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要：一位南博退休老人手舉身份證的鏡頭，撕開的不僅是一段塵封往事，更可能是一個由血緣、權力與資本精密編織的文物盜鏈。

2025年12月，南京博物院退休員工郭禮典帶工號實名舉報，將前院長徐湖平與其子徐湘江推向輿論風暴眼。

指控的核心，是一條被精心設計的路徑：

館藏真文物被標為“贗品”，經徐湖平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低價流入市場。而徐湖平之子徐湘江，長期活躍于文化藝術領域，其名下曾關聯(lián)包括南京某工廣告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云軒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這幅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其傳奇旅程中最關鍵的一站，定格在1997年5月8日。

這一天，一份《撥交清冊》顯示，它被正式調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在“調撥機關負責人”一欄，簽著“徐湖平”三個字。彼時，徐湖平的身份是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同時正是接收方——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定代表人。

1、 徐湘江的“巧合”版圖

舉報人郭禮典指控，徐湖平在任期內，擅自處理故宮南遷文物，指揮專家將大量真品鑒定為“贗品”。這些被重新定性的國寶，隨后通過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渠道，流向市場。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面對關鍵證據——一張有其親筆簽名、批準文物劃撥的單據時，徐湖平卻以“沒有經手”、“不是書畫鑒定家”為由試圖撇清。然而，簽名不會說謊，它冰冷地指向一個事實：權力的筆尖，曾為國寶的“合法出走”簽發(fā)了通行證。

面對質疑，年過八旬的徐湖平通過媒體回應：“這個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 他表示自己身體抱恙，已退休多年，一切應以調查為準。然而，簽批文件的是他，擔任關鍵職務的也是他。

深入檢視徐湘江的商業(yè)版圖，會發(fā)現其與父親的職權范圍存在著令人深思的“巧合”與重疊。這遠非簡單的“子承父業(yè)”，而是一張與公權力可能發(fā)生隱秘共振的利益之網。

徐湘江在藝術品交易領域深耕多年，旗下控制著包括南京某求藝術品有限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yè)，構建了一個從鑒定、收藏到交易的商業(yè)網絡。其中，一家由其持股并擔任執(zhí)行董事的“南京某鳳凰商業(yè)管理有限公司”，曾因訴訟糾紛被法院采取強制執(zhí)行措施。

更為核心的關聯(lián)在于“江蘇某濤拍賣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唯一股東，正是徐湖平曾擔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徐湘江在其中擔任董事，這使得徐氏家族的商業(yè)觸角，通過股權紐帶，直接嵌入了其父主管的國有文物流通主渠道之中。

這幅《江南春》圖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一位匿名“顧客”以6800元從江蘇省文物總店購得，24年后卻以近萬倍溢價現身拍場。這巨大的價值落差流向了何處？是否與這張隱形的商業(yè)網絡存在關聯(lián)？

2、隱秘的“變現流水線”

結合舉報內容與商業(yè)關聯(lián)，一條可能的“變現流水線”浮出水面，其運作之“流暢”，暴露出系統(tǒng)性的監(jiān)管失效。

起點是權威“鑒定”。徐湖平被指利用其作為院長和鑒定環(huán)節(jié)負責人的權威，將館藏真品重新定性。據報道，《江南春》分別于1961年和1964年經兩批專家鑒定為“偽”或“假”，為其合法“出庫”掃清制度障礙。

通道是被指定向“劃撥”。這些被降級的文物，可能以“處理”為名，從國家?guī)旆康蛢r劃撥至其主管的江蘇省文物總店。那個被承認的簽名，正是這一關鍵環(huán)節(jié)的“蓋章”。

終端是市場“變現”。文物進入市場后，據舉報人稱，徐湘江控制的藝術品公司及關聯(lián)的某濤拍賣公司，便成為最順理成章的承接方。通過公開拍賣，文物被“洗白”身份并以市場價格成交。

在這個過程中，據舉報人稱，“省級博物館院長的名望”成為一種無形的家族資本，為兒子的商業(yè)活動提供著無法估量的信譽背書與資源通道。這比直接的金錢輸送更為隱蔽，也更為致命。

如果說父親的簽名打開了文物“出庫”的閘門，那么兒子徐湘江的商業(yè)布局，則疑似構建了一條順暢的“入市”通道。徐湘江長期活躍于文化藝術領域，其商業(yè)版圖與父親的職權范圍存在令人深思的重疊：

徐湘江名下或曾關聯(lián)南京某工廣告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云軒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求藝術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yè)。這些公司業(yè)務涵蓋廣告、展覽、收藏、交易，構成了一個能夠消化、運作藝術品的完整生態(tài)。

3、 遲到的調查

這條可能存在的鏈條并非天衣無縫，警報早已拉響卻屢被忽視。

舉報材料顯示，針對徐湖平的類似舉報在2008年、2014年就曾出現，甚至有過媒體內參，但最終均石沉大海。

據報道，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內部包括退休職工在內的多名人員，就曾聯(lián)名舉報過相關問題。舉報人稱曾向多部門反映，但長期未獲有效反饋。長達十余年的舉報無果，暴露出內部監(jiān)督機制的嚴重失靈與可能存在的保護傘。

直到2025年底，退休員工郭禮典選擇以最公開、最決絕的方式實名舉報，才終于推動調查機器啟動。江蘇省委、省政府與國家文物局相繼成立調查組，公眾在等待一個遲到太久的真相。

這場風波并非首次掀開蓋子。此次若非捐贈人龐家后人龐叔令女士堅持訴訟，并因畫作驚現拍場而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這段塵封的往事或許仍無法進入公共視野。

南京市北京西路，徐湖平曾擔任法人的江蘇省某博職業(yè)培訓學校因違法失信已被撤銷。與此同時，徐湘江的部分關聯(lián)公司也出現經營異常。

從龐家無償捐獻，到被鑒定為“偽作”調撥，再到流入市場天價待沽，《江南春》的旅程勾勒出一條文物在特定權力結構下“非正常流失”的潛在路徑。它損害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信托，它動搖了公眾對公共文化機構托管國之瑰寶的基本信任，也迫使我們審視：在封閉且專業(yè)的文博系統(tǒng)內，如何防范權力與資本通過“鑒定-評估-流轉”的專業(yè)壁壘，完成對公共資源的隱秘竊�。�

當前，江蘇省政府相關部門與國家文物局的調查已經啟動，公眾期待一個清晰、完整的答案：那些消失的文物究竟去了哪里？當年的處置，是嚴格合規(guī)的制度操作，還是權力失控下的隱秘交易？

答案，關乎歷史的公正，也關乎未來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