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夜，北平西郊一間庫房里，軍史干部翻檢繳獲檔案，一本袖珍筆記本掉落腳邊。封皮斑駁，扉頁只有六字：“天命未必可違”。落款——黃百韜。翻到倒數(shù)第二頁，短短兩行字格外扎眼：“徐蚌若決戰(zhàn)，殆矣；吾亦殆。”眾人面面相覷，這份提前寫下的“判詞”讓人疑惑：淮海戰(zhàn)役尚未打響，他為何已經(jīng)這樣灰心？

要弄清緣由，得把時間撥回1948年。那年九月，濟南外圍炮聲滾滾。黃百韜奉命隨杜聿明北援，臨出發(fā)卻低聲嘟囔：“濟南不保，此行虛耗?！备惫僖詾樗碜硬贿m，黃搖頭：“王耀武電家半小時，言家事而非軍務，無死守之志，濟南還能守得??？”遲疑、失望已寫在臉上。

其實在國民黨將領里，黃百韜原本算“拼命三郎”。出生廣東客家，非嫡系，一直靠硬仗往上爬。抗戰(zhàn)末年，他才當上二十五軍軍長，裝備雖是日械，卻被他搗鼓得頗有戰(zhàn)斗力。要說信心，他也曾有過，可豫東戰(zhàn)役之后就變了味。

1948年6月的豫東，黃帶隊從山東星夜馳援。區(qū)壽年兵團已被包圍，他奉命解圍。三天兩夜奔襲二百多里，硬插進陣地；華野連續(xù)強攻，卻被他穩(wěn)住側翼。戰(zhàn)后蔣介石嘉獎，“青天白日勛章”隨即到手，外界只看到風光，卻忽視了戰(zhàn)場一角的插曲——第三快速縱隊。

那是一支由傘兵改編的摩托化部隊，自稱“中央嫡系王牌”。一到前線，先卸牙刷、牛奶，后搬彈藥。亮起紅燈的第一槍沒打完，他們竟自行后撤十里，置友軍于險地。黃百韜對副官拍桌怒吼：“張緒滋若再擅退，我槍斃他！”可槍沒響，他心里卻重重劃下一道裂痕：部隊貌似現(xiàn)代化，骨子里卻是渙散。

豫東戰(zhàn)后，南京急忙升他為第七兵團司令。職位高了，麻煩也隨之而來。兵團下轄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三個軍，后兩個皆粵系，名義聽令，實則陽奉陰違。偏偏徐州“剿總”又硬塞來四十四、第一百兩個川系軍，彼此成見極深。戰(zhàn)前軍官會議剛開場，六十四軍長馮圣法與川系將領就針鋒相對，黃壓了半日，才算止住口角，這一幕讓旁觀的作戰(zhàn)廳少將郭汝瑰直搖頭。

更讓黃沮喪的是戰(zhàn)略飄忽。十月中旬，南京電報催他南撤守蚌埠；三天后又令西進固守新安鎮(zhèn)；十一月初干脆要求轉進海州待船東渡。命令一變再變，參謀地圖翻得比作戰(zhàn)手冊還快。黃當場問郭汝瑰：“計劃三改五修，兵要怎么帶？若再折騰，三軍只剩一口氣。”郭沉默片刻，僅答一句：“廳里也是被動?！?/p>

十一月六日傍晚，新安鎮(zhèn)寒風嗚咽。黃百韜在行轅門口擋住前來催促的總統(tǒng)府參軍李以劻，低聲說道：“請轉告先生們，這一仗不是尋常掩護，而是存亡之決。若只指望口號，怕是誰也走不了。”李以劻記下這段話，還原給南京時，何應欽輕飄回了一句：“第七兵團有五個軍，何苦愁兵少？”冷嘲讓黃徹底心灰。

軍事準備卻不能停歇。兵團工兵營晝夜筑工事，黃親自校準射界，可營長悄悄告訴他：“師部發(fā)的彈藥只夠一天?！焙笄诳仗?，士氣自然低落。小參謀晚點名時聽士兵竊語：“共產(chǎn)黨一個指示能傳到排，咱連軍令都摸不著頭。”這些碎語鉆進黃耳朵，憂慮又加幾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包圍圈逐步收緊。黃把日記本攤在油燈前，寫下最后一段：“軍心不齊，后方無策，命乏可恃。倘若突圍不成，當以一死謝國。”寫完，他把鋼筆扣上，抬頭對副官道：“我已盡心，無愧。”副官想寬慰，話未出口，只聽他補了句：“此后若誰問起，說我自知其來。”

十天后，雙堆集戰(zhàn)場硝煙未散，第七兵團全軍覆沒。黃百韜負傷自戕，印證了那本筆記里早早寫下的判斷：主力決戰(zhàn)，存亡系于一線，而那根脆弱的線早已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