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lián)網上對于魏忠賢的贊譽除了“理稅聚財”之外，更多集中在其拔群的軍事能力上。只要有魏公公坐鎮(zhèn)，大明邊防就穩(wěn)如老狗，建奴斷不敢犯邊墻或南下入寇。那么事實究竟如何呢？

天啟二年正月的廣寧大戰(zhàn)后，明軍在關外的實控區(qū)就只剩細長的遼西走廊了。只是努爾哈赤從大明掠奪關外大片土地的同時也承接了麻煩 – 頂替明軍成為遼東的守衛(wèi)者。

當時除了明朝，有意瓜分或占據(jù)遼東的外敵主要有三個，蒙古的察哈爾（八大部）、內喀爾喀（五部）和同族的野人女真（十幾個部落）。努爾哈赤再狂，也不會認為自己能多線同時出擊，所以他選擇了很常規(guī)的策略，先易后難。

雖然明軍戰(zhàn)斗力遠遜于八旗，但后金在事實上主動息戰(zhàn)，與明廷維持“心照不宣”的和平。對蒙古和女真，則針對他們部族聯(lián)盟松散這一特點，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分化政策，愿意投靠的以聯(lián)姻來結盟，不愿意的則軍事突襲并劫掠。

這套策略本身沒什么大問題，只是受自身體量以及底蘊的限制，執(zhí)行起來進展并不快。

比如努爾哈赤直至身亡（天啟六年），都未能消除野人女真的威脅（后由皇太極征服）。察哈爾林丹汗雖在軍事上屢遭敗績，卻拒絕向后金低頭。內喀爾喀諸部雖愿意結盟，但也愿意叛約偷襲。努爾哈赤死前最后一戰(zhàn)，就是征討背盟的扎魯特部 ……

所以至努爾哈赤身亡時，后金雖然在軍事對抗上強于蒙古，但未形成戰(zhàn)略優(yōu)勢?；侍珮O上位后雙方態(tài)勢的轉變，要感謝林丹汗的助攻。其兼并內喀爾喀五部領地的行為，引發(fā)察哈爾內屬各部的恐慌并最終敖漢與奈曼兩大部叛離并投向后金 ……

所以天啟二年至七年（閹黨主政主要是在天啟五年至七年），與其說大明的邊墻（或者關寧錦防線）牢不可破，不如說努爾哈赤和后金無暇攻明。

這段時間除了外部勢力的約束，后金的內部環(huán)境也日益惡化，讓其難以對外擴張。而造成這一情況的禍首，就是努爾哈赤本尊了。

在古代人丁是比土地更重要的資源，以十三副鎧甲起家的努爾哈赤自然也明白這一點。為吸納遼人（主體是漢民）的投效，努爾哈赤在高淮亂遼期間就喊出“有房同住、有糧同食、有田同耕”的口號。正式起兵叛明后，也要求屬下善待被俘掠的明朝軍民。

俾自撫順城來降之千戶，未分其父子、兄弟， 未離其夫婦。因戰(zhàn)事而失散之兄弟、父子、夫婦、親戚、家奴及一應器物，盡查還之。此外，再給以馬、牛、奴仆、衣服、被褥、糧食等。又給牛一千頭，以供食用。每戶分給大母豬二口、犬四條、鴨五只、雞十只，以供飼養(yǎng)，并給與器皿等一應物件。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員，著交其原主游擊李永芳管轄。

《滿文老檔》

為何遼東經略熊廷弼在《遼左大勢久去疏》里大罵“今日遼人已傾心向奴矣”，因為努爾哈赤給的不僅比大明多，還比大明要好。那么這各取所需的招撫政策，后面為何又崩潰了？

為整合松散的女真各部，努爾哈赤打散了女真原有部族結構，以軍事化的八旗制為核心糅雜出全新的“滿族”。但后金大量吸納漢民后，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如何讓滿、漢兩個不同的族群形成一致的認同感呢？

努爾哈赤的辦法簡單且粗暴 -- “剃發(fā)令、遷居令和滿漢合屯同居令”。既然文化習俗、生活方式不同，那么強制要求兩族人丁混居生活在一起，不就沒差異了？

注：同居令原則為“大家并于大戶，小家并于小戶，房同住，谷同吃、田同耕”，同時要求漢民（按戶計算）供應與其同住的旗民每人每月4升糧食（普通旗民每月口糧40升），旗民不得搶奪漢民財物子女等。但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旗民往往依仗權力庇護，將漢民視為家奴而予取予奪。

