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越仲裁、一審、二審及再審的勞動糾紛，歷時兩年多塵埃落定。

前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嚴重違反規(guī)章制度為由，辭退了任職八年多年的員工王先生，王先生遂提出89.8萬元索賠。歷經(jīng)四級法律程序審理，法院最終認定前海人壽系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判決該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賠償金、工資差額及績效工資共計84萬余元，該公司提出的反訴賠償被全部駁回。

前海人壽反訴被辭退員工要求賠214萬

財務總監(jiān)助理突遭公司辭退索賠89萬

前海人壽反訴要求賠償214萬余元

王先生曾任職于深圳前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海人壽”），他說，公司于兩年前突然對他免職，之后又單方面辭退他。他維權兩年，即使贏了官司，但仍拿不到賠償。

王先生向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反映，2014年11月，他入職前海人壽，歷任財務管理室經(jīng)理、財務總監(jiān)助理等職，2022年8月起兼任北京項目公司總經(jīng)理，2022年11月雙方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約定月工資標準為66000元，包含基本工資52800元及績效工資13200元。

圖為王先生的工卡

然而，職場軌跡在2023年發(fā)生急轉彎。據(jù)王先生介紹，2023年4月25日，前海人壽突然免了他的職務，“將我從原來50樓的辦公地點調整到40層的電話中心，也不給我安排工作，當時和我一同免職的有我的兩個上級”，同年6月30日，王先生收到公司出具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宣布當日和我解除勞動合同”。

王先生給記者出示了公司給他留存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這張已泛黃的《通知書》上顯示，解聘王先生的理由只有一句話，“您嚴重違反公司規(guī)章制度”。

王先生給記者出示了公司給他留存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

面對突如其來的辭退，王先生說他明確表示 “不認可不接受‘違反規(guī)章制度’，不接受辭退”，并在通知書上予以注明。他認為，自己在職期間恪盡職守，各項工作均按公司規(guī)定執(zhí)行，公司的辭退理由缺乏事實依據(jù)，屬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2023年7月24日，王先生向向深圳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提出四項訴求：要求前海人壽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700052元、2023年5月10日至6月30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差額68000元、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績效工資79200元，以及北京出差報銷款51000元。

前海人壽以王先生“嚴重違反公司規(guī)章制度”為由解除勞動關系，并提出反申請，要求其賠償虛假報銷及嚴重失職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共計214萬余元。

仲裁裁決：員工三項核心訴求獲支持

前海人壽認為，王先生存在違規(guī)報銷及違反考勤紀律的情況，相關報銷單存在問題，據(jù)此要求其賠償經(jīng)濟損失4.3萬余元；該公司同時指出王先生嚴重失職，稱其擅自批準北京項目代付關聯(lián)方的物業(yè)費及電費等事宜，導致公司產(chǎn)生210.89萬元經(jīng)濟損失，要求其承擔該損失賠償。

王先生對該公司提交的證據(jù)均不認可。他說，相關款項支付均有合同依據(jù)，以及經(jīng)過公司的正常審批流程，簽報經(jīng)過法律合規(guī)部門、風險控制部及總裁室審批，且部分支付記錄發(fā)生在他兼任北京項目公司負責人之前，不存在失職行為。

仲裁委審理查明，前海人壽主張王先生違規(guī)的證據(jù)多為單方制作，缺乏王先生簽名確認；且部分證據(jù)形成于勞動關系解除后，不足以證明其主張；公司在未與王先生協(xié)商的情況下單方降薪，違反《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績效工資作為月度薪酬組成部分，公司應按約定支付；駁回其北京出差報銷款訴求（不屬于勞動爭議仲裁受案范圍）。

2023年11月，仲裁委裁決前海人壽支付王先生賠償金、工資差額及績效工資共計847252元，同時駁回前海人壽公司的全部反申請請求。

法院三審：均認定前海人壽公司違法

前海人壽對該裁決不服，隨后向深圳前海合作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堅持認為無需支付相關費用，并要求王先生賠償經(jīng)濟損失。

2024年8月，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前海人壽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證據(jù)證明王先生存在嚴重違反規(guī)章制度的行為，單方解除勞動合同構成違法；公司關于薪隨崗變、績效工資可自主決定是否發(fā)放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判決維持仲裁核心結論，駁回前海人壽公司全部訴訟請求。

前海人壽不服一審判決，遂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期間，前海人壽公司補充提交了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報告書》，但王先生對該證據(jù)不認可。2025年6月，二審法院裁定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明確公司提交的證據(jù)不足以推翻原審結論，單方降薪、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等認定均無不當。

此后，前海人壽仍不服，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2025年12月9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前海人壽的再審申請不符合法定再審情形，裁定駁回其再審申請。至此，歷經(jīng)仲裁、一審、二審及再審四級法律程序，均認定前海人壽系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需向王先生支付賠償金、工資差額及績效工資共計847252元。

可讓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官司贏了一次又一次，前海人壽公司就是不賠償。他說，他感覺前海人壽這就是想拖時間，“他們上訴一次又一次，他們這是浪費司法資源”。他想問，接下來他該如何維權，才能拿到自己該有的賠償金。

律師觀點：

是否“惡意浪費司法資源”得看是否偽造證據(jù)

四級程序的裁判結論高度一致,確認前海人壽對王先生解除勞動合同是違法行為。那么，前海人壽對裁判結果不服時提起訴訟、上訴、申請再審，是不是為了實現(xiàn)惡意拖欠而采取的手段？

陜西恒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師趙良善說，那需要看證據(jù)是否支持。

趙良善分析說，前海人壽起訴、上訴、申訴行為，均是法律明確賦予的程序性權利，這也是法院確保案件得到全面、公正的審查，因此不能僅憑“多次啟動司法程序”就直接認定其構成“惡意拖延”。

但從客觀效果層面來看，前海人壽反復啟動司法程序的行為，確實產(chǎn)生了兩個負面后果：一是客觀上延長了王先生獲取賠償款的周期，導致王先生的合法權益無法及時得到實現(xiàn)，增加了其維權成本；二是多次司法程序的啟動占用了大量司法資源，包括審判人員精力、司法文書制作、庭審組織等，提高了司法系統(tǒng)的辦案成本。

趙良善說，若要認定前海人壽的行為構成“惡意浪費司法資源”，需有明確、充分的證據(jù)證明其存在偽造證據(jù)、虛假訴訟、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等違法行為。而結合目前案件披露的信息來看，尚無證據(jù)證明前海人壽存在上述違法情形，因此暫無法認定其構成“惡意浪費司法資源”。

趙良善建議，王先生欲盡早拿到賠款，應盡早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法院會依法查詢、凍結、劃撥前海人壽的銀行存款，查封、拍賣其財產(chǎn)，或對其采取限制高消費、納入失信名單等強制措施。若前海人壽有轉移財產(chǎn)、規(guī)避執(zhí)行的行為，可申請法院追究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對于前海人壽的到期債權，可申請法院代位（或協(xié)助）執(zhí)行。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 苗巧穎 編輯 劉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