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延安。

滿臉通紅的馮雪峰站在毛澤東面前，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話，恨不的找個地縫鉆進去。

他這次回來，本該帶回魯迅先生最珍貴的遺物，卻不得不帶來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消息：魯迅臨終前千叮嚀萬囑咐，特意為您選的那只特大號金華火腿，在西安辦事處被幾個饞嘴的同志給煮了吃了！

這可是魯迅先生的絕筆禮啊。

所有人都以為毛澤東會生氣，或者至少會感到惋惜。

沒想到，毛澤東聽完只是愣了一下，隨即爽朗地大笑：“吃掉了？

吃掉了好啊，也是補了身體嘛！

我曉得了?！?/p>

這一聲“曉得了”，藏著多少沒說出口的遺憾？

很多人只知道魯迅是“民族魂”，毛澤東是“大救星”，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兩位從未謀面的巨人，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進行過一場長達數(shù)年的“隔空對話”。

把時間軸拉回1931年10月，上海景云里。

這天的魯迅有點反常。

平日里嚴肅冷峻的“大先生”，正拿著一張報紙，手指在版面上反復(fù)摩挲。

他對坐在對面的茅盾拋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這個‘毛’，多大歲數(shù)了？”

茅盾一愣，隨即反應(yīng)過來，先生指的是報紙上那個被國民黨懸賞通緝、把蔣介石搞得焦頭爛額的“赤匪頭子”毛澤東。

“1893年生人，比您小12歲?！?/p>

茅盾答道。

魯迅沒說話，只是輕輕嘆了口氣，眼神里流露出一種少見的溫情。

大家要明白那個背景，1931年是什么時候？

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時候，也是紅軍反“圍剿”打得最兇的時候。

蔣介石調(diào)集了30萬大軍，還請了德國、日本的軍事顧問，鐵了心要剿滅紅軍。

結(jié)果呢？

那個曾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湖南人，硬是帶著幾千個泥腿子，用“避其鋒芒、以實打虛”的戰(zhàn)法，在80天內(nèi)連打三個勝仗，殲敵3萬，把國民黨的正規(guī)軍耍得團團轉(zhuǎn)。

魯迅雖然不懂軍事，但他懂“骨氣”。

從那天起，許廣平發(fā)現(xiàn)先生多了一個怪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翻報紙，專門找“朱毛”的消息。

那時候國民黨的報紙都在罵紅軍，魯迅卻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能從滿紙的“潰敗”“逃竄”中，讀出紅軍又打了勝仗的真相。

找到了，眉眼舒展；找不到，一天都陰沉著臉。

在那一刻，這個比他小一輪的湖南人，不再是報紙上的符號，而是他從未謀面的知己。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其實一直有一座橋。

這座橋，就是那個后來把火腿弄丟了的馮雪峰。

1933年，左聯(lián)作家馮雪峰要去瑞金。

臨行前，魯迅緊緊握著他的手，那是真舍不得。

在上海的文藝圈，魯迅是孤獨的斗士；而馮雪峰這一去，是要去那個魯迅心向往之卻因身體原因去不了的“紅區(qū)”。

到了瑞金，馮雪峰見到了毛澤東。

此時的毛澤東，日子并不好過，正處在被“左”傾路線排擠的低谷期。

兩人在窯洞里，一聊就是大半夜。

讓馮雪峰驚訝的是，毛澤東對魯迅熟得嚇人。

《阿Q正傳》讀了好幾遍，連魯迅最近罵了誰、身體怎么樣都一清二楚。

毛澤東問得最細的一句是：“上海的環(huán)境那么惡劣，魯迅的安全有保障嗎？”

這哪里是政治領(lǐng)袖在問詢，分明是老友在掛念。

后來紅軍長征，馮雪峰跟著隊伍爬雪山、過草地，九死一生。

1936年，當他帶著一身硝煙味再次回到上海，住進魯迅家里時，魯迅已經(jīng)病入膏肓。

那是一幅讓人心碎的畫面：魯迅躺在病床上，瘦得脫了相，肺結(jié)核折磨得他呼吸困難。

但他只要一聽到馮雪峰講紅軍的故事，講遵義會議，講四渡赤水，講戰(zhàn)士們煮皮帶充饑，他的眼睛就會突然亮起來，像個聽故事的孩子。

“主席身體好嗎？

吃得飽嗎？”

魯迅插話問。

馮雪峰實話實說：“和戰(zhàn)士們一樣，吃紅米飯南瓜湯，有時候連南瓜都沒有。”

魯迅沉默了很久。

也就是在那一刻，他決定要送點什么。

1936年的上海，想給延安送東西，難于上青天。

魯迅想了半天，決定送兩樣?xùn)|西：精神食糧和物質(zhì)食糧。

精神食糧是《海上述林》，這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整理出版的摯友瞿秋白的遺作。

他特意挑了兩本，一本皮脊面的給“M”（毛澤東），一本藍絨面的給“周恩來”。

物質(zhì)食糧，就是那只著名的金華火腿。

為了買這只火腿，魯迅拿出了選書的勁頭。

他讓馮雪峰去著名的“北萬興”火腿店，還得是店主張子遠親自翻箱底找出來的特大號。

店員拿出來的四五只都被魯迅嫌小，最后那只，足足有普通火腿的一倍半大。

這不僅僅是肉，這是一個長者對晚輩的疼惜，是一個在敵占區(qū)孤軍奮戰(zhàn)的文人，對根據(jù)地浴血奮戰(zhàn)的武將最樸素的慰問。

然而，天不遂人愿。

1936年10月19日，火腿還沒送到，魯迅先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那個“M”，終究沒能親口嘗到這份心意。

因為戰(zhàn)亂和交通封鎖，火腿輾轉(zhuǎn)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確實被不知情的同志誤食了。

但正如毛澤東所說，“曉得了”。

他曉得的不僅僅是火腿，而是魯迅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歷史總是充滿了巧合與遺憾。

早在1918年，年輕的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魯迅常去那里查書。

兩人曾在同一個屋檐下，呼吸過同樣的空氣，甚至可能擦肩而過。

但那時，一個是默默無聞的鄉(xiāng)下青年，一個是名滿天下的新文化旗手。

身份的懸殊，讓他們錯過了第一次握手的機會。

等到兩人心意相通時，卻又隔著千山萬水，隔著國民黨的層層封鎖。

魯迅去世一周年時，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xué)做了一次演講。

在那次演講中，他給魯迅下了一個定論，震古爍今：“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jù)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p>

這不是政治吹捧，這是靈魂的共鳴。

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辦公桌上永遠放著一套《魯迅全集》。

那是1938年出版的紀念版，紫色封面。

據(jù)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讀魯迅的書，經(jīng)常讀到忘記吃飯睡覺。

他常說：“我的心和魯迅是相通的。”

為什么相通？

因為他們都在做同一件事：救中國。

魯迅用筆，像手術(shù)刀一樣剖開中國人精神上的毒瘤；毛澤東用槍，像鐵錘一樣砸碎舊社會的枷鎖。

一個是文化戰(zhàn)線的統(tǒng)帥，一個是軍事戰(zhàn)線的統(tǒng)帥。

他們就像黑暗中的兩座燈塔，雖然隔海相望，光芒卻在海面上匯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