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動物城2》中「蛇族貢獻被抹除且遭歧視」的劇情隱喻兩岸四地外華人長期被主流敘事剝奪話語權(quán)的集體命運，華人社群應主動爭取歷史詮釋與公共參與，建立有尊嚴的未來。”

▲ 《瘋狂動物城2》：票房與口碑雙豐收

原文標題：Zootopia 2另類解讀 全球華人困境與掙扎

作者：陳星恒

迪斯尼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2》于2025年11月底在香港上映，由黃子華聲演的狐貍「阿力」(Nick Wilde)，與容祖兒聲演的兔警官「朱迪」(Judy Hopps)，將帶領觀眾開始新的冒險。中國大陸上映時同時提供英文原聲與普通話配音版本，張震、季冠霖、大鵬、費翔、金晨等明星參與配音。截至12月15日，影片已在中國大陸斬獲超5億美元票房，遠超北美的2.6億票房，顯示中國市場極高的接納與認可度。

電影中，名叫蓋瑞·一條蛇(Gary De' Snake)的小蛇帶著觀眾揭開了一個被塵封的家族秘密：他的祖輩不僅設計了適合所有動物生活的居所，更發(fā)明了維持生態(tài)的氣候墻。這些奠定動物城基石的貢獻，最終卻在歷史敘事中被強勢族群篡奪與埋沒。

決定揭開家族真相的小蛇蓋瑞由關(guān)繼威(Jonathan Ke Huy Quan)配音絕非偶然。這位美籍越南華裔演員的個人經(jīng)歷本身就是一段散居于兩岸四地以外的全球華人的奮斗縮影：幼時以政治難民身份抵達美國，在好萊塢童星出道卻歷經(jīng)沉浮，最終憑借自身努力榮膺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他在影片中賦予蓋瑞的謹慎、多疑與幽默，彷佛是兩岸四地外華人復雜生存心態(tài)的聲演——在強勢文化包圍中，既需保持警覺，又不得不以幽默作為保護色。

▲ 　蓋瑞：英文原版由奧斯卡影帝關(guān)繼威配音

這種華裔元素不僅體現(xiàn)在角色和配音上，還延伸到電影的幕后制作團隊中。在《瘋狂動物城》系列兩部正篇及衍生作品的完整制作鏈條中，已確認有至少18位華裔（含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美國出生的華裔）直接參與核心創(chuàng)作與技術(shù)崗位，另有約30位華裔背景藝術(shù)家出現(xiàn)在群組演職表（crowd credits）中，但姓名未單獨列出。例如，Stella Hsin-Huei Cheng擔任技術(shù)總監(jiān)，負責動畫渲染和流程優(yōu)化，Diana J. Zeng則主管照明，提升了動物毛發(fā)和環(huán)境光效的細膩度，Yezi Xue與Jeff Chung擔任光效設計師，Laurie L. Au負責財務部門預算審核。

這些華裔工作者的貢獻不僅支撐了影片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還象征性地呼應了電影主題——華人智慧流敘事中雖常被邊緣化，卻是構(gòu)筑整體成功的基石。

更深刻的隱喻在于，無論是關(guān)繼威本人被譽為的「模范族裔」，還是他所配音的角色，都陷入一種被主流社會符號化的困境。華人在兩岸四地外的社會常被套上兩副面孔：一副是勤奮、順從的「模范少數(shù)族裔」；另一副，則是深植于西方文化潛意識中，代表狡猾、神秘與潛在危險的「蛇類」負面形象。

正如動物城中哺乳動物對爬蟲類根深蒂固的戒備，這種源自文化深處的偏見并非個體成就能輕易洗刷。整個故事線堪稱華人移民歷史遭遇的一面鏡像。蛇族先祖的創(chuàng)意筆記對應著中華文明的智慧結(jié)晶，而篡改歷史的某個曾與蛇族合作的強勢家族，則象征著歷史上竊取華人成果并打壓華人社群的強勢族群。當蓋瑞決心揭開被掩蓋的家族歷史時，他的旅程恰恰象征著海外華人重新尋找自我認同、重建歷史敘事的艱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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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貢獻與被遺忘的傷痕

