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那邊兒天都開始冷了，但在湖北黃安的一個小村子里，發(fā)生了一件讓人聽著直起雞皮疙瘩的事兒。

一個穿新軍裝的警衛(wèi)員，揣著封信，好說歹說要接一位老太太去北京享福，說首長是她兒子。

結(jié)果呢，這老太太石順香根本不信。

她沒什么激動的表情，反手就指著堂屋中間那個被煙熏了17年的靈位，跟那小戰(zhàn)士說別拿苦命人尋開心。

在她的認(rèn)知里，兒子的魂都在那塊木頭牌位上住了六千多天了，這會兒怎么可能從北京冒出來？

這事兒吧，說白了就是個因為戰(zhàn)爭搞出來的驚天大烏龍。

一張輕飄飄的陣亡通知書，有時候比千斤重的炸彈還能壓死人。

要把這亂麻理清楚，得把時間往回倒，回到1932年那個要命的春天。

那時候紅四方面軍在打仗，22歲的徐深吉已經(jīng)是團級干部了，是個狠人，打起仗來不要命。

但在古峰嶺阻擊戰(zhàn)里，為了掩護大部隊撤退，他們團基本被打光了。

徐深吉當(dāng)時渾身是血，昏死在死人堆里，大家伙兒撤得急，都以為他也沒了。

那時候可沒有現(xiàn)在的微信定位，統(tǒng)計傷亡全靠肉眼看。

部隊一走，這就出了岔子。

一張陣亡通知書就這么發(fā)回了黃安老家，順帶稍回去的，只有兩塊大洋。

石順香接到這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傻了。

據(jù)說那天晚上，她抱著兒子的舊衣裳坐了一宿，第二天街坊鄰居一看，這老太太頭發(fā)竟然全白了。

她找木匠刻了個牌位，從此以后，就成了個守著“鬼魂”過日子的孤寡老人。

這就離譜了，徐深吉其實命大，被后來的搜救隊從死人堆里刨了出來。

但他醒過來的時候，大部隊已經(jīng)開始轉(zhuǎn)移了，也就是后來那個著名的長征。

這一走就是十萬八千里，跟老家徹底斷了線。

那時候也沒有手機，寫封信比登天還難，再加上怕連累老娘被反動派報復(fù)，徐深吉只能把思念爛在肚子里。

這一憋，就是整整17年。

這17年，這對母子簡直就是活在兩個平行宇宙里。

在老家，石順香頂著“烈士家屬”的帽子，還得躲著國民黨軍隊的搜捕，日子過得那是相當(dāng)凄慘，天天對著那個木頭牌位念叨。

而在千里之外，那個“死掉”的兒子徐深吉，正在把自己活成日軍的噩夢。

這人有多猛？

抗戰(zhàn)的時候他是129師771團的團長，那是陳賡386旅的主力。

在神頭嶺、響堂鋪這些地方，徐深吉帶著人把日本鬼子揍得找不著北。

娘在家給兒子燒紙錢求平安，兒子在前線送鬼子下地獄。

甚至逼得日軍在坦克上掛橫幅，說專打386旅。

這種反差，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肯定有人會問，都當(dāng)了大官了，這中間就真的一點時間都抽不出來往家里帶個信？

哪怕派個人去看看呢？

這事兒還真沒那么簡單。

除了前面說的怕連累家里，還有一個特別殘酷的原因：徐深吉的身體垮了。

1942年五一大掃蕩的時候，日軍用了毒氣彈。

徐深吉為了指揮突圍，吸進去不少毒氣，肺部受了不可逆的重傷。

那之后他身體就一直不好，甚至到了1948年，整個人徹底病倒，好幾次都在鬼門關(guān)門口晃悠。

試想一下，一個連呼吸都費勁、隨時可能掛掉的人，哪敢去聯(lián)系老娘？

萬一剛聯(lián)系上，人就沒了，那不是讓老太太再死一次心嗎？

那時候他的命，真不是自己的，是國家的。

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徐深吉身體稍微緩過來點，這才敢派那個警衛(wèi)員回去。

他當(dāng)時給警衛(wèi)員下的命令聽著都心酸：要是老人家還在，就接來；要是不在了，就替他在墳頭磕三個頭。

直到石順香老太太被接到了北京，看見那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中年男人，那個供了17年的名字突然變成了大活人，這一場跨越生死的誤會才算畫上句號。

那個畫面真的挺讓人破防的。

徐深吉跪在地上哭得像個孩子，說兒子不孝。

這一跪，跪的是十七年的生死兩茫茫，也是那個年代最無奈的欠條。

石順香摸著兒子滿是皺紋的臉，什么埋怨的話都沒了，只要人活著，那17年的眼淚就不算白流。

這故事聽著圓滿，其實全是那個時代的眼淚。

徐深吉后來成了開國中將，但他后半輩子對老娘那是出了名的孝順，幾乎是一種贖罪式的心態(tài)。

畢竟，這世上再多的勛章，也補不回母親那滿頭的白發(fā)。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這回是真的去陪他母親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