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浙江日報翻開半版都是這個案子，黑體紅字頂在最上，《南京博物院保管員監(jiān)守自盜，倒賣文物價值18萬元被判死刑》，18萬在1993年能在北京拿下一處四合院，陳超只有23歲，月薪不到三百，按這個速度往前攢，五十年才能湊齊這筆錢。

南京本地人，1991年進南京博物院當保管員，鑰匙掛腰間，走路叮當響，高中文化，不懂斷代鑒藏，愛打游戲機，周末去玄武湖溜冰，外表安靜，沒人往賊心上聯(lián)想，他把庫房當值的日子過成了一張通行證，手里那串鑰匙能開門，賬本能改字，19件文物就是從這里消失的。

1992年春天第一次動手，一只明代青花小盤，三級文物，巴掌大小，午休時把盤子塞進夾克內袋，門口保安點頭打招呼就出去了，夫子廟古玩市場找上一個浙江商人，800元成交，三個月工資換一只小盤，他拎著錢先買鞋，剩下投到游戲廳。

有了第一次，路徑就變得簡單，庫房管理松得像篩子，架上堆滿箱子，編號參差，賬與實物對不上，拿走一件，登記簿劃掉一條，沒人追問，1992到1993年9月，他陸續(xù)把小件往外遞，里頭有一件國家二級文物、一件三級，挑輕巧、不顯眼的拿，沉重的大件不敢碰。

銷贓像兒戲，把東西拎去夫子廟、朝天宮的老店，老板看他年輕，出價壓到地板，一件官窯小碗市價上萬，他口袋里只進1500，店家問來處，他說祖?zhèn)鳎捳f出口不深究，三年里湊出3萬多，平均一件不到兩千，錢換成進口音響、一輛摩托、一個去深圳的行程，花完就散。

1993年9月出事，館里清點，發(fā)現(xiàn)一對二級玉璧不在架上，保衛(wèi)科去翻監(jiān)控，走廊有鏡頭，庫房沒有，科長把時間軸往前推，盯到陳超一段時期每天提前半小時到崗，理由是打掃衛(wèi)生，某天早上，他把一面銅鏡塞進懷里，轉身就被按住。

審訊里，他把過程交代干凈，他對價值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想弄點錢花，檢察官問是不是國家文物，他點頭，說不清價格，心里以為普通盜竊，關幾年就出，18萬把標尺推到另一側，1993年11月，南京中院一審宣告死刑，他當庭癱倒。

1993年12月28日執(zhí)行，冬至剛過，郊外刑場，新華社發(fā)簡訊，浙江日報轉發(fā)，配一行編者按，23歲的年紀被寫進教訓的文本，文博圈內外都在看，可惜的一個人，遺憾的一地制度。

事后看庫房，漏洞并沒有被補上，陳超靠鑰匙與賬本走位，事后換鎖，登記多幾欄，核心環(huán)節(jié)還在原地，清點不細，專家鑒定不公開，調撥程序留有空白，1997年，凌波起草調撥單，徐湖平簽字，錢鋒復核，把《江南春》等五件標注“偽作”的作品調撥至文物總店，6800元的總價落在單據(jù)上，比陳超那19件的進賬還低。

陳超不懂，也知道老物有價，凌波熟門熟路，卻在價值面前遞出一個更低的數(shù)字，仇英的名頭擺在那一欄，存疑也不至于幾千塊打發(fā)，偏偏寫成調劑，這幅價連陳超看見都會搖頭，報的是這個數(shù)，批的是這個數(shù)，核的還是這個數(shù)，三個懂行的人，做出一串更難解釋的簽字。

2008年，陳超離開十五年，龐叔令第一次向南博詢問捐贈文物的去向，得到的答復是按程序處理，這份程序制定在陳超案之后第五年，本意是守住國有資產，實際落地卻成了“合法流失”的工具，蓋章與流程把邊界往外推了一步。

陳超送去古玩鋪的東西，多數(shù)追回，警方沿線從夫子廟與朝天宮找回17件，另外2件追至浙江也回到庫里，他賣價最高的是一件明代玉佩，6000落袋，二級玉璧只出1200，他不懂，價格就低，他被執(zhí)行，文物回家。

8800萬估值的《江南春》沒能回來，它不是被人順走，而是飄在“合規(guī)調撥”的紙面上離開，調撥的人學歷在簡歷里很亮，資歷堆在履歷里很厚，現(xiàn)實里報出的價格比陳超還低，陳超出門要看保安的眼色，要編來處，調撥那邊只需一張單據(jù)，三個名字，一個公章。

處決之后，南博連開三天會，主題寫著加強庫房管理，領導說不能再出陳超，臺上話說得正經(jīng)，臺下漏洞沒有被直面，人手多了，規(guī)章厚了，門口有人守，庫里有人看，這一套能擋住內賊，擋不住寫著調撥的手續(xù)。

1995年，臨時工在布展時把一只清代鼻煙壺放進兜里，這次處理成開除，1997年，清理“偽作”寫進計劃，《江南春》們被劃進調撥的欄里，行為合規(guī)，合規(guī)的難追，違法有明確界限，合規(guī)沒有把柄，后果卻一樣需要承擔。

2014年，藝蘭齋把《雙馬圖》擺上拍場，圖錄寫來源可靠，成交230萬，來源指向南博調撥，流程完整，來源清白，清白就能成交，市場里數(shù)字落在板上，追責卻找不到對象。

2025年，《江南春》估到8800萬，龐叔令報警，拍賣撤掉，南博表述這幅畫1984年就被定為偽作，檔案在館里，記錄在卷里，既然檔案擺著，為何估價能寫到這個位置，假的憑什么換真金，問號停在案頭，解釋沒有出現(xiàn)。

如果陳超活到現(xiàn)在，55歲的人，看到8800萬的估價在新聞里跳出來，心里可能會想，當年多讀點資料，手里那幾件能不能賣高一點，另外一種可能，他看著這條鏈條，會覺得一種復雜的荒誕，黑白寫在紙上，價格寫在紙上，路徑也寫在紙上。

九十年代的浙江日報把這案子當警示，頭條大字配上囚服照，編者按里寫青年與貪欲，文末沒有展開制度這條線，監(jiān)管的失效同樣需要被看見，個人案件翻頁過去，制度問題延續(xù)到2025，延續(xù)到一張8800萬的估價單。

卷宗里有一句供述，“我以為拿一兩件沒事，庫房東西多，少幾個看不出來”，這句話換一種場景放在1997年的調撥桌上，很容易重合，東西多，調出幾件也能對上賬，賬本在自己手里，差別在于，陳超的路徑叫偷，另一條路徑叫調，一個要槍決，一個算失誤。

失誤這個詞看著溫和，防不住，陳超的失誤是年輕與無知，凌波的失誤是按程序辦事，徐湖平的失誤是信任環(huán)節(jié)，錢鋒的失誤是復核不嚴，四個失誤疊加成一次價值外流，沒有鐵窗與判決，后果卻壓在公共資產上，他失去生命，他們失去國寶。

把警鐘繼續(xù)敲在關鍵點上，檔案對公眾開放查驗，流程全鏈留痕，簽字與責任一一對應，拍賣端把盡調做實，市場端把材料優(yōu)先寫到明面上，把簽字不等于真相這句話說清，把證據(jù)與檔案放在最前，文化資產才能安穩(wěn)，行業(yè)生態(tài)才能向上，制度要比個人更可靠，流程要比口碑更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