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找臺當局要熊貓的行為簡直是壞透了，國臺辦已經(jīng)把話撂在這，但凡賴清德敢把國寶熊貓當成媚日的“貢品”，他的好日子也就過到頭了。

最近，日本國內(nèi)正面臨一個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尷尬局面——快要沒有熊貓了，對普通日本民眾來說，這不只是動物園少了幾只明星動物，而是一種情感上的落差。

畢竟，過去53年里，大熊貓在日本一直是“頂流中的頂流”，能拉動旅游、能制造話題，也能緩和社會情緒，但現(xiàn)實是殘酷的，旅居日本的最后一對大熊貓“曉曉”和“蕾蕾”，租約即將到期，而中日關(guān)系又處在明顯低谷，想要續(xù)約，基本沒什么可能。

而造成這種局面的關(guān)鍵原因之一，恰恰來自日本國內(nèi)的右翼政客，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那一撥人，近年來在涉臺問題上不斷越線，不僅公開鼓吹“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還多次影射要動用所謂“集體自衛(wèi)權(quán)”。

問題在于，日本右翼政客制造了外交麻煩，卻不想承擔后果，眼看“無熊貓時代”臨近，一旦日本民眾把不滿情緒與右翼政客的對華挑釁行為直接掛鉤，這股反彈力量很可能會反噬到他們自己身上。

于是，一些人開始動歪腦筋：既然直接找北京要熊貓行不通，那能不能繞個彎，從臺灣下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個別政客把目光盯上了臺北動物園里的“團團”“圓圓”一家，而這一步，也把事情從“動物交流”徹底推向了政治挑釁的軌道——接下來，真正的爭議才剛剛開始。

最先把這層心思攤到臺面上的，是日本神戶市議員上畠寬弘，12月中旬，他在社交平臺上公開炫耀，稱已經(jīng)在神戶市議會正式提議，希望通過所謂“動物交換”的方式，把臺北動物園的大熊貓送到日本。

這番話看似輕描淡寫，實則火藥味十足，更嚴重的是，這并非個人妄想，而是日本方面已經(jīng)私下與臺灣方面開始接觸、試探水溫的信號。

日本右翼之所以敢這么干，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抓住了一個“法律空子”，在他們的邏輯里，大陸當年向臺灣贈送大熊貓，用的是“贈送”而非“租借”，于是他們就強行偷換概念，宣稱既然是“送”的，那所有權(quán)就在臺北，臺北就有權(quán)自行處置，甚至可以轉(zhuǎn)手給日本。

對日本右翼來說，這是一筆看似穩(wěn)賺不賠的政治買賣：一邊用熊貓安撫國內(nèi)民意、填補情感空缺，順便替高市早苗等人擦屁股，另一邊又能在國際層面挑釁一個中國原則，把臺灣當成棋子使用。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在這件事上展現(xiàn)出的，并不是應(yīng)有的警覺，而是明顯的迎合姿態(tài)，以他們一貫對日本“百依百順”的作風，只要大陸態(tài)度不夠強硬，真不排除有人會為了討好日本右翼，鋌而走險。

但問題是，這種操作早已越過了政治底線，也直接觸碰了兩岸共同的情感與法理紅線——而這一點，正是大陸方面絕不會退讓的地方。

要搞清楚這件事，首先必須回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臺北動物園里的大熊貓，性質(zhì)根本不普通，2005年，大陸宣布向臺灣同胞贈送一對大熊貓，象征的是兩岸和平、善意與情感聯(lián)結(jié)。

后來，這對熊貓被兩岸民眾共同投票命名為“團團”和“圓圓”，寓意的正是兩岸期盼的團圓，2008年，它們正式落戶臺北，這是一份“家里人送給家里人”的禮物，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國際交易。

后來，“團團”因病離世，確實讓很多人心里一沉，但“圓圓”和它們的后代“圓仔”“圓寶”依然在島內(nèi)生活，陪伴了一代臺灣孩子成長，這幾只大熊貓，早就超越了動物本身，成為兩岸關(guān)系中極少數(shù)仍能喚起共同記憶、共同情感的象征。

也正因為如此，任何試圖把它們當作政治籌碼、外交工具的行為，本質(zhì)上都是在踐踏兩岸同胞的情感基礎(chǔ)。

正因如此，國臺辦的回應(yīng)才會如此嚴厲，12月24日，發(fā)言人彭慶恩直接點名，日本的設(shè)想是“癡人說夢”，而對臺灣當局更是明確警告：誰敢把大熊貓當成媚日輸誠的貢品，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怒火。

說到底，日本右翼想用熊貓?zhí)钛a自己制造的外交窟窿，民進黨若甘當配合者，結(jié)局只會更糟，國寶不是玩物，更不是交易品，一旦紅線被踩，反制只會來得更快、更重，這場鬧劇，結(jié)局其實早已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