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季，軍事科學院有一通電話。在秘書第三次轉接未成功之后，葉劍英放下話筒苦笑，稱宋時輪這是故意躲避他。此時距離他們兩人初次相識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八年。從北平軍調(diào)部針鋒相對的談判桌，到軍事科學院燈火明亮的編纂室，這對老搭檔首次遇到帥令在中軍帳無法出去的尷尬情形。而引發(fā)這種情況的原因竟然是葉帥一定要讓宋時輪為《葉劍英傳略》撰寫序言。

我認為宋時輪的回避并非是在擺架子。這位開國上將有著三段特殊的入黨經(jīng)歷，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名分的重要性。1927年第一次入黨之后因為清黨而入獄，1930年在進行游擊作戰(zhàn)的時候重新入黨，在長征的路途當中又因為AB團嫌疑被開除黨籍長達三個月。這樣在組織邊緣反復出現(xiàn)的遭遇，讓他對于僭越二字格外敏感。如同他之后向傳記組解釋的那樣：元帥的傳記序言，應當是由中央領導或者史學泰斗來撰寫，我宋時輪算是什么？

記得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生動的對比情況。在1946年北平軍事調(diào)處執(zhí)行部的時候，宋時輪擔任執(zhí)行處長并且和美蔣代表拍桌子，葉劍英是他非常有力的后臺。有一次為了爭奪河北安平鎮(zhèn)的調(diào)停權，宋時輪連夜起草了長達十二頁的抗議書，葉帥看完之后只添加了一句“勿謂言之不預也”，然后轉過頭來對秘書開玩笑說：“這頭湖南騾子，撞了南墻還得啃塊磚頭”。這樣的默契情況，到1980年啟動元帥傳記編纂的時候就有了不同的變化情況。葉帥點名讓軍事科學院負責自己的傳記，宋時輪作為院長自然就成為了總負責人。

1935年長征途中葉劍英截獲張國燾密電一事，在80年代被部分黨史學者質疑稱并無此事。宋時輪沒有隨波逐流，將這件事寫入傳記，還特地派人去核查當年的電報收發(fā)記錄。葉帥后來知道此事，摸著輪椅感慨：宋時輪認死理的樣子，和當年在軍調(diào)部查值班表時是一樣的。草地電報事件成了一個被檢驗的事情。

推動序列風波背后存在著更為深刻的時代狀況。1984年中國軍隊正在進行現(xiàn)代化轉型。兩位老帥對于如何確定歷史有著細微的不同意見。葉劍英想要突出謀臣的形象，宋時輪卻堅決主張要書寫南昌起義前葉參座偷地圖的莽撞舊事。這種對于歷史書寫權的較量，難道不也是對于軍隊未來走向的一種暗示？如同宋時輪私下所說的：總是把元帥寫成謀劃得十分周全，那么年輕人或許會覺得革命好像是棋盤推演一樣了。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宋時輪的拒絕實際上是另一種忠誠。他在主編《合成軍隊戰(zhàn)斗條令》的時候存在一個習慣，每一篇稿子都得念給炊事員聽，如果炊事員聽不懂就重新進行書寫。他這種貼近實際的執(zhí)著，使得他認為元帥傳記的序言應該由更加貼近群眾的人來執(zhí)筆。之后他雖然沒有撰寫序言，但是在后記里添加了一段話，提到葉帥最可貴的地方是始終用延安窯洞的油燈去衡量北京的電燈。這樣的評價比任何進行歌功頌德的序言都更具有實質內(nèi)容。

所以當傳記正式出版的時候，葉劍英撫摸著沒有序言的扉頁說道：這頭騾子終究沒有愿意戴上籠頭。宋時輪在軍事科學院進行終審會議的時候，針對傳記里葉帥三次重大決策失誤的段落拍桌子表示：一個都不修改！歷史并非是用來梳妝打扮的鏡子！這看起來相互背離的堅持，如同他們初次相識時共同飲用的那壇汾酒一樣，在辛辣的背后有著共同的本質。革命者之間最為深刻的相互理解就在這個地方。

兩位老帥的故事好似一面鏡子。當我們在史料中尋覓完美的革命者時，他們借一場推序風波予以提醒：歷史的重量并非在于光環(huán)的疊加，而是存在于很多帶有缺憾的選擇之中。宋時輪在晚年常常念叨，如果葉帥的傳記被寫成圣人傳，那可真的對不起葉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