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員提取皮洛遺址地層中的古DNA樣品。

皮洛遺址石器技術(shù)四期變化過程示意圖。

皮洛遺址古人類活動面。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皮洛遺址的舊石器“石破天驚”，核心之一源于阿舍利技術(shù)，該技術(shù)的代表性石器為手斧、手鎬、薄刃斧的組合，其中兩面打制、形態(tài)對稱工整的手斧最具特色，可用來砍、砸、切割等。20世紀40年代，以美國考古學家莫維斯命名的“莫維斯線”理論認為，東亞區(qū)域只有砍砸器等簡單工具，從未掌握阿舍利技術(shù)。
有力回擊東亞史前文化“落后”偏見
　　皮洛遺址發(fā)現(xiàn)的近百件手斧與薄刃斧，為阿舍利技術(shù)體系在東亞的存在提供了迄今最為堅實、豐富的考古證據(jù)，有力回擊了東亞史前文化“落后”的偏見。
　　走進皮洛遺址考古發(fā)掘大棚，約兩米厚的文化層如一部立體“地書”。仔細觀察會發(fā)現(xiàn)，探方剖面的地層黃紅交錯，黃色部分是冷期的印記，紅色部分則是暖期的留存，每個地層都是約萬年時光的切片，揭示出青藏高原東南部古環(huán)境的變遷。
　　考古大棚的探方里，9個文化層及地表提取的數(shù)百件石制品，清晰勾勒出舊石器時代“礫石石器組合—阿舍利技術(shù)體系—小型兩面器與小石片石器體系”的文化演進軌跡。
　　一萬多件舊石器種類繁多、形態(tài)各異，每一件都藏著遠古人類的生存智慧。石英脆硬難琢，可作小型刮削器；砂巖粗糙易形，多作大件簡易石器；角巖質(zhì)地勻凈，是打造精細工具的上選。石英、砂巖取自遺址旁的河流，印證著“就地取材”的生存法則；手斧所用的角巖，考古隊沿河谷溯源13千米，終在小山丘發(fā)現(xiàn)大量角巖原料——這里正是手斧原料的“采石工坊”。
　　“越是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越能彰顯人類區(qū)別于其他物種的獨特性和適應(yīng)力。一件件石器，正是先民直面極端環(huán)境時智慧、勇氣和能力的見證?！逼ぢ暹z址考古負責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說。
這里是史前文化交流的走廊
　　皮洛遺址的考古探方里，一件手斧刃口依然鋒利。這是一種非常漂亮、極具辨識度的石質(zhì)工具，像水滴，也像杏仁。
　　跨越了舊石器時代中一百多萬年的時光，從非洲草原到西亞戈壁，從歐洲山地到東亞高原，世界各地出土的典型手斧，在形制、尺寸上都高度相似。
　　“手斧的標準化形態(tài)從何而來？”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呂紅亮說，“這種標準化的形制，絕非偶然。它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全球各地的手斧制作者就已共享一套技術(shù)理念，展現(xiàn)出了相通的技術(shù)語言與認知邏輯。這種烙印在石頭上的深層共性，讓我們看到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早期身影。”
　　更令人驚嘆的是，曾有考古學者模擬實驗證實，阿舍利技術(shù)靠“看”很難學會，很可能需要靠“說”來傳授。專家表示，這意味著掌握阿舍利技術(shù)的人群，或已具備初步的語言能力，能用聲音傳遞智慧，用交流突破隔閡。
　　22萬多年前，我國華南地區(qū)古人類帶著簡單石核石片技術(shù)，叩開了高原的大門；隨后，掌握阿舍利技術(shù)的人群，從南亞、西亞遠道而來；再后來，來自華北地區(qū)掌握小石片石器技術(shù)的人群也向南擴散匯聚于此……
　　不同技術(shù)，不同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相遇，石器工藝交融，生存智慧碰撞。鄭喆軒感慨：“這片高原不但不是文化荒漠，反而是文化走廊，這個走廊是既貫穿了中國南北方，又打通了東西方遠古文化交流的通道?！?br/>　　皮洛的“石頭故事”，傳向世界。
　　2024年，皮洛遺址暨更新世亞歐大陸古人類遷徙擴散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召開。希臘克里特大學教授妮娜·格蘭尼度望著展柜里的手斧，動情地說：“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家總在尋找人類的‘共同點’。當我們看見這柄手斧，就會明白‘世界很小’?！?br/>　　海拔6033米的央邁勇雪山，是稻
　　城亞丁的最高峰，數(shù)千萬年來見證著巖石與星空對望——先民在這里敲擊出一件手斧，讓石頭有了劃破“生命禁區(qū)”的鋒芒，開辟人類演化的天地；今天的人們，在稻城安放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拉索”，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等系列大科學裝置，正觀天逐日，在文明之路上不斷前進。
　　這是一個民族對文明根脈的真情守望、深切展望。 文圖均據(jù)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