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夜色籠罩北京。剛剛抵華的尼克松在人民大會堂握住周恩來的手時，輕聲說了一句話：“我一直想見見真正改變歷史的人。”這一句寒暄，埋下了一段有意思的評語：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會“燒成灰燼”。尼克松為何得出如此結論？要理出他的邏輯，得把時間撥回到南昌槍聲和長征艱途。

1927年夏，四一二事變過去還不到四個月，武漢江面暑氣蒸騰。中共中央緊急電令：在江西發(fā)動武裝起義。爭分奪秒的是前敵委員會，卻偏偏出了“臨門踩剎車”的張國燾。張咬住“成功把握”這四個字，要求征求張發(fā)奎意見，一拖就是兩天。起義計劃眼看要泡湯，會議室里煙霧繚繞，針落可聞。周恩來終于站起身，抬手重重一拍木桌，茶杯震得跳起。他丟下一句：“再拖，我即刻回漢口，請另派人負責！”短促的爆發(fā)打斷僵局，當晚九點，各部火速集結；8月1日凌晨，南昌槍聲劃破夜空。這一拍，給秋收起義奪來寶貴掩護，也讓“黨指揮槍”的口號落地有聲。
同樣的決絕，還出現于1934年底。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踏上漫漫征途。黎平縣城剛被攻下，政治局內部又陷入路線拉鋸。博古、李德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會合，理由是“指示早就下了”。毛澤東則以黔北、川南形勢為據，主張西進。會場外風雨如晦，會場內唇槍舌劍。李德不在，卻借電報壓人：“路線已定，不得擅改?！敝芏鱽碜蛔×?，他用英語沖在場眾人直問：“盲目北上，能打得穿五倍敵軍防線？”隨即再度掄掌，馬燈搖晃，燈芯瞬間暗下。周恩來盯著李德的代表，語氣急促：“這是逼紅軍上絕路！”黎平會議因而改向西進，遵義會議的窗口由此打開。后來毛澤東回憶此事時笑道：“總理那一下，把鋼軌掰直了。”

有人說，南昌起義就算被拖黃，秋收起義也會爆發(fā)；黎平縣若繼續(xù)北上，興許還能闖出去。說得輕巧，卻忽略了兩點：第一，秋收部隊當時兵力不過五千，缺彈少糧，若無南昌主力牽制，湘贛兩省的反撲必然傾巢而出；第二，湘西重兵設防，紅軍攜帶大量非作戰(zhàn)物資，正處江河日下，一旦被包圍，很可能重蹈鄂豫皖主力被殲的覆轍。周恩來的“拍桌子”，不是情緒宣泄，而是以時間換生機的決斷。
1949年以后，尼克松擔任副總統(tǒng)時就關注新中國動態(tài)。美國情報部門多次提到周恩來在黨內“調節(jié)矛盾”的角色，但那只是皮毛。真正讓尼克松信服的，是他翻閱到一份1946年的延安談判記錄。國共雙方陷入僵持，“和談代表團”已打算解散，周恩來卻在凌晨一點敲開美國特使的房門，遞上一份新草案。文件落款：周恩來——“為全體中國人避免內戰(zhàn)再度表態(tài)”。尼克松批注：“持續(xù)行動者，非浪漫派。”
周恩來身上的鋒芒與溫潤并存，既能在危急關頭拍桌斷案，也能在談判桌邊回旋余地。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橫跨28年，內部路線分歧、外部多方圍剿，任何一次失血都可能致命。毛澤東擅長在宏觀戰(zhàn)略上開辟新路，而周恩來善于把那條路修成可以疾馳的通道。尼克松的評價，與其說是個人感慨，不如說是旁觀者對兩個角色互補性的洞察。

試想一下，如果南昌起義的槍聲因為猶豫而遲到，那么國民黨對共黨武裝的圍堵將更加嚴密，秋收起義可能被迫蜷縮于井岡山周邊，無法向外輻射。再往后，沒有井岡山與瑞金之間的戰(zhàn)略回旋，也就談不上以后中央蘇區(qū)的成型。同理，在長征初期若繼續(xù)北上，紅軍不僅要面對桂系和中央軍，還要突破重兵封鎖線，幾十門山炮、上百挺機槍足以把隊伍打散。那些犧牲并非沒有意義，但倘若主力盡失，1935年的遵義會議何處召開？陜北的落腳點又由誰來爭??？單憑毛澤東獨自折沖，缺少周恩來一道監(jiān)管執(zhí)行鏈條，勝負天平恐怕要重新擺放。
周恩來并非事事拍桌，他更多時候以耐心協(xié)調聞名。也正因為極少發(fā)火，每當他驟然拍案，反倒像警鐘長鳴——“形勢再延誤就要失控”。南昌、黎平之外，西安事變時他同樣在緊要關頭一錘定音；解放戰(zhàn)爭前夕，他對劉鄧大軍“先打運城、再取臨汾”的部署，也以剛柔并濟化解爭論。一次又一次，他在轉折點上將革命推離險境。

尼克松訪華結束前，再次與周恩來長談。他提及那句“燒成灰燼”的比喻，周恩來只是淡淡一笑：“中國革命靠的是集體智慧，個人不過做分內的事?！边@一回應沒有自謙，也無自夸，卻恰恰點出了答案——勝利從來不是單人劇本，卻常常需要有人在岔路口擲下重錘。尼克松后來說：“那位總理把戰(zhàn)場上最危險的火線一寸寸向前推，而自己卻總像站在幕布后。”于是，他給出了參考答案：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依舊能生火，但火勢或無法穿透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