在南京路上它卻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天候的、鼓勵漫游的消費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它模糊了室內與室外、公共與私密的邊界。行人在騎樓下穿梭，目光卻被櫥窗內的景象所吸引，仿佛在觀看一個個微縮的夢境。

四、百貨公司、消費實踐與現代性都市體驗的建構

空間功能的復合性與“一站式”體驗

四大公司的革命性，還在于它們超越了單純的購物功能，成為復合型的現代生活展示和體驗空間。先施和永安都附設有旅館、酒樓和舞廳。新新公司有“新新樂園”屋頂花園，提供戲曲、雜耍等娛樂。正如1946年《工商通訊》中一文記載的：

“永安公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百貨大商場，從鋪面到四樓，寰球百貨應有盡有，惟很多人還不知道他尚有很多‘同胞兄弟’，直接間接都是永安資產。你辦了貨色假如無處可住，它有頭等房間大東旅社供應；你想散心解悶，現代化的請你彎進大東舞廳，舊式化的有天韻樓游藝場，五花八門，各戲俱全；假如要吃的話更可隨心所欲，大菜間、茶室、冷飲部、七重天、咖啡室，你有什么胃口就有什么供你滿意，吃個痛快而已。假如你需要保險，那永安人壽保險水火保險公司已在新廈等你。你要愛用國布的話，那永安紗廠的出品也是赫赫有名，在紗布業(yè)中首屈一指，楊樹浦有永安一廠，吳淞是永安二廠，三廠在麥根路，后又在蘊藻浜開設永安第四廠，紗廠外漂染還有大華印染廠，惠通紗廠也屬于永安紡織公司之范圍?！?/p>

這意味著，市民來到百貨公司，可以待上一整天：白天購物，下午在茶室約會，晚上在屋頂花園看戲，或者去舞廳跳舞。百貨公司提供了一個“一站式”的現代生活體驗包。它也因此成為上海最重要的新型公共空間之一。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人在此交匯。女性可以在此相對自由地活動、社交，展現自我，觀察他人也被他人觀察——百貨公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成為“現代人”的課堂。

商品、身體與身份的重新定義

走進百貨公司，就如同開啟了一場“環(huán)球旅行”。這里陳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英國的毛呢、法國的化妝品、美國的電器、瑞士的鐘表。這種陳列本身就在販賣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想象，暗示著購買這些商品，就能與全球時尚同步。

其中，對身體相關的商品營銷最為突出。百貨公司通過引進和推廣時尚服飾、高跟鞋、絲襪、化妝品，直接參與了對“摩登女郎”形象的塑造。短發(fā)、旗袍、高跟鞋、手袋，這一經典形象的形成，與百貨公司的推波助瀾密不可分。同樣，西裝、領帶、皮鞋也在塑造著“現代男性”的形象。消費主義與身份認同緊密掛鉤：你通過消費什么、如何消費，來定義自己的品味、階層和現代程度。

競爭的技術：促銷活動、時尚展演與媒體廣告

為了吸引顧客，四大公司使出了渾身解數——打折、贈品、抽獎（頭獎常常是汽車或洋房）等促銷活動層出不窮，制造出一波波消費狂歡節(jié)。

更高級的競爭則升華為文化景觀的競爭。它們聘請“上海小姐”作為形象代言人，舉辦時裝發(fā)布會和選美比賽，將商業(yè)活動包裝成社會時尚事件。同時，它們在《申報》、《新聞報》等大眾媒體上大量投放廣告，不僅宣傳商品，更共同炒作“四大公司”和南京路作為“現代”、“時尚”代名詞的整體意象。這種聯合造勢，使得南京路的景觀效應不斷自我強化。

五、“夢”的遺產與當代回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近代上海的四大百貨公司，絕不僅僅是被動的商業(yè)實體。它們是能動的“造夢機”，是建構南京路現代性景觀的核心行動者。它們通過戰(zhàn)略性的空間落位重塑了城市商業(yè)地理；通過混雜而宏偉的建筑美學轉型了街道意象；通過復合化的空間功能和精心設計的消費實踐，重新定義了現代都市生活體驗。從物理空間到視覺美學，從社會功能到文化心理，它們多維度、立體地參與并主導了“十里洋場”這場盛大“夢境”的制造。

這種“造夢”的遺產一直延續(xù)至今。我們今天看到的南京路步行街，其作為“中華第一街”的底色，正是在那個時期由四大公司所奠定的。那種消費主義、現代化、國際化的基因，依然在深刻影響著上海的城市性格。后來的第一百貨（原大新公司）、上海華聯商廈（原永安公司，現永安百貨）等，都是在近代百貨的軀體上延續(xù)著商業(yè)傳奇。

部分參考文獻：

1.周慧琳：《近代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研究：建筑，消費空間，城市文化》，同濟大學出版社，2021.

2.連玲玲：《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3.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煉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葉文心：《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10.

5.德波，居伊：《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6.郭泉：《永安精神之發(fā)軔與長成》，載于《文史資料選輯》等。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2025年最新推出以“近現代上海城市景觀與社會生活”為主題的系列學術沙龍活動，本文內容來自第一期沙龍“大上海與現代性”主題報告，文章由作者改寫，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