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zhèn)一家三口死亡案一審落槌，被告人廖某某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判決一出，受害人母親悲憤直言“告到死”，洶涌的社會輿論也幾乎一邊倒地認為，這一判決結(jié)果有待商榷。

宣判之后，涉案法院火速作出判后答疑，試圖回應公眾關(guān)切。但這份貌似法理兼具的解讀，真的能撫平受害者家屬的錐心之痛，讓翹首以盼的公眾徹底釋懷嗎？

隨著判決結(jié)果的塵埃落定，這起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案件，瞬間將量刑爭議推向輿論巔峰。被告人廖某某造成三人殞命的慘烈后果，最終卻僅獲死緩，這不僅讓受害者家屬陷入絕望，更引發(fā)了全社會對判決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激烈拷問。

明明是限速40公里的城市主干道，被告人只因與同行者發(fā)生口角，就踩著油門狂飆至三倍限速，將不特定公眾的生命安危棄如敝履，人為放任致命風險的降臨。這種把個人情緒凌駕于他人生命權(quán)之上的瘋狂行徑，早已突破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底線。三口之家的驟然覆滅，留給親屬的是余生都無法愈合的傷口。這般血淋淋的危害后果，即便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都難以彌補受害者家庭承受的滅頂之災，更契合公眾對“罪刑相當”的樸素認知。

反觀法院給出的“間接故意+自首”從輕依據(jù)，顯然難以服眾。所謂“間接故意”，不過是法律層面對案情的嚴謹定性，絕非輕判的正當理由。無論廖某某主觀上是“間接故意”還是“放任為之”，其行為已然構(gòu)成對公共安全的公然漠視、對無辜生命的肆意踐踏，主觀惡性之深不言而喻，與直接故意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而法律意義上的“自首”，也只是可以從寬而非必須從寬的酌定情節(jié)，又怎能成為大幅降低量刑力度的“免死金牌”，成為抵消三條人命重量的借口？

法律的精髓在于“懲惡揚善”，既要維護公平正義的準繩，也要兼具體恤人心的溫度。但是在這起案件中，所謂的司法“溫度”，似乎全然偏向了恣意任性的加害人，卻對受害者家屬的泣血悲鳴視而不見。當司法判決過度放大加害人的從輕情節(jié)，卻無視受害者家庭的永恒創(chuàng)傷與社會公眾的安全焦慮時，不僅難以告慰逝去的亡靈，更可能動搖公眾對法律公正的信仰根基。

我們不禁要問：那個在城市道路上高速狂飆、漠視生命的被告人，憑什么能靠著“間接故意+自首”就獲得從輕發(fā)落？而那一家三口無辜逝去的亡靈，又該如何從這份判決中得到應有的慰藉？

這起案件的判決，絕不應該就此一錘定音。其量刑邏輯是否真正契合“罪刑相當”原則，“間接故意”與“自首”情節(jié)的考量，是否過度凌駕于三條人命的嚴重危害后果之上，這些問題都亟待更深入的審視與商榷。（大漠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