華人移民的奮斗史，是一部用血汗書寫卻屢遭遺忘的史詩。在北美，數(shù)以萬計的華工用生命鋪就了橫貫美國的太平洋鐵路。他們?nèi)淌苤Ｈ穗y以想象的惡劣環(huán)境和繁重工作，「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華工尸體」。然而，當這條連接東西海岸的大動脈在1869年竣工時，慶典照片中的華工身影卻寥寥可數(shù)。

鐵路建成后，旅美華裔人數(shù)顯著增長，至1880年已約達10萬人，其中不少為華工，在美國不同行業(yè)中辛勤勞作。隨之而來的不是美國對華人的感激，而是一系列暴力事件：1871年洛杉磯華人大屠殺、1880年丹佛排華暴動……直到1882年《排華法案》出臺，全面禁止華工入境，將這股排華情緒推向頂峰。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文排除某個族群的移民法，自此，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敵視和歧視被合法化。

在東南亞，華人的貢獻更為深遠。從文萊蘇丹國時期的海上貿(mào)易網(wǎng)絡，到華人礦工在婆羅洲建立的蘭芳公司——這個存在超過百年的自治體制，展現(xiàn)了華人組織社會、管理資源的卓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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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的誘惑：為何自愿放棄話語權(quán)？

在電影中，蛇家族受到合作伙伴背叛，而從動物城歷史中被抹去。而在現(xiàn)實歷史中，卻為何是華人往往自愿放棄政治話語權(quán)？這背后，是一種深植于初代移民心中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實用主義算計。在當時的生存環(huán)境下，這彷佛是保障未來的最優(yōu)解。對于第一代移民，人生目標非常具體：賺錢、買房、讓子女接受良好教育，這些是看得見的「實在利益」，而爭奪話語權(quán)——參與政治、影響輿論——是一項投入巨大、回報周期長且風險高的「公共事業(yè)」。

傳統(tǒng)華人社會的信任半徑主要局限于家族與同鄉(xiāng)，背后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在起作用。這種理論認為人際關(guān)系如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紋，以「己」為中心，層層外推。

這種格局下，個體對核心家庭與親屬的責任感遠超過對抽象社群或共同體的承諾。他們愿意在外忍氣吞聲，是為了讓家人揚眉吐氣；寧愿在政治上沉默，是為了讓后代獲得階層躍遷階梯。

這是一種將政治權(quán)利兌換為經(jīng)濟資本再投資于家庭未來的策略，短期內(nèi)確實保障了家庭安全，卻埋下了長期隱患。就像電影中的蛇家族，因為無人為其發(fā)聲，貢獻被輕易抹去。沒有話語權(quán)，就沒有歷史地位。

▲ 《瘋狂動物城2》劇照：危急關(guān)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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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者狂熱與自我否定的悖論

兩岸四地外的全球華人社會內(nèi)部的一個復雜現(xiàn)象是「皈依者狂熱」——部分華人通過激烈否定自身文化根源，來證明對新環(huán)境的忠誠。這種心理機制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在印度尼西亞，蘇哈圖時代的強制同化政策導致一代華人放棄中文姓名、禁止公開慶祝春節(jié)，甚至有人主動改信仰以獲得政治認可。

在新加坡，雙語政策實際導致華語能力大幅衰退。1980年，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用語的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并為國立新加坡大學，根據(jù)2020年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占總?cè)丝诔^70%的華人族群中，僅有不足30%的新加坡華人在家主要使用華語，年輕一代更傾向于使用英語作為第一語言。

對比鮮明的是，盡管馬來西亞華人僅占總?cè)丝诩s兩成，卻創(chuàng)建了東南亞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從華文小學、獨立中學到大專院校。黃錦樹、張貴興、黎紫書等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創(chuàng)作的「馬華文學」構(gòu)建獨特的南洋奇觀和文化鄉(xiāng)愁，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之所以在同樣的區(qū)域，華人文化保存出現(xiàn)如此大的差異，是因為政治結(jié)構(gòu)與社群策略的不同。馬來西亞華人通過持續(xù)的政治爭取和經(jīng)濟自主，維持了文化空間；而新加坡則在「國家建設」的大旗下，將華文文化保育讓位于構(gòu)建多種族國家認同的目標，轉(zhuǎn)而推行以英語為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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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期望與殘酷的覺醒

