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1945年初的重慶城里歌舞升平，報紙上天天都是“勝利在望”，可是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辦公室里，氣氛卻跟冰窖一樣。

他面前攤著一張電報草稿，收報人不是哪個戰(zhàn)區(qū)的司令，而是遠在昆明的“云南王”龍云。

這紙上的字，要是傳出去，能驚掉所有人的下巴。

那上面寫的不是命令，也不是商量，字字句句，透著一股子低聲下氣的味道，簡直就是哀求。

蔣介石懇請龍云，看在黨國的份上，看在他個人的面子上，“慨允”云南再出個八到十萬的兵。

為了讓龍云點頭，他甚至拍著胸脯保證，這是最后一次，往后抗戰(zhàn)再難，也絕不找云南的麻煩。

電報末尾，更是把自己的身段放到了塵埃里：“吾兄不僅功在黨國，永志不忘，而于私心感懷更難名狀?！?/p>

一個國家的頭頭，跟手底下一個地方頭頭要兵，搞得像是在借錢，還得寫保證書，說好話。

這封電報，就像一道口子，把“全民抗戰(zhàn)”那件華麗的袍子撕開了，露出了里面爬滿虱子的爛棉絮。

一、空殼子的中央：命令到不了省門口

蔣介石為什么這么窩囊？

這事得從國民政府搬到重慶說起。

一退到西南這旮旯，整個天都變了。

過去在南京，財源是江浙滬的稅收，軍隊是黃埔系拉起來的中央軍，說話有底氣。

現(xiàn)在倒好，沿海最富的地方全丟了，中央軍在淞滬、武漢幾場血戰(zhàn)里拼光了老底子。

重慶這個政府，說白了就是個寄人籬下的“客居政權(quán)”，吃喝拉撒，全得指望西南這幾個省。

你指望人家，人家腰桿子能不硬嗎？

抗戰(zhàn)剛開始那幾年，全國各地還能湊湊人，到了1945年，四川一個省出的兵就占了全國的三成，整個大西南加起來快占了一半。

兵和糧食這兩條命根子，死死攥在地方實力派手里。

你重慶發(fā)下來的文件，在人家地盤上，還不如地方頭頭的一句話好使。

就拿龍云的云南來說，那根本就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蔣介石的《國家兵役法》到了昆明，就是一張廢紙。

重慶說要征兵十萬，龍云給不給、給多少、給什么樣的兵，全看他心情。

他要是高興，給你湊點老弱病殘；要是不高興，一個兵都別想帶出云南。

這種有心無力的感覺，不光蔣介石有，連派到地方上的一把手都深有體會。

1943年，四川省主席張群私下里跟朋友王世杰倒苦水，說四川的征兵征糧，已經(jīng)搞成了“暴政”，老百姓活不下去，到處都是土匪。

他這個省主席，名義上是全省老大，實際上連下面一個縣長怎么搞錢搞人都管不住，命令下去，底下人陽奉陰違，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想想，一個省長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地盤，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面對的又是個什么樣的爛攤子？

