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夏，杭州的地攤上出現(xiàn)了一本名為《我是毛岸龍》的自傳，作者聲稱自己是毛澤東失散多年的小兒子，書中描述了他如何從上海輾轉(zhuǎn)流落民間，又如何在晚年找回身份的曲折經(jīng)歷。這本書在西湖邊的書攤上賣得很火，五塊錢一本，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三萬冊。

書中的故事聽起來頗為傳奇，作者寫到自己1930年代在上海灘見過魯迅，兩人還在霞飛路上散過步；他說自己年輕時在電影公司工作，和當時的演員藍蘋（江青）一起拍過戲。最吸引眼球的是，他還詳細描述了1933年在南京的一次聚會，見到了時任水利部門負責人的錢正英。

杭州市民看完書后議論紛紛，有人覺得離奇，有人半信半疑，一位退休干部甚至專門寫信到中央辦公廳，詢問毛主席是否真有這個小兒子還活著。

這封信很快轉(zhuǎn)到了中央檔案館，相關(guān)部門隨即展開了調(diào)查。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翻出了1968年的一份專項調(diào)查報告，這份報告詳細記錄了毛澤東三個兒子的去向，毛岸英1950年在朝鮮戰(zhàn)場犧牲，毛岸青在北京生活，而小兒子毛岸龍在1931年就已夭折。當時年僅三歲的毛岸龍因急性痢疾在上海病逝，遺體由大同幼稚園的保育員李云安排下葬，具體地點在滬西公墓。

這么一說，作者假冒無疑。經(jīng)核實，假冒者叫鞠濤，1905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普通家庭，比真正的毛岸龍年長22歲。按照他的年齡1931年毛岸龍去世時，鞠濤已經(jīng)26歲了。

調(diào)查組找到鞠濤家中時，在他床下的木箱里發(fā)現(xiàn)了一份手寫合同，原來他找了一位姓王的退休教師代筆，承諾書賣出去后分給對方三成稿費。王某在詢問中承認，書里的大部分情節(jié)都是鞠濤口述，自己根據(jù)一些文史資料加工潤色的，很多對話和場景都是想象出來的。

鞠濤最初向王某提出這個寫作計劃時，想的是給子女留點念想，順便賺點養(yǎng)老錢。那幾年市面上各種名人傳記很暢銷，他覺得毛主席的名氣大，打這個旗號肯定好賣，至于為什么選擇冒充毛岸龍，是因為這個孩子去世得早，相關(guān)資料很少，容易編造。

書中提到的幾位“證人”也被一一核實，所謂的“上海老鄰居趙大爺”查無此人，“南京聚會的同事張秘書”也是虛構(gòu)的，唯一真實存在的是書中提到的大同幼稚園，但該園的歷史檔案里根本沒有“楊永泰”這個化名后來又改回“鞠濤”的記錄。

出版這本書的是杭州一家民營印刷廠，老板姓陳。他后來解釋說，當時鞠濤拿著手稿來找他，自稱是毛主席的兒子，還拿出了一些老照片和所謂的“證明材料”，陳老板覺得是個商機，沒仔細核實就印了，書出來后確實賣得不錯，他還打算加印，結(jié)果調(diào)查組就上門了。

1993年7月，相關(guān)部門做出處理決定，已經(jīng)印刷的書籍全部收繳銷毀，印刷廠被罰款五萬元，鞠濤被責令公開承認造假。

歷史總是充滿了荒誕的巧合。當年鞠濤在派出所寫檢查時，咬著圓珠筆桿子，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年后，會有個研究蘭花病毒的“龐家后人”，在更高的圈層里，演著一出更精彩的“無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