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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能夠成功，是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結(jié)果，為什么最終是被流放海外15年的霍梅尼掌握了伊朗政權(quán)？

如今，提起伊朗伊斯蘭革命，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名字，就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首任最高領袖霍梅尼。

很少有人注意到，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倒臺，各種世俗反對力量在其中出力不淺，反倒是霍梅尼，此時已經(jīng)被流放海外十余年。

這位未來的伊朗領袖，究竟是如何做到在流亡期間保持其對國內(nèi)的強大影響力，使其能在伊朗革命勝利后迅速壓倒其他革命派系，獨攬勝利果實的？

王朝末路

1971年10月，為彰顯白色革命的勝利成果，伊朗巴列維國王以紀念波斯建國2500周年為名，斥3億美元巨資，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遺址上，舉辦了一場極致奢華盛大的慶典。

為了接待來訪的60多國政要，國王用37公里的真絲，在這片曾經(jīng)見證阿契美尼德王朝榮光的沙漠中，筑起了一座由豪華帳篷組成的臨時城池。

城池的設計與裝修，都由法國的名家承擔，帳篷外觀古樸，充斥著波斯風情，內(nèi)部陳設卻極盡奢靡享受之能事。

為讓來訪政要免受沙漠環(huán)境困擾，國王從歐洲進口花木，將帳篷城妝點成了一座臨時綠洲。

慶典的開幕儀式上，伊朗軍隊士兵們身著仿制兩千五百年前樣式的華麗服飾，手持現(xiàn)代化的武器接受國王檢閱。

夜幕降臨之后，又由英國廣播公司設計的聲光秀重現(xiàn)波斯的輝煌歷史，最終數(shù)以萬計的煙花同時綻放，將沉寂了千年的遺跡與荒漠天空照得恍如白晝。

在這片人為制造的光明中心，國王發(fā)表了對居魯士大帝的致敬演說，試圖將此刻的權(quán)威與古代的榮光緊密縫合。

這一切通過媒體的鏡頭傳遍全球，所有人都為這場盛典的繁華而震驚，雖有人批評其奢靡浮夸，但也要承認伊朗的繁榮和強大。

此刻，誰都不會想到，這個看起來欣欣向榮、盛極一時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竟會在短短數(shù)年之后，以眾叛親離的姿態(tài)轟然倒塌。

而導致巴列維統(tǒng)治垮臺的罪魁禍首，竟也是刺激了伊朗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白色革命。

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中東民族主義浪潮的沖擊和來自蘇聯(lián)的紅色革命壓力，巴列維國王在美國的支持下，擬定了“白色革命”計劃。

國王希望能夠通過一場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并將伊朗迅速推入工業(yè)化與世俗化的軌道，以緩解國內(nèi)矛盾，從而確保王朝的穩(wěn)固與國家的強盛。

故而，從紙面計劃來看，白色革命為伊朗描繪了一張極為美妙的藍圖，似乎所有人都能夠從中獲益。

伊朗政府將以合理的價格，從地主手中購置土地，再將土地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給無地農(nóng)民，讓他們獲得賴以生存的根本。

而作為對地主被強制賣地的補償，伊朗將優(yōu)質(zhì)國企改造為股份公司，向地主出售股權(quán)，讓他們能夠享受資本收益。

國家則負責為資本發(fā)展進行人才儲備，大力擴大中小學及高等教育普及，并派出知識大軍，到學校體系未覆蓋的農(nóng)村地區(qū)掃盲，讓更多人能夠成為合格的工人。

同時，白色革命也沒有忽略新興的城市工人群體，要求工廠必須照顧工人利益，將部分利潤與工人分享。

這樣看起來完美無缺的方案，自然為國王贏得了廣泛的支持，當國王于1963年向民眾公布改革計劃并就此舉行公投時，贊成票占總票數(shù)的比例高達99.9%。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民眾對改革的態(tài)度，由最初的期待和支持，轉(zhuǎn)為了強烈的失望和反感。

盡管在美國的支持下，白色革命確實帶動了伊朗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德黑蘭等大城市日漸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化的繁榮景象，國民識字率與平均壽命均大幅提升，伊朗的國際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

但伊朗社會的撕裂卻不僅沒能因為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得到彌合，反而不斷蔓延，最終為巴列維王朝敲響了喪鐘。

原本意在促進社會公平，同時塑造起一個忠于王室的自耕農(nóng)階級的土地改革，并未真正造就一個穩(wěn)定的農(nóng)村中產(chǎn)階層。

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在獲得土地之后，由于無力維護水利設施而無法獲得收成，最終不得不將土地重新出售給地主，進入城市謀求生路，形成了龐大的都市貧民階層。

