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故宮南遷國寶文物！南博前院長遭實名舉報，80多歲恐晚節(jié)不保

蝦仁嘚不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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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香瓜

墻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南博前院長想把自己摘干凈，恐怕不容易。

南博事件升級！南博前院長&;甩鍋不認賬&;，雙重身份被扒，更多不堪細節(jié)流出，網友：比丟國寶更寒人心。

其實，關于南京博物院的相關問題，并不是最近才有人提。

早在很多年前，南博內部就曾有多位退休職工以聯名方式，反映過當時院長在文物管理和處置方面存在的疑問。

而這一次，是在《江南春》事件在網絡發(fā)酵后，南京博物院的相關問題再次被推到了公眾眼前。

這事兒越扒越讓人覺得不對勁，滿是說不通的疑點，而被點名的關鍵人物徐湖平，一番“賣慘式”回應，更是讓人忍不住想問：這話真有人信嗎？

從國之重器到“贗品”處理，再到天價商品，這條詭異的流轉之路，到底藏著多少說不清、道不明的秘密？

六十六年前，龐增和將家族傳承的“虛齋”舊藏，共計137件書畫無償托付給了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眼前這幅本該深藏庫房的《江南春》。

為何昔日的“國家珍藏”，會搖身一變成為拍賣場上的待價而沽的商品？龐叔令的一紙舉報，不僅緊急叫停了畫作的拍賣，更牽扯出一樁橫跨半個世紀、充滿荒誕色彩的文物迷案。

在這幅畫卷的身世拼圖中，2001年4月16日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關鍵節(jié)點。

一張塵封的銷售單據記錄了它當時的命運：這張曾經是收藏巨擘龐萊臣的心頭好，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義，被作價6800元賣了出去。

從六千八到八千八百萬，這高達上萬倍的暴漲，難道僅僅是時光的鍍金效應？

按照南京博物院的解釋，這些畫之所以被處理，是因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被專家判了死刑——“贗品”。

1961年，包括張珩、謝稚柳等泰斗級人物在內的鑒定團，給出的結論相當耐人尋味：“偽作，但偽得極好?！?/strong>

這幾乎是對該作藝術價值的變相肯定。然而到了1964年，參與者中卻出現了一位徐姓的文物征集員，并非專業(yè)鑒定專家。

就在南博堅稱這批捐贈畫作因是贗品而按規(guī)定清理的同時，收藏界的記錄卻在狠狠“打臉”。龐家捐贈的那批“被清理”名單中，還有一幅北宋趙光輔的《雙馬圖》。

這幅畫疑似早已流入市場，并于2014年就拍出了230萬元的高價。最無法辯駁的鐵證在于畫上的印章——那些獨屬于龐萊臣的鑒藏印，在收藏圈被視為真?zhèn)蔚摹吧矸葑C”，是流傳有序的最佳背書。

收藏大家馬未都的一席話直切要害：即便真是所謂“贗品”，能騙過龐萊臣這種頂級藏家法眼的，又豈是等閑之物？

更何況，當年的銷售單據上，買家一欄只草草寫了“顧客”二字，如此隱晦的處理，搭配遠低于市場行情的6800元售價，即便在二十多年前那個監(jiān)管尚不嚴密的時代，也透著一股不尋常的草率與詭異。

當年的“專家”看走眼了？還是有人故意在鑒定書上做了文章，把珍珠抹成了魚目？當那幅《雙馬圖》的交易錘聲落地時，南博所謂的“贗品毫無保留價值”的說辭，實際上已經不攻自破。

在這場文物“大挪移”的背后，一個關鍵人物逐漸浮出水面——徐湖平，這位曾經的南京博物院“掌門人”，如今已是82歲高齡。

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和公眾的質疑浪潮，這位老人的第一反應展示出了一種從容的“弱者姿態(tài)”。

