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這天，北京城安靜得有點嚇人。

大街小巷的人們手里捏著當天的報紙，看著那條后來被稱為“兩個凡是”的社論，大氣都不敢出。

那是真不敢說話啊，畢竟剛從那個瘋枉的年代熬過來，誰愿意因為多嘴再去蹲牛棚？

甚至連不少老干部都在觀望，琢磨著這風(fēng)向是不是還要照著過去十年那么吹。

可就在這萬馬齊喑、大家都縮著脖子過日子的時候，在冰天雪地的黑龍江，突然傳來了一聲“雷”。

有個叫楊易辰的封疆大吏，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干了一件讓北京方面都驚掉下巴的事。

他在黑龍江日報上直接發(fā)了一篇文章，題目硬得很，叫《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

這文章一出來，當時就炸了。

要知道，那時候關(guān)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還沒完全鋪開，這楊易辰簡直就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替老百姓喊出了那句憋在心里不敢說的話。

今天咱們不扯那些枯燥的文件，就專門扒一扒這位被歷史低估的“破冰者”，看看他到底是哪來的膽子，敢在這個時候去觸那個霉頭。

說起楊易辰，現(xiàn)在的年輕人估計都沒聽過這名字，但在咱們研究那段歷史的人眼里，這就是個典型的“狠人”。

你要是翻開他的履歷，會發(fā)現(xiàn)這人非常有意思。

他不是那種大字不識幾個的大老粗，人家是正兒八經(jīng)的高級知識分子，早年在兵荒馬亂的時候，硬是考進了北平中國大學(xué)法律系。

這學(xué)歷在當年含金量極高。

后來到了延安，那是筆桿子和槍桿子都能耍的主。

這種法律系的科班背景，注定了他看問題有一個核心邏輯：別跟我整那些虛頭巴腦的口號，我就看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事實才是老大。

這一點，在他主政黑龍江抓“菜籃子”這事兒上，體現(xiàn)得那是淋漓盡致。

咱們現(xiàn)在去東北旅游，大冬天的超市里草莓、黃瓜啥都有，可在那個年代，黑龍江的冬天那是真要命。

零下三十多度，物資匱乏，老百姓飯桌上除了蘿卜就是土豆，甚至連土豆都接不上頓。

當時的蔬菜供應(yīng)全靠南方調(diào)配，鐵路運力一緊張，大家就得餓肚子。

楊易辰看著著急啊，他在省委大院里坐不住，提議要在郊區(qū)搞大棚種植，哪怕是用塑料布這重簡易裝備也要搞。

這事兒現(xiàn)在看是天大的好事，但在當時，阻力大得嚇人。

有人立馬跳出來反對，指著鼻子說在郊區(qū)種菜是占用農(nóng)耕地，是搞“資本主義尾巴”，這帽子扣下來，一般人早就嚇尿了。

換個只想保烏紗帽的官，這事兒也就黃了。

但楊易辰這人的犟脾氣上來了，他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對著那些反對的人吼道：糧食是命，難道老百姓吃菜就是罪？

讓人吃飽飯，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帶著幾個穿軍大衣的老同志，頂著刺骨的白毛風(fēng)，在黑龍江到處踩點調(diào)研，硬是重新規(guī)劃了糧食與蔬菜的種植比例。

結(jié)果咋樣？

第二年冬天，黑龍江老百姓的飯桌上見著綠葉子菜了。

這事在當?shù)貍鏖_了，老百姓心里那是真有桿秤，他們不管你嘴上說得這一套那一套，能讓他們冬天吃上新鮮菜的，那就是好官。

正是這種“唯實”的性格，讓他在面對“兩個凡是”時，本能地產(chǎn)生了生理性排斥。

他在那特殊的十年里也沒少遭罪，被打倒、被關(guān)押，但他心里一直憋著一口氣。

1977年底，因為工作能力實在太突出，他被任命為黑龍江革委會主任，還受到了中央領(lǐng)導(dǎo)接見。

按官場邏輯，這時候他只要順著上面的意思“凡是”一下，以后那就是平步青云，穩(wěn)穩(wěn)當當。

但他偏不，這人就是認死理。

楊易辰的邏輯特別簡單，簡直就像是用法學(xué)思維在做數(shù)學(xué)題：如果按照“兩個凡是”，那過去那些冤假錯案還翻不翻？

彭德懷同志的案子翻不翻？

中國這窮得叮當響的日子還改不改？

他拿出了自己當年讀法律系時的邏輯功底，擺事實、講道理，在文章里把“兩個凡是”的危害剖析得體無完膚。

他強調(diào)，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在當時簡直就是一道驚雷，把很多人都震醒了。

據(jù)說這文章傳到北京，不少老帥、老將軍在開會時都拿著反復(fù)研讀，一拍大腿：這東北漢子，有種！

事實證明，楊易辰這次豪賭，賭對了。

或者說，他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當后來中央決定改革開放，急需思想解放的時候，楊易辰其實已經(jīng)走在了大部隊的前面。

他心里明鏡似的：經(jīng)歷了抗美援朝、邊境沖突和十年動蕩的中國，老百姓太需要休養(yǎng)生息了，太渴望日子能過得好一點了。

那時候需要的不是再來一套又一套的理論緊箍咒，而是實實在在的經(jīng)濟復(fù)蘇，是大家兜里能有點錢。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楊易辰這塊好鋼被用到了刀刃上——他被調(diào)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成了副國級的領(lǐng)導(dǎo)人。

這時候的中國，國門剛開，那是泥沙俱下。

外面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跟著飛進來了。

楊易辰和鄧小平同志想到了一塊去，那就是必須搞“嚴打”。

但他這個嚴打不僅僅是針對街頭混混、殺人放火，更是把目光死死盯住了“經(jīng)濟犯罪”。

作為法律系出身的他，太知道腐敗對于一個新生經(jīng)濟體意味著什么了。

那是毒瘤，是癌細胞。

他主導(dǎo)加強了對貪污、受賄、違紀行為的查處力度。

那個年代，很多借著改革春風(fēng)想撈偏門、搞“官倒”的人，都在楊易辰的鐵腕下栽了跟頭。

有些案子涉及的人級別不低，有人勸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楊易辰把眼睛一瞪：法律面前沒有特權(quán)，誰敢動國家的奶酪，我就敢動誰的帽子！

他用自己的晚年心血，為中國剛剛起步的法治建設(shè)和經(jīng)濟秩序保駕護航。

咱們回過頭來看楊易辰這一生，從北平那個熱血沸騰的大學(xué)生，到延安窯洞里的革命者，從黑龍江帶頭種大棚菜的書記，再到鐵面無私的共和國檢察長。

他的每一次選擇，其實都沒有脫離那個最樸素的道理：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讓國家走正路。

在歷史的轉(zhuǎn)折關(guān)頭，往往不需要多么高深莫測的理論家，最稀缺的反而是像楊易辰這樣，敢于指著皇帝新衣說真話，敢于為了老百姓的一顆白菜去頂撞教條的“實干家”。

有些歷史人物，是活在課本里的；而有些歷史人物，是活在人心的煙火氣里的。

如今在黑龍江，你要是問起楊易辰，可能很多年輕人一臉茫然，覺得這名字挺陌生。

但你去找個八十來歲的老大爺問問，他們大概率會瞇著眼睛跟你說：“哦，那是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窩子里的好人吶，當年的大棚菜，多虧了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