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3年的夏天，蒙古帝國第三次西征開啟，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奉蒙哥汗之命，率蒙古騎兵征伐西亞的阿拔斯王朝。歷經(jīng)四年征戰(zhàn)，旭烈兀于1258年滅阿拔斯王朝，在伊朗高原建立四大汗國之一的伊爾汗國。伊爾汗國的建立，則徹底打破西亞原有勢力格局，托雷系出身的旭烈兀成為波斯最高統(tǒng)治者。但輝煌征服并未帶來穩(wěn)固周邊環(huán)境，伊爾汗國因族群歸屬、宗教及領土爭端，導致其長期被周邊國家孤立。在四面受敵之際，伊爾汗國將目光投向東方同屬托雷系建立的元帝國，通過奉元朝為宗主國、維系親密外交，在孤立困局中獲得了唯一支撐。

△西征建國的旭烈兀

宿敵環(huán)伺：與馬穆魯克王朝的長期仇怨

了解伊爾汗國歷史的人皆知，這個政權自建立之初，便深陷與周邊國家的混戰(zhàn)之中，其外交史幾乎是一部不斷征戰(zhàn)的歷史。

在伊爾汗國四周的強敵中，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是與之交戰(zhàn)最頻繁、仇恨最深的一個。這份仇怨的起點，便是第三次西征期間那場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艾因賈魯戰(zhàn)役。

根據(jù)《史集》的記載，1260年，旭烈兀因蒙哥汗去世率軍東返，留下部將怯的不花鎮(zhèn)守敘利亞。同年9月，怯的不花率領的蒙古軍團與馬穆魯克軍隊在艾因賈魯平原展開決戰(zhàn)。

彼時的蒙古騎兵雖以驍勇善戰(zhàn)聞名，但經(jīng)過長期西征已元氣損耗，且兵力處于劣勢；而馬穆魯克軍隊則是由奴隸組建的精銳之師，擅長近戰(zhàn)與騎射，且熟悉蒙古戰(zhàn)術。最終，這場戰(zhàn)役以蒙古軍團的慘敗告終，怯的不花戰(zhàn)死，蒙古騎兵的鐵蹄止步于西亞，未能踏上非洲的土地。

△與蒙古騎兵作戰(zhàn)的馬穆魯克士兵

艾因賈魯戰(zhàn)役的慘敗，成為伊爾汗國與馬穆魯克王朝長期對抗的導火索。不甘心失敗的伊爾汗國，自開國君主旭烈兀起，歷代君主都將復仇馬穆魯克、征服敘利亞與埃及視為重要目標。

旭烈兀的繼承者阿八哈、阿魯渾、合贊汗等人，先后多次率領大軍向馬穆魯克王朝發(fā)動遠征，規(guī)模最大時兵力可達數(shù)十萬。

然而，馬穆魯克王朝憑借堅固的城防、靈活的戰(zhàn)術以及充足的后勤補給，屢次擊退伊爾汗國的進攻，雙方交戰(zhàn)數(shù)十次，伊爾汗國始終未能擺脫敗多勝少的局面，更無法徹底消滅馬穆魯克人。

除了軍事對抗，馬穆魯克王朝還從外交上對伊爾汗國展開全方位打壓。他們深知伊爾汗國內部存在宗教矛盾，且與周邊蒙古汗國存在分歧，于是主動與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建立同盟，不斷慫恿這些汗國入侵伊爾汗國，形成對伊爾汗國的包圍夾擊之勢。馬穆魯克王朝的外交策反，進一步加劇了伊爾汗國的孤立處境，使其陷入腹背受敵的艱難境地。

△由術赤之子拔都建立的金帳汗國

同族反目：與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的紛爭糾葛

如果說與馬穆魯克王朝的對抗是異族群之間的利益沖突，那么伊爾汗國與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的戰(zhàn)爭，則是蒙古帝國內部的權力博弈與族群分裂，其矛盾根源更為復雜，仇恨也更為深刻。

伊爾汗國與金帳汗國的決裂，源于旭烈兀對巴格達的血洗。1258年，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攻破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達后，下令對城中居民進行大規(guī)模屠殺，據(jù)史料記載，此次屠殺持續(xù)了四十多天，死亡人數(shù)超過十萬，末代哈里發(fā)穆斯臺綏木也被旭烈兀下令處死。

這一事件在蒙古帝國內部引發(fā)了巨大爭議，尤其是已經(jīng)改宗的金帳汗別兒哥，更是對此極為憤怒。當時的別兒哥認為，旭烈兀在滅亡阿拔斯王朝、處死哈里發(fā)這等重大事件上，未與自己及其他兄長商量，擅自行動，且血洗巴格達的行為過于殘暴。

△金帳汗國與伊爾汗國的戰(zhàn)爭

而伊爾汗國與金帳汗國的領土糾紛，則讓憤怒的別兒哥徹底與伊爾汗國決裂，他下令組建大軍遠征伊爾汗國，同時主動與馬穆魯克王朝結盟，形成了對伊爾汗國的東西夾擊。

此后，伊爾汗國與金帳汗國的軍隊在高加索地區(qū)展開了多次慘烈激戰(zhàn)，雙方互有勝負，傷亡都極為慘重。

旭烈兀與別兒哥相繼去世后，兩國的矛盾并未得到緩解，反而因領土爭端進一步升級，阿塞拜疆地區(qū)因其肥沃的土地與重要的戰(zhàn)略位置，成為兩國爭奪的焦點。

在隨后的數(shù)十年間，伊爾汗國與金帳汗國圍繞阿塞拜疆的歸屬權大打出手，平均每十多年就會爆發(fā)一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這種長期的內耗，嚴重消耗了兩國的國力，也讓伊爾汗國的孤立處境雪上加霜。

