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1日，《海上四書》新書分享會在上海徐家匯書院舉行。兩位主講人——文化學者、作家、資深媒體出版人潘大明，與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國偉，進行了一場關于海派文脈、城市記憶與人文精神的深度對話。

王：為什么叫《海上四書》？

潘：用這四個字純粹巧合，我生在長在滬上大自鳴鐘一帶，石庫門擁擠的居住環(huán)境，提供了豐富的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和眾多鮮活的細節(jié)。在20歲以前，生活半徑未曾超過出生地五公里，出生的婦產(chǎn)科醫(yī)院在家斜對面，就讀的學校臨近，即使后來換了好幾種工作，也離家不遠。這樣，導致耳聞目睹的人與事大都集中在這一方寸之間，家門口的那一條大街上的行人，職業(yè)、住家，都能知曉個一二。這片土地，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蝸居”成了一種機緣巧合，使筆下的人和事自然而然有了聚焦。

而40多年的碼字，形成的作品文章，編書時只能根據(jù)不同文體進行分類，歸類成四種文體。故順理成章地用了“海上四書”作為文集名稱。

王：海上是上海？還是一個虛擬的空間？

潘：上海的土地由江河泥沙長期淤積而成的，海岸線一直向東推移，古人認為上海是從海上生長出來的；漢語中的“上”有“江河的邊側”之意，“海上”指的是海邊。近代以來，“海上”逐漸成為上海的別稱。在清代文人中廣泛使用，頻率高于“滬”或“申”。晚清，上海的文人云集，常用“海上”稱上海，有的人就號稱自己為海上某某人，有的書名定為《海上花列傳》《海上梨園志》《海上名醫(yī)》等。所以，書稱中的海上并非虛擬空間。

王：請談談你書中歷史的上海，比如七君子，這些人物大部分輝煌時期都發(fā)生在上海，他們跟上海構成怎樣的關系？

潘：七君子事件是上世紀30年代中期，全面抗戰(zhàn)前夕爆發(fā)在上海震驚中外的事件，也是國民時期一個典型的司法案例。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七個著名的知識分子在同一個深夜被捕，被捕的原因是他們鼓動國內(nèi)一切力量聯(lián)合起來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國民黨在日本人要挾下逮捕了他們。共產(chǎn)黨人、宋慶齡、國民黨左翼人士、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發(fā)出聲援并營救，直接引發(fā)西安事變。

他們是一批怎樣的人呢？老上海里的“新上海人”。他們有的留學歸來定居上海；有的大學畢業(yè)留在上海；有的移居上海。圖謀發(fā)展后，成為業(yè)界翹楚，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jīng)濟上，他們又是那個時代的中產(chǎn)階級，擁有信征所、律師行、書店、學校、圖書館等，處在當時中產(chǎn)階級的中上端水平，豐裕的物質(zhì)保障了他們從事社會活動的物質(zhì)基礎。上海成就了他們，他們成就了上海。在歷史關鍵時刻，他們挺身而出，使得上海成了宣傳、推動全民抗戰(zhàn)的中心。他們的所作所為可說是驚天動地。

多個側面、深淺不同地寫這些人物，為讀者提供這些歷史人物的細節(jié)，比如魯迅臨終前對記者說了什么；沈鈞儒大律師有怎樣的癖好，為什么喪妻后不再續(xù)弦；史良為什么愛上比她年齡小的丈夫；王造時為什么慘死獄中……這些不是為了獵奇，而是對歷史細節(jié)的補充。

王：現(xiàn)在的知識階層跟那段歷史相比，有哪些不同？應該如何處事？

潘：時代不同了，要求也不同。那一代知識分子受到的教育與現(xiàn)在不同，格局比較大。我們今天變得精致起來，更注重技術技能的培養(yǎng)，講究自身利益的實現(xiàn)。

但是，無論時代怎樣變化，說真話、辦實事；在大義面前敢于取義，削弱甚至放棄個人利益，都是有價值的，構成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內(nèi)涵，這內(nèi)涵一直在延續(xù)。

王：你近幾年研究的重點好像是淮河文明以及明朝那些事，為什么會特別關注這件事？對中國歷史而言，這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潘：淮河文化與上海的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上海文化受到淮河文化的影響，春申君黃歇、上海城隍老爺秦裕伯，還有現(xiàn)代史上的顧正紅和當代近七百萬淮河流域的人到上海工作生活。我去淮河尋訪近20次，發(fā)表過文章、出版過書，也有一些關于那里的文章收入《海上四書》中。這項研究目的是搞清我們怎么來的，才能弄清楚我們要去哪里：解決歷史的誤讀問題，比如華夏族存在時，還有其他族群存在嗎？東夷淮夷是同一個族群嗎？他們與華夏族、苗蠻的關系？又比如寫《淮南子》、發(fā)明豆腐的劉安真是守舊叛亂分子？淮河流域萬年以來形成的文化堆積層，與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的關系。

王：如果說，《海上四書》反映的是你個人心目中的上海，那么在你的人生過程中，是否可以概括你感悟到的上海？

潘：柔和而剛毅；內(nèi)斂而大氣。

王：你的小說卷，好像都把寫作的對象對準了市民大眾，基本是微觀敘事，貼身寫作，細節(jié)生動。是否可以舉例進一步講述你眼中的上海市民生活？

潘：大概與早年的興趣、偏好有關，選擇了小說這一文學樣式；又由于生活空間的關系，是一種貼身寫作。潛伏于小說深處的是人們內(nèi)心深處對金錢的考量和觀念變化，比如小說《老默》《獻血記》《饑渴者》等都涉及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博弈。經(jīng)濟考量一定程度左右著上海人的行為和處事方法，而我小說的主人公往往取義而舍利。

比金錢觀更復雜的是婚姻觀，老底子上海父母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是要為子女找“好人家”結婚成家。那么，好人家到底是什么樣子，這個好的標準受到時代變化的挑戰(zhàn)。

小說描寫的人性和細節(jié)，恐怕在歷史文獻中難以尋覓，是對城市歷史的補充說明。

王：你進入社會后職業(yè)轉換多次，每一次轉換有什么動機和思考？給當代上海年輕人可以提供哪些經(jīng)驗參考？

潘：我大概換過六七種職業(yè)，唯一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文化，有的主動，有的被動，主動的時候比較多。頻繁的職業(yè)變動，產(chǎn)生不同的人生體驗，為觀察生活提供不同的機會，也為自己的成長提供了養(yǎng)料。但是40多年一直不變的就是碼字。

1990年代中期，我舉家遷徙距城市中心20公里外的地方居住，每天進城上班，看到地平線上這座城市，想象自己變成了一只鳥，俯瞰原木的一個橫截面，有外環(huán)、中環(huán)、內(nèi)環(huán)，似年輪，有許多細密的肌理，多年埋頭寫的就是這座城市發(fā)展過程中的肌理，一種隱性的記憶，可以對“大歷史”做出補充。

《海上四書》，潘大明 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