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懸于意識的邊緣，科學與倫理的邊界變得模糊。

三十年來，比利時神經學家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教授始終站在這個交叉點上。Steven Laureys作為歐洲科學院院士、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國際意識研究學會（ASSC）主席、昏迷和意識障礙全球聯(lián)盟和歐洲聯(lián)盟發(fā)起人和主席，還擔任國際腦損傷協(xié)會和人類腦計劃的委員和發(fā)言人。他同時也是是國際上意識障礙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比利時昏迷科學團隊的創(chuàng)始人，擔任梵蒂岡教皇科學院、美國國會、比利時公共衛(wèi)生部等科學顧問。

前不久，心智觀察所獲悉Steven Laureys教授加盟杭州師范大學并擔任擔任基礎醫(yī)學院教授，借此機會與他展開了一場深度交談。

【對話/觀察者網(wǎng) 心智觀察所】

心智觀察所：Laureys教授您好，很高興有這樣一次對話機會。您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人類意識科學的探索，請問是什么契機或者有什么觸發(fā)點讓您投身于這項研究？最初的學術志向是什么？

Steven Laureys：我從小就知道我會成為一名醫(yī)生，然后我選擇了神經科，因為這是我們理解最少的領域——大腦的運作機制。大腦是宇宙中最復雜的物體。青少年時代我就在思考我們如何解釋外部宇宙，所以我很高興現(xiàn)在能