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在河南湯陰的一座戰(zhàn)俘營里，發(fā)生了一件讓當時所有警衛(wèi)員都把眼珠子瞪出來的怪事。

一個瘦得像骷髏、因為大煙癮犯了正渾身打擺子的老頭，正縮在角落里等著吃槍子兒。

這人名氣太大，也太臭，他就是那個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墳給炸了的“東陵大盜”孫殿英。

按理說，這號人挖絕戶墳、當日本漢奸、給蔣介石當打手，這“黑歷史”疊得比城墻還厚，落到解放軍手里，槍斃十回都嫌少。

可誰也沒想到，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司令員劉伯承大步走進去的時候，非但這桌子沒拍，反而握住孫殿英那雙干枯的手，笑著說了句讓他懷疑人生的話：孫軍長，這次不僅不殺你，還得給你記上一功。

這恐怕是民國史上最魔幻的時刻之一了。

一個早已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流氓軍閥，怎么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的“有功之臣”？

要搞懂這事兒，光盯著那幾座被炸開的皇陵沒用，得看透孫殿英這個人在亂世里那套令人咋舌的“生存哲學”。

說白了，孫殿英這輩子只信奉一條真理：在亂世里，誰都是過客，只有把注下在所有莊家身上，自己才能永遠留在牌桌上。

咱們把時間軸拉回到1928年，那是孫殿英人生的第一個高光，也是他洗不掉的污點。

那時候的孫殿英，不過是剛被國民黨收編的雜牌軍頭子，手底下幾千張嘴嗷嗷待哺，可蔣介石那邊呢，連半塊大洋的軍餉都不給發(fā)。

再那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年代，沒錢就意味著隊伍要散，隊伍散了就是死路一條。

被逼急了的孫殿英，把那雙賊溜溜的眼睛盯上了河北馬蘭峪的清東陵。

后世人都罵他貪婪成性，其實若站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的視角看，這更像是一次為了生存的瘋狂賭博。

也就是在那幾個黑夜里，他炸開了慈禧的定東陵和乾隆的裕陵，足足拉走了幾十車的稀世珍寶。

但這才是故事最諷刺的地方。

按大清律例或者民國法律，動皇陵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滿清遺老要拼命，國民政府要面子，怎么看孫殿英這回都死定了。

可這人精明就精明在，他懂得“財散人聚”的道理。

那些舉世無雙的翡翠西瓜、九龍寶劍，并沒有全部鎖進他的私庫，而是連夜打包，流水一樣送進了南京。

宋美齡鞋上的夜明珠、孔祥熙家里的朝珠、乃至蔣介石案頭的九龍劍，這些沾著墓道陰氣的寶貝，硬是把孫殿英從鬼門關拉了回來，還幫他換來了一個安徽省主席的虛銜。

這一把豪賭，讓他徹底看透了國民黨高層的虛偽：只要利益給夠了，沒什么原則是不能賣的，所謂的王法在黃金面前就是張廢紙。

真正讓他在1947年保住性命的“伏筆”，卻埋在抗日戰(zhàn)爭那個最混亂的時期。

1943年，也就是著名的“太行山戰(zhàn)役”那陣子，孫殿英被日軍重兵包圍。

這時候擺在孫殿英面前的就兩條路：要么戰(zhàn)死，成全民族大義；要么投降，背上漢奸罵名。

作為一個毫無政治信仰的江湖老油條，他幾乎沒猶豫就選了后者。

不過他那個腦子轉得是真快，投降前先給蔣介石拍了封電報，說自己這是“曲線救國”，留得青山再，不怕沒柴燒。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孫殿英徹底淪為日寇走狗的時候，他那天生的投機嗅覺又動了。

他在給日本人辦事的同時，敏銳地察覺到八路軍在敵后的力量正在瘋長。

作為一個把“兩面三刀”玩到極致的人，孫殿英做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在給日本人當皇協(xié)軍的同時，私下里給八路軍留個“后門”。

這便是劉伯承后來所說的“恩”。

那會兒，八路軍129師在太行山活動，日子過得那是相當苦，物資極度匱乏。

孫殿英駐防的龐勛地區(qū)，正好卡在交通要道上。

但他這人鬼得很，只要是八路軍的運輸隊，他底下的關卡往往是“槍口抬高一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甚至在某些關鍵時刻，他還把自己兵工廠造的子彈、搜羅來的緊缺西藥，悄悄轉手送給共產黨。

他當時的想法很單純：日本人雖然現(xiàn)在兇，但未必能長久；蔣介石雖然是名義上的領袖，但未必靠得?。贿@支穿草鞋的隊伍雖然窮，但那種可怕的凝聚力讓他不敢得罪。

這一筆“政治保險”，孫殿英買得悄無聲息，就像現(xiàn)代人買期貨一樣，卻在多年后救了他一命。

可惜啊，聰明反被聰明誤。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孫殿英這個“墻頭草”又覺得自己行了。

蔣介石為了打內戰(zhàn)，急需這種手里有兵的地頭蛇，不僅沒追究他當漢奸的罪，反而給了他高官厚祿。

被這顆糖衣炮彈砸暈的孫殿英，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關頭，做出了最后一次、也是最致命的誤判。

他以為擁有全套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能贏，于是死心塌地守在湯陰，跟解放軍死磕。

1947年的湯陰之戰(zhàn)，打得那是異常慘烈。

劉伯承其實一直念著當年的那點“香火情”，圍城之后并沒有急著強攻，而是多次喊話勸降，希望孫殿英能陣前起義。

但此時的孫殿英，像個輸紅了眼的賭徒，死守著蔣介石許諾的空頭支票，幻想著援軍從天而降。

直到解放軍沖進指揮部，他才發(fā)現(xiàn)自己早就成了蔣介石的棄子——所謂的援軍，連個影子都沒有。

當孫殿英在戰(zhàn)俘營里聽到劉伯承那句“不殺”的承諾時，他渾濁的老眼里流下的，恐怕不僅僅是感激，更多的是一種徹底的幻滅感。

他一生都在算計，算計墓里的死人，算計南京的活人，算計日本人，也算計共產黨。

他以為自己是那個能在雞蛋上跳舞的高手，卻沒看懂真正的大勢。

劉伯承沒殺他，不僅是因為他當年的那點“通融”，更是展現(xiàn)了勝利者的胸襟和格局。

在戰(zhàn)俘營的最后日子里，解放軍甚至特批醫(yī)生為孫殿英治療在那亂世中落下的幾十年的鴉片煙癮和“煙后痢”。

但他早年為了在這修羅場里打滾，身體早就被掏空了，再加上一輩子投機鉆營最終一場空的心理落差，這人也就徹底垮了。

1947年10月，這個折騰了一輩子的大軍閥，終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氣，終年63歲，結束了他荒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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