而伊爾汗國與察合臺汗國的沖突，則源于“海都之亂”埋下的仇恨種子。公元1268年春天，窩闊臺的孫子海都因不滿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漢化政策，認為其違背了蒙古人的游牧傳統(tǒng)，于是公開挑戰(zhàn)忽必烈的權威，在中亞地區(qū)發(fā)動叛亂。

海都憑借其在中亞的強大勢力，迅速集結了一批反對忽必烈的蒙古貴族，與元朝軍隊展開了長達數(shù)十年的戰(zhàn)爭。

彼時的察合臺汗國，因國力較弱，且受海都在中亞的威懾，被迫選擇與海都結盟，共同對抗出身托雷系的忽必烈以及伊爾汗國的君主阿八哈。

結盟之后，察合臺汗國大汗八剌立即率領大軍遠征伊爾汗國，企圖通過征服伊爾汗國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

然而，八剌的軍隊在與伊爾汗國軍隊的交戰(zhàn)中慘遭失敗，被阿八哈率領的大軍擊退，阿八哈隨后乘勝追擊，率軍攻入察合臺汗國境內，洗劫了其重鎮(zhèn)布哈拉城，給察合臺汗國造成了沉重打擊。

“海都之亂”結束后，伊爾汗國與察合臺汗國的矛盾并未徹底化解，兩國又因中亞邊境的領土問題頻繁爆發(fā)沖突，雖戰(zhàn)爭規(guī)模不及與金帳汗國的對抗，但也進一步加劇了伊爾汗國的外交困境，使其陷入四面受敵的孤立局面。

△伊爾汗國的王室成員

遠交近攻：與元朝的親密關系及宗主認同

長期的戰(zhàn)亂與周邊國家的包圍夾擊，使伊爾汗國的外交陷入冰點，國土四周幾乎沒有一個關系融洽的盟友。

在這種孤立無援的處境下，伊爾汗國的歷代君主逐漸意識到，僅憑自身力量難以擺脫困境，必須采取“遠交”政策，拉攏距離自己國土較遠、沒有直接利益沖突的國家，以緩解自身的外交壓力。

在眾多遠方國家中，由蒙古人在中國建立的元帝國，成為了伊爾汗國最理想的結盟對象，兩國不僅建立了親密的外交關系，伊爾汗國還明確承認元朝的宗主國地位，成為元朝的附屬國。

伊爾汗國與元朝之所以能夠建立如此親密的關系，核心原因在于兩國統(tǒng)治者有著深厚的血緣羈絆。伊爾汗國的建立者旭烈兀與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均是托雷的兒子，屬于同宗同族。

這種血緣關系，在蒙古帝國分裂、各汗國相互攻伐的背景下，成為了維系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此外，伊爾汗國與元朝之間距離遙遠，中間隔著金帳汗國與察合臺汗國，兩國不存在直接的領土爭端，這也為雙方建立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

△建立元朝的忽必烈

根據(jù)《元史》的記載，伊爾汗國對元朝的宗主認同，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伊爾汗國的新大汗登基時，必須派遣使者前往元朝，向元朝皇帝奏請冊封，只有得到元朝皇帝的正式認可與冊封，新大汗的統(tǒng)治才具有合法性。

例如，旭烈兀去世后，其兒子阿八哈繼位，便專門派遣使者前往元朝，請求元世祖忽必烈的冊封，忽必烈隨后派遣使者前往伊爾汗國，正式冊封阿八哈為伊爾汗。

而伊爾汗國還曾長期向元朝繳納貢賦，定期派遣使者向元朝皇帝進獻珍奇異寶，如西域的駿馬、寶石、香料等，以此表達對宗主國的臣服。

除此之外，兩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保持著密切的交流，元朝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伊爾汗國，傳達皇帝的旨意，而伊爾汗國也經(jīng)常派遣使者前往元朝，匯報國內的情況。

△忽必烈的繼承者鐵穆耳

這種親密的宗藩關系，為伊爾汗國帶來了諸多實際利益。在外交上，元朝的宗主國地位為伊爾汗國提供了一定的外交支撐，使其在與周邊汗國的對抗中，不至于完全孤立無援。

而在經(jīng)濟上，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不斷，元朝的絲綢、瓷器等商品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伊爾汗國，而伊爾汗國的西域特產也傳入元朝，促進了雙方的經(jīng)濟發(fā)展，在文化上，雙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蒙古文化與中原文化、西亞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

值得注意的是，伊爾汗國與元朝的親密關系，一直持續(xù)到元朝滅亡之前，即便在伊爾汗國后期國力衰退、內部動蕩的情況下，兩國之間的宗藩關系也未發(fā)生改變。這種跨越萬里的友好關系，在蒙古帝國分裂后的混亂局面中，成為了一段罕見的佳話。

伊爾汗國的孤立處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與馬穆魯克王朝的歷史仇怨、與金帳汗國的宗教分歧及領土爭端、與察合臺汗國因權力博弈產生的沖突，共同將其推向了四面受敵的困境。

而與元朝的親密宗藩關系，則是伊爾汗國在孤立中尋得的重要支撐，這份基于血緣紐帶與共同利益的關系，不僅緩解了伊爾汗國的外交壓力，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伊爾汗國的興衰與外交抉擇，不僅是蒙古帝國分裂后各汗國命運的縮影，也深刻影響了西亞與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為后世留下了諸多值得深思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