繁華都市與貧困生活的鮮明對比，讓他們對國王的不滿日與劇增。

在經(jīng)濟上因白色革命而獲益的城市中產(chǎn)，同樣對國王并不滿意。

隨著經(jīng)濟地位的提升，他們產(chǎn)生了參與政治的訴求，但國王卻實施事實上的獨裁統(tǒng)治，所謂的政黨、投票，都不過是國王扶持傀儡的游戲。

更加糟糕的是，巴列維國王試圖推行全盤西化的做法，嚴重觸犯了伊朗教士的利益。

這一在傳統(tǒng)上掌控著伊朗基層的龐大組織，從一開始就明確反對改革，并在暗中醞釀著反擊的計劃。

當時間來到1977年，以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之子逝世為導火索，伊朗社會繁華表象之下深埋的矛盾全面爆發(fā)。

盡管國王軟硬兼施，試圖緩解危機，但在接下來的1年多時間里，伊朗的抗議規(guī)模還是不斷擴大，到了1978年年底，抗議者數(shù)量甚至超過了伊朗全國人口的10%。

眼見局勢已經(jīng)無可挽回，巴列維國王不得不于1979年1月16日，以度假的名義帶領全家逃離伊朗。

消息傳出之后，伊朗上下一片歡騰，巴列維王朝的象征迅速被摧毀，繁盛一時的巴列維王朝就這樣落下了帷幕，反對派組成的臨時政府接管了伊朗政權(quán)。

神權(quán)伊朗

然而，臨時政府的統(tǒng)治甚至沒能維持1個月，就被霍梅尼的神權(quán)政府所取代，伊朗從此成為了現(xiàn)代唯一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quán)國家。

如此發(fā)展，完全出乎了外界對伊朗革命的預期。

要知道，在巴列維時期，伊朗的世俗化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次伊朗革命雖然是由霍梅尼的支持者率先發(fā)起，但真正對巴列維政權(quán)形成威脅，還是在世俗反對者廣泛參與之后。

霍梅尼本人更是早在1964年就因為發(fā)表反對白色革命言論，被巴列維流放出國，此后10多年未能踏足伊朗的土地，直到伊朗革命勝利之后才被迎回伊朗。

對伊朗宗教社會不了解的人，實在是很難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霍梅尼是如何維持其在伊朗國內(nèi)的影響力，并且回國之后迅速掌握權(quán)力的。

就連時刻關注著伊朗情況的美國政府，都對這一發(fā)展始料未及，情報部門在面對白宮的詢問時也是一臉茫然無措。

但只要美國人稍微放下一點自己的傲慢，去學習一下伊朗的歷史和宗教情況，就會意識到，霍梅尼的崛起并不令人意外。

無論是哪個國家，在中央政府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對社會基層的治理對中央來說都是一件十分困難且成本高于收益的事情，此時的中央政府就會將基層權(quán)力外包。

在古代中國，接過這一外包任務的是地主和宗族；在古代歐洲，扮演地方管理者角色的是貴族和鄉(xiāng)紳；而在伊朗，則是由清真寺和教士負擔起了這一責任。

伊朗所信奉的什葉派，又要求基層教士在教內(nèi)選擇更有學問、有修養(yǎng)的高級教士追隨。

這就意味著，在1963年在庫姆神學院學者的共同認證下，獲得什葉派最高學者頭銜大阿亞圖拉的霍梅尼，即使身在海外，也能通過追隨自己的伊朗基層教士，維持自己在伊朗民間的影響。

在伊朗社會矛盾尖銳，大多數(shù)大阿亞圖拉卻都專注于學問，不愿介入政治和世俗的情況下，那些因國王的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基層教士，顯然會更愿意追隨霍梅尼而非其他高級教士，民眾對霍梅尼的擁戴也高于對其他宗教領袖。

以至于在霍梅尼回國之際，數(shù)百萬伊朗民眾到機場迎接，為霍梅尼的回歸歡呼喝彩。

如此龐大的群眾基礎，足以支持霍梅尼在既無武器，也無士兵的情況下，戰(zhàn)勝其他看起來更加強勢，在伊朗革命中起到了更大作用的勢力。

事實上，在霍梅尼與臨時政府的斗爭當中，就有大量臨時政府的士兵都在霍梅尼的號召下，選擇臨陣倒戈。

隨后，憑借強大的民眾支持，霍梅尼順利通過公投，讓伊朗成為了一個伊斯蘭共和國，并在之后的政治斗爭中逐一瓦解了其他派系，從而獨攬伊朗大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