他向公眾展示了他的衰老：高血糖纏身，前列腺舊疾，退休近二十年不過問世事。

甚至面對1997年那份至關重要的文件，他也聲稱自己不是鑒定家，對于書畫真?zhèn)螞]有發(fā)言權，一切都是專家組的意見，自己只是個無奈的簽字機器。

然而，那張泛黃的1997年5月8日的《藏品撥交報批表》并不會撒謊。在“院領導審批”那一欄，徐湖平三個字筆鋒清晰，并沒有歲月侵蝕后的顫抖。

而這份簽字的分量，遠不止是“同意”那么簡單，因為它揭示了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體制怪圈——“左右手互搏”。

當時的徐湖平，身上掛著兩塊牌子：他既是負責保管文物的南京博物院常務副院長，同時也是負責銷售文物的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

這種“雙重身份”構建了一個完美的商業(yè)閉環(huán)：作為南博領導，他有權批準將館藏“贗品”劃撥出去。作為總店法人，他又順理成章地接收這批貨源進行商業(yè)變現。

當買家和賣家的最終決策權都集中在一個人手中時，所謂的流程審核就極易淪為一場“自編自導”的走過場。

他說自己早已“不過問江湖事”，但互聯網記憶卻是無情的。數據顯示，2008年退休僅僅兩年后，他便高調復出，不僅執(zhí)掌江寧織造府博物館，還坐上了省收藏家協會會長的位置，彼時他那句“在文物系統干了快40年，我很了解它”，如今聽來更像是一句諷刺的注腳。

其實，關于徐湖平的質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12年，便有職工實名舉報其賬目問題和涉嫌私用館藏。當權力缺乏制約，當監(jiān)督機制因為“一把手”的簽字而失效，國家資產從公庫流向市場的通道便被悄然打開。

他試圖用“老病”來博取同情，通過切割專業(yè)身份來規(guī)避責任，但在那紙白紙黑字的撥交單面前，所有的推脫都顯得蒼白無力。在行政邏輯里，領導簽字從來都意味著最終責任的背書，這不是一句“不懂業(yè)務”就能勾銷的。

龐叔令的憤怒，源于一種深深的被欺騙感。1959年，當龐增和決定將畢生珍藏無償捐給國家時，他所求的不過是文物能有一個安穩(wěn)的歸宿，能被后人瞻仰。

但他絕不會想到，自己視若珍寶的傳承，會被當作累贅清理，甚至成為不知名“顧客”囊中的私貨。

令人震驚的是，在現行的舊有規(guī)則下，這種操作竟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合規(guī)”的。南博拿出的擋箭牌是1986年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

根據這部近四十年前的法規(guī)，處理爭議藏品只需內部專家論證、行政領導批準即可，既不需要向社會公示，更沒有條款規(guī)定必須通知捐贈者或其后人。

那些打著“優(yōu)化館藏結構”旗號的劃撥調劑，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為了去偽存真，又有多少掩蓋了利益輸送？

《江南春》并不是孤例，它只是因為價格的劇烈反差才幸運地被看見。在那成百上千件被清理出的“贗品”中，是否還藏著被誤讀的珍寶？

那個買下《江南春》的神秘“顧客”，到底是誰？既然2001年已經有了文物銷售管理規(guī)定，為何最關鍵的實名信息會被隱去？

所謂“符合規(guī)定”，只是符合了當時那套不透明的內部流程，卻嚴重違背了《公益事業(yè)捐贈法》的核心精神——對捐贈人意愿的尊重。

如果在處理先人遺物時連通知一聲都做不到，如果捐贈變成了“盲盒”，未來誰還敢將家傳至寶托付給公共機構？

歷史無法重來，但真相必須歸位。對于已經82歲的徐湖平來說，比起身體的病痛，如何面對這份遲到了二十多年的歷史質詢，或許才是真正的考驗。

而對于公眾和龐易友來說，他們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個解釋，更是一次遲到的公道，為了那幅顛沛流離的古畫，也為了半個多世紀前那顆無私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