他的權(quán)力，就像一臺發(fā)動機，在那兒空轉(zhuǎn)，聲音倒是挺大，可底下那一大串齒輪，沒幾個是跟著他轉(zhuǎn)的。

二、官匪一家的亂世：誰才是老百姓的敵人？

中央的權(quán)力到不了基層，那地方上就成了各種牛鬼蛇神的地盤。

征兵，本來是保家衛(wèi)國的光榮事，在鄉(xiāng)下，卻變成了一場災難。

鄉(xiāng)長、保長們手里捏著征兵的名額，這玩意兒就成了他們發(fā)財?shù)墓ぞ摺?/p>

有錢人家的兒子，塞一筆錢，就能把名字從名單上劃掉。

沒錢的窮人家，管你是不是獨苗，是不是家里的頂梁柱，直接拿繩子捆了就走。

福建有些地方，送到兵營里的壯丁，跑掉的能有一半。

這一半人跑掉的背后，是多少個家庭的支離破碎，是多少人對這個政府的徹底寒心。

地被征走了，人也被抓走了，活路斷了，咋辦？

一些走投無路的老百姓，還有被打散的兵痞子，干脆就上山當了土匪。

結(jié)果，在江西、四川、貴州這些大后方，土匪越來越多，規(guī)模越來越大，幾千上萬人一股，有的甚至膽子大到敢去打成都的軍用機場。

更扯淡的事情還在后頭。

有些地方的土匪，還打出了“東南抗日建國軍”的旗號，立下規(guī)矩，說自己“不搶老百姓，只殺那些魚肉鄉(xiāng)里的保甲長和收稅的”。

老百姓一看，嘿，這哪是土匪，這簡直是救星?。?/p>

不但不躲著他們，還主動給他們打掩護。

官府說要派兵來“剿匪”，村里人會口徑一致地跟當官的說：“我們這兒沒土匪，太平得很，別讓大軍過來了?！?/p>

老百姓心里跟明鏡似的，兵過如梳，匪過如篦。

土匪搶一回就走了，官軍要是住下來，那可是天天都要搜刮。

為了不讓官軍進村，有的鄉(xiāng)甚至要湊出上百萬的“開拔費”，客客氣氣地把“剿匪”的軍隊請走。

還有的地方官，干脆跟土匪頭子商量好，演一出雙簧，假裝打一仗，然后回去跟上頭報功領賞。

當老百姓寧可選土匪也不選官府的時候，這個政權(quán)的根子，就已經(jīng)爛透了。

三、用人命填出來的工程：誰的功績，誰的血淚？

跟抓壯丁一樣要命的，是沒完沒了的征民伕。

那時候打仗，飛機大炮要油，兵工廠要鐵，前線要糧食，靠什么運？

全靠老百姓的肩膀扛，雙手抬。

這堵用血肉筑成的長城背后，是無數(shù)農(nóng)民家庭的毀滅。

1944年，美國人的B-29重型轟炸機要進駐中國，得修機場。

在成都，政府一聲令下，短短三個月，征了差不多四十萬民伕。

那時候哪有什么推土機、壓路機，全靠人海戰(zhàn)術。

四十萬人，拿著最原始的鋤頭、扁擔、土籃子，硬是用手扒、用肩扛，給美國人修出了一條能起降大家伙的跑道。

這在當時看，是個工程奇跡，是支援盟軍反攻的大功一件。

可對那四十萬被抓來的人來說，這就是一場噩夢。

政府不給工錢，也不管你家里是不是農(nóng)忙，地里的莊稼是死是活。

連半大孩子和上了年紀的老頭，都得去背糧食、修工事。

在第五戰(zhàn)區(qū)，被軍隊直接管著的民伕，一天累死累活，運氣好的能拿到四五角錢，大多數(shù)時候一分錢都見不著。

一去就是二十多天，不僅耽誤了農(nóng)活，還得自己倒貼三五十塊錢的路費和伙食費。

誰要是不服，或者想跑，輕的棍棒伺候，重的當場就給你一槍。

光是一個地方，一年下來，因為干這種活累死、病死、被打死的，就上千人。

這些民伕，跟前線的士兵一樣，都是在為抗戰(zhàn)流血流汗。

可他們的犧牲，根本沒人看見。

1944年，重慶撥了三千萬巨款去修一條叫西荊公路的 lifeline，這筆錢按理說是雇民工的工資。

結(jié)果呢？

錢到了下面，被各級官僚一層一層地扒皮，最后到民工手上，連個響都聽不見。

四、離心離德的軍隊：國軍還是“省軍”？

最要命的是，這種從上到下的失控和腐敗，正在把軍隊這根最后的頂梁柱也給蛀空。

政府到了西南，中央軍的兵源地沒了，只能靠西南各省補充。

這一下，可讓那些地方實力派找到了壯大自己的機會。

四川的楊森、廣東的李漢魂、云南的龍云，都把本省征來的新兵，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

好兵、壯兵，優(yōu)先補充進自己的部隊。

楊森的部隊，不管開到哪兒，兵員永遠是他老家廣安的。

廣東的保安隊，甚至能繞過中央，直接在省內(nèi)拉人。

這就搞出了一個很怪的現(xiàn)象：地方軍的“老鄉(xiāng)”意識越來越重。

一個部隊里，從軍官到士兵，全是一個縣的，講著一樣的方言，吃著一樣的辣椒，那凝聚力自然強。

他們打仗，保衛(wèi)的是自己的家鄉(xiāng)。

而中央軍呢？

東拉一個湖南兵，西湊一個貴州兵，互相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也不同，成天鬧矛盾，這樣的部隊哪來的戰(zhàn)斗力？

一個湖南來的壯丁，進了廣東部隊，根本活不下去，都不知道別人在說什么。

一個四川兵，也融不進云南部隊的圈子。

所謂的“抗戰(zhàn)大熔爐”，實際上是燒成了一個個獨立的、互不相干的“地方山頭”。

地方軍閥們借著抗戰(zhàn)的名義，把自己的隊伍養(yǎng)得兵強馬壯，而蔣介石的中央軍，在一次次的“換血”中，越來越虛弱。

抗戰(zhàn)勝利后，龍云很快就被蔣介石用計騙到重慶軟禁了起來。

可那些被抓走壯丁、被抽干血汗的農(nóng)民，他們心里那桿秤，已經(jīng)永遠地偏向了另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