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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公眾的普遍認知中，近年來韓國在尹錫悅政府主導下似乎始終采取親美近日、對華強硬的姿態(tài)，為何如今卻出現(xiàn)看似“轉向”的舉動？這種變化究竟是偶然的情緒波動，還是背后有更深層的邏輯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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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3日，正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韓國濟州島一處舊日軍飛機庫前，近百名當?shù)孛癖娮园l(fā)聚集。他們手捧白菊，肅立默哀，鄭重行禮，并拉起用漢字書寫的橫幅——“南京和濟州苦痛的相遇”。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首次行動，而是連續(xù)第十二年舉行的民間悼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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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這意味著這項活動自2014年起便已悄然展開。十余年來，風雨無阻，參與者始終如一地堅持著這份沉重的記憶傳承。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早已存在，為何我們直到今年才察覺到其中傳遞出的不同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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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場儀式的意義，必須揭開濟州島上那段塵封的歷史。位于島嶼南部的阿德勒機場（Aderu Airfield），曾是日本帝國陸軍航空部隊的重要據點。根據韓國學術界的研究資料，1937年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該基地成為日軍對中國東部城市實施遠程轟炸的關鍵出發(f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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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片跑道起飛的戰(zhàn)機，多次跨越東海，向南京、上海等城市投下超過300噸炸藥，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這些炸彈不僅奪走了無數(shù)中國家庭的生命，也把戰(zhàn)爭的陰影深深烙印在兩個島嶼之間的地理與歷史聯(lián)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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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造這座機場與機庫的勞力，則幾乎全部來自被強制征召的濟州本地農民。他們在惡劣條件下日夜施工，許多人因饑餓、疾病或過度勞累倒下，最終未能回到親人身邊。對他們而言，這片土地既是殖民壓迫的見證，也是民族創(chuàng)傷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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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濟州人面對這段歷史時，內心充滿復雜情緒。他們本身是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的直接受害者，遭受了長達三十五年的高壓統(tǒng)治與資源掠奪；但與此同時，他們的家園又客觀上成為了侵略他國的跳板，間接參與了對他國民眾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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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既悲痛又愧疚的心理驅動下，當?shù)睾推浇M織年復一年舉行紀念活動。那句“南京和濟州苦痛的相遇”，不僅是對共同苦難的確認，更是一種跨越國界的共情表達——兩國人民都曾在同一場戰(zhàn)爭機器中淪為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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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類活動并不僅僅停留在緬懷層面。發(fā)起方主要是濟州本土的民間和平團體，其核心訴求遠不止于歷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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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活動現(xiàn)場都能聽到一句反復強調的口號：“把濟州建成真正的非武裝和平之島?！边@句話揭示了他們真正的政治意圖：反對韓國政府在濟州島建設大型海軍基地，尤其是針對漢拿山腳下的新軍事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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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堅信，正是因為過去擁有軍事功能，濟州才被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為戰(zhàn)爭支點；若今天再度 militarize（軍事化），一旦區(qū)域局勢緊張，這座島嶼將再次成為沖突前沿，百姓將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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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借由悼念南京遇難者的契機，他們既表達了對歷史責任的認知，也巧妙地將議題延伸至當下政策爭議之中。通過喚起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公眾的情感共鳴，增強自身主張的正當性與傳播力，實現(xiàn)多重目標的疊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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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為什么此前十一年里這一活動未引起廣泛關注，而今年卻被視為“風向轉變”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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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于韓國整體外交氛圍的演變。前幾年，在尹錫悅領導下，韓國明顯傾向于強化韓美同盟、修復與日本的關系，甚至在一些敏感議題上表現(xiàn)出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姿態(tài)，導致中韓關系陷入多年來的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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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即便濟州存在此類友好舉動，也難以獲得主流媒體放大報道的機會，自然很難進入中國輿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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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年以來，韓國政策基調逐漸顯現(xiàn)出務實調整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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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層日益意識到，單靠安全依賴美國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作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在其經濟結構中的地位無可替代——三星電子的芯片出口、現(xiàn)代汽車的整車銷售、農產品與化妝品市場，均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準入與消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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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年因外交摩擦引發(fā)的旅游停滯、農產品禁運等問題，已給韓國相關產業(yè)帶來顯著經濟損失。現(xiàn)實壓力迫使韓國重新評估對華策略，開始主動釋放緩和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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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恢復中國團隊游客免簽待遇，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官方排序由過去的“韓日中”改為“韓中日”——雖僅為文字順序調整，卻具有強烈象征意義，顯示出愿意優(yōu)先重視對華關系的姿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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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宏觀轉向中，濟州持續(xù)多年的民間紀念活動，恰好成為一個極具價值的“情感接口”。它既不涉及官方立場承諾，又能有效傳遞尊重歷史、珍視和平的形象，成為中國民眾感知韓國態(tài)度變化的一個具體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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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韓國而言，這是一次低成本高回報的公共外交實踐：無需重大讓步，即可贏得一定程度的輿論好感，為雙邊關系回暖鋪墊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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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中國公眾來說，長期目睹韓國在中美博弈中偏向美方的表現(xiàn)后，突然看到其民間群體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難免產生“反常即妖”的警覺感，進而質疑其動機是否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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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不對勁”的感覺，本質上源于對比參照系的變化。尤其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鄰國日本時，差異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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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xiàn)屢屢令人失望：政客頻繁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淡化侵略罪行，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聲音時有出現(xiàn)。相比之下，韓國作為同樣遭受過殖民創(chuàng)傷的國家，始終保持對日本右翼傾向的警惕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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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通過悼念南京遇難者，進一步劃清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界限，展現(xiàn)出不同的價值取向。這種鮮明對比，自然更容易引發(fā)中國社會的認可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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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韓國當前的做法，根本出發(fā)點仍是國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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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突如其來的道德覺醒，也不是戰(zhàn)略立場的根本逆轉，而是在大國競爭格局中尋求平衡的一種靈活應對。安全上依靠美國保護傘，經濟上深度嵌入中國市場，韓國試圖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兩不得罪”的中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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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的民間紀念活動，恰逢其時地成為服務于這一戰(zhàn)略目標的文化資源，因而被賦予超越以往的政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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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這件事的本質是：歷史記憶被轉化為現(xiàn)實外交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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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民眾借助共同的歷史傷痕，表達反對軍事化的訴求；韓國政府則順勢而為，利用此類事件傳遞對華善意；中國人民則因相似的戰(zhàn)爭經歷，產生情感共振。三方各取所需，形成一場基于現(xiàn)實考量的理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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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某種精心策劃的陰謀，也非突發(fā)的情感轉向，而是多方利益交匯下的自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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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不必為此過度激動，也不必一味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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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韓國在歷史認知上不倒退，在經貿往來、人員交流等領域持續(xù)推出實質性舉措，中韓之間的合作空間依然廣闊。哪怕未來仍可能出現(xiàn)分歧，只要底線清晰、溝通暢通，關系就有望穩(wěn)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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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亡靈，還是濟州島在殖民時期承受的苦難，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深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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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更多人愿意銘記過去、拒絕遺忘，當不同國家的民眾能因共同傷痛而彼此理解，和平的可能性才會真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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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這次看似突兀的“風向轉變”，實則是歷史情感與現(xiàn)實利益交織作用下的必然呈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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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了這一點，就能明白為何我們今年才覺得“不對勁”——不是風向變了，而是我們終于看清了風是如何吹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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