首先，女真和漢民之間的文化代差，就決定了這兩個族群不能簡單、快速的融合。其次，這種消除差異的方法，實質是讓漢民無條件地接納和服從滿人的行為習俗。帶給漢民不僅不是善意，反而是一種壓迫和羞辱以及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否定。

除此之外，八旗軍事貴族們在享受特權地位的同時，還占據(jù)著后金內部的管理職務。他們不僅以權欺凌漢民，也在處理兩族矛盾時故意偏袒滿人。所以遼東漢民會擁護還是反抗，是不言而喻的。

天啟朝中后期隨著小冰期災情的加劇，遼東全境遭遇冰寒和旱災，糧食的減產不僅進一步加劇了滿漢矛盾，也加劇了八旗權貴對漢民的掠奪。漢民的逃亡和反抗，自然也會隨之加劇。

這種族群的矛盾沖突，努爾哈赤知曉它的壞處，也多次下令各旗不得欺凌或掠奪漢民財物子女。但這些政令形同空文，不是努爾哈赤在做樣子，是后金沒有一套規(guī)范的（文職）政務處理系統(tǒng)。

努爾哈赤下達的命令，具體還是由各旗的軍事貴族們（旗主、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錄額真）依個人意愿和理解來執(zhí)行。然而欺凌原本就來源于他們，所以能有什么效果？

對于民眾以及中下層漢人官員而言，他們也不會去關心后金政務體系的弊端，他們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空話和不作為。所以裂痕、矛盾、仇視只會更深，對應的暴力沖突也只會越來越嚴重。

理解不了其中關竅（或者不愿意承認失敗）的努爾哈赤，自然會無能狂怒 -- 甩鍋漢民，認為他們不識好歹、故意與他作對。繼而報復性地推出了屠殺令“殺無谷人”（糧食不足五斗者），這換來的是遼東社會秩序的全面崩潰。

注：對于努爾哈赤晚年的暴政，早年就歸附后金的漢人劉學成將其甩鍋為，“汗初取得遼東後，上至旅順口，下及鎮(zhèn)江，使民安居而養(yǎng)之。其後，無知之民負汗之恩養(yǎng)，年年逃叛。子若不孝，父豈可慈乎！以致因彼等之惡而遷移殺戮之”。其實對比皇太極上位后一年就穩(wěn)定遼東局勢，更能看出努爾哈赤在內政處理上的淺薄和無能。

不僅遼東漢民（包括部分蒙古、女真人）大量向遼西、遼南、東江（鎮(zhèn)）、朝鮮逃亡，原本投降后金很多漢官將領也半公開的謀劃著歸明（例如劉興祚和劉興治兄弟），登萊和東江兩鎮(zhèn)也乘勢在遼南以及遼東沿海一帶的擴張地盤和吸納人丁。

除此之外，一些膽子大的遼人更是主動成為明軍內應或者抱團落草為寇，四處下毒或劫殺滿人。“盜賊蜂起，偷竊牛馬，人相殘殺，致國中大亂”，為此努爾哈赤專門下令女真人需結隊10人以上后方可出行 ……

伴隨社會秩序崩潰的是社會生產（尤其是糧食）的全面停滯和下降，這自然也會拉低后金整體的軍事能力。別說進犯大明邊墻了，該如何讓后金政權不崩潰以及保全自身才是當時八旗高層憂心的問題。

至于有魏忠賢兜底的大明邊防有多強，來看看下述事實吧。

天啟五年八月，受遼東大亂的鼓舞以及朝中彈劾其在遼事上無意進取的壓力，孫承宗發(fā)啟襲取耀州的“柳河之役”。此戰(zhàn)雖規(guī)模和損失都不大（明軍折了四百人馬），但魏忠賢抓住這個機會讓孫承宗下崗還鄉(xiāng)。

接替孫承宗的高第一上任，防線就出了“大問題”。

鑒于后金馬上就要來的報復，前線官員分成了兩派。一派以高第為首，主張放棄錦（州）右（屯），退守寧遠和山海關。一派以袁崇煥為代表，要求固守錦州和右屯。

誰是誰非姑且不論，對于掌控朝廷的魏公公和閹黨來說，此時最該做的當屬統(tǒng)一前線的部署和戰(zhàn)略。但結果卻是朝廷不明確表態(tài)，高第和袁崇煥各干各的。

高第將錦右的大部分駐軍撤回山海關，袁崇煥則將囤積于右屯的三十萬石糧食留在原地（包括周守廉下屬的幾千明軍），結果防線成了紙糊的不說，努爾哈赤還白撿了糧食 …… 所以魏公公和閹黨，在軍事上是啥水平？

與其去臆想有魏忠賢在后金就不敢入關，還不如架空歷史讓努爾哈赤再多活幾年，看看遼東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