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卓木碉那場會議的氣氛，簡直冷到了骨頭縫里。

一位中央紅軍的軍團長突然站起來“開炮”，那番話狠到連徐向前元帥聽了都直冒冷汗，當場就覺得這事要壞菜。

誰也沒想到，這位猛將后來因為這一嗓子，老婆跑了，檢討寫到手軟，甚至差點連兵都沒得帶。

這一腳“站隊”踩空，代價大到讓人不敢細想。

這位讓軍迷們現(xiàn)在提起來都直拍大腿的將領(lǐng)，就是紅九軍團的羅炳輝。

在不少朋友的印象里，羅炳輝那是響當當?shù)目谷彰麑?，新四軍第二副軍長，排位僅次于陳毅和張云逸。

很多人都在聊，說他要是能挺到1955年，評個大將那是板上釘釘?shù)氖隆?/p>

你想啊，張云逸是大將，羅炳輝資歷老、戰(zhàn)功硬，特別是如果他在解放戰(zhàn)爭初期能坐鎮(zhèn)山東，陳毅老總的日子能好過不少，局面說不定早就打開了。

可是，作為一個天天翻故紙堆的編輯，咱得說句大實話：羅炳輝真要活到授銜那天，大將軍銜還真不一定能穩(wěn)拿。

這其中的變數(shù)，不光是因為他走得早，更因為那段讓人諱莫如深的“黑歷史”。

把時間軸拉回1935年，懋功會師后，紅軍面臨著那場最要命的“分家”危機。

當時羅炳輝帶著紅九軍團被編進了左路軍，跟著張國燾走。

這本來是正常的軍事調(diào)動，朱老總、劉伯承也在那邊，大家都身不由己。

但是吧，羅炳輝當時的狀態(tài)有點“上頭”。

他不僅在卓木碉會議上蹦出來支持南下，還干了一件讓老戰(zhàn)友心寒的事——彭紹輝寫信給朱老總，喊著“反對分裂”，結(jié)果這封信被羅炳輝直接交給了四方面軍的人。

要不是朱老總拼了老命去保，彭紹輝這百十斤可能就交代在那了。

你可能會問，羅炳輝這么精明的人，怎么會干這種“糊涂事”？

其實這事兒吧，不能光用糊涂來解釋。

往人性深處扒一扒，你會發(fā)現(xiàn)這里面全是委屈。

長征剛開始那會兒，紅九軍團那就是個“苦力”，專門干最累的掩護活兒，傷亡大得嚇人，感覺就像是被當成了“棄子”。

等到主力一分為二，1.4萬中央紅軍跟著右路軍北上了，偏偏羅炳輝和他的殘部被留在了左路軍。

這種“被拋棄”的感覺，擱誰心里都不好受，這才導致他在那場政治風暴里，把路給走窄了。

這筆賬，到了延安肯定是要算的。

那會兒的壓力，現(xiàn)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

因為背著“分裂紅軍”的鍋，羅炳輝再黨校學習期間，天天寫檢討，精神壓力大到爆表。

他老婆受不了這種沒完沒了的審查和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最后沒辦法，只能選擇離婚。

這對一個硬漢來說，打擊太大了。

抗戰(zhàn)剛爆發(fā)那陣子，按他的級別本該去前線帶兵打仗，結(jié)果被安排去武漢搞統(tǒng)戰(zhàn)，坐了很久的“冷板凳”，直到1938年才重新抓起槍桿子。

歷史的評價標準，從來都是既殘酷又真實的。

所以說，咱聊“羅炳輝能不能評大將”這事兒，不能光看他在新四軍的位置，還得看這個歷史包袱有多重。

1955年評銜，講究個“山頭”平衡和“政治過硬”。

在這兩點上，中央紅軍其實還有一位軍團長，要是活著，比羅炳輝更有資格、也更“穩(wěn)”地能拿走大將——那就是紅五軍團長董振堂。

把董振堂和羅炳輝放一塊兒比，差距就出來了。

董振堂是寧都起義的老大，帶過來1.7萬正規(guī)軍，那是紅軍時期最大的一筆“橫財”。

紅五軍團在中央紅軍里，那是僅次于紅一、紅三的主力，真正的“鐵流后衛(wèi)”。

從平衡各個“山頭”的角度看，寧都起義這股力量必須要在開國將帥里有個代表，除了董振堂，誰也扛不起這面大旗。

更關(guān)鍵的是，董振堂的履歷“清白”得讓人心疼。

他自始至終都死跟中央路線，一點搖擺都沒有。

1937年1月，作為西路軍的高級指揮員，董振堂再甘肅高臺縣壯烈犧牲，腦袋都被敵人割下來掛城墻上了。

這種忠誠和慘烈，讓他成了全黨公認的悲劇英雄。

可以說，董振堂要是能活著回延安，那就是大將名單里的“免檢產(chǎn)品”。

羅炳輝將軍后來在新四軍拼了命地打仗，證明了自己的忠誠，最后累死在戰(zhàn)場上，確實值的咱們敬佩。

但這其中的曲折，也告訴咱們一個道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步走錯，后面得用半輩子去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