許多早期移民懷抱著對新社會的天真期望：相信只要自己守法、納稅、勤奮，就能受到公正對待，獲得社會尊重，但他們低估了法律之外存在的系統(tǒng)性偏見和文化歧視。這種天真體現(xiàn)在對「規(guī)則」的迷信上，他們認為經(jīng)濟成功必然會轉(zhuǎn)化為社會接納，甚至部分人通過「皈依者狂熱」來尋求認可。但歷史證明，當危機來臨時，最先被犧牲的往往是這些沒有政治根基的「非我族類」他者群體。

美國的懷俄明州石泉鎮(zhèn)礦區(qū)暴動、塔科馬驅(qū)逐事件，以及大馬的「513」事件、茅草行動，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黑色五月」排華暴動，則給了那些仍懷有幻想的華人們最殘酷的覺醒。許多原本以為「悶聲發(fā)大財」就能保平安的華商和華人家庭瞬間失去了一切保障、終身積累的財產(chǎn)，乃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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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路：從家庭理性到族群共榮

電影結(jié)尾，小蛇蓋瑞肩負起家族的使命，這暗示了一條突破之路：通過重新掌握歷史話語權(quán)，重建身份認同。從政治身份而言，華人移民已歸化于不同的國籍；但從文化血脈與歷史記憶觀之，散落全球的數(shù)千萬華人的命運依然通過一種無形的紐帶相互連結(jié)。歷史上的相互守望，印證了華人命運的共同體連結(jié)。

1911年，墨西哥發(fā)生針對華人的托雷翁大屠殺，清政府向墨西哥政府索要賠償，并派出海圻號以壯聲勢。1918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派遣陸軍和海軍艦艇、征調(diào)民用船只前往海參崴撤僑。

這種從歷史中汲取的教訓，也正逐漸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中的政治覺醒與行動。二戰(zhàn)時期，3,200多名南洋華僑青年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在「每公里犧牲一人」的滇緬公路上冒著日軍轟炸運送戰(zhàn)略物資。新加坡商人陳嘉庚組織的籌賑總會，為中國抗戰(zhàn)籌集了相當于今天數(shù)十億美元的資金。在婆羅洲（加里曼丹島），華人正在重返政治舞臺。華裔政治人物黃漢山于2008年至2018年擔任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長，成為該省首位華裔副省長，象征著華人從純經(jīng)濟參與轉(zhuǎn)向政治參與的突破。近年來，部分地區(qū)開始正視華人的貢獻，或通過設立博物館、公開道歉等方式，嘗試與歷史上排華的黑暗篇章進行切割。

華人社群地位真正的轉(zhuǎn)變在于他們意識到：以家庭為單位的「理性」選擇迭加起來，可能構(gòu)成整個族群「非理性」的災難性后果。真正的、可持續(xù)的安全感無法用沉默和金錢購買，只能通過勇敢地參與塑造社會規(guī)則來獲得。

歷史學家王賡武曾提出「華人移民的多重認同」理論，認為華人移民可能同時擁有歷史中國、民族國家與在地小區(qū)三層認同；但這三重認同并非對立，而是可以并存共生。當小蛇蓋瑞最終選擇面對家族歷史時，他并沒有因同類遭受的驅(qū)趕與歧視而否定動物城，而是在為動物城創(chuàng)造一個更真實、包容的歷史敘事。

▲ 歷史學家王賡武

華人移民的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融入不是自我消失或外部仇視，而是帶著自身文化特質(zhì)，積極共同參與建設一個更多元的社會——就像動物城中那些形態(tài)各異卻又和諧共處的動物們一樣。

只有當華人社群完成從「家庭理性」到「族群共榮」意識的躍升，才能打破貢獻被埋沒、權(quán)益受損害的歷史循環(huán)，為子孫后代建構(gòu)一個更有尊嚴的未來。

本文刊載于亞洲周刊2025年第51期

文章與雜志內(nèi)容相比有刪節(jié)

策劃：邱立本

編輯：李曉彤

審核：宋陽標

出品：香港 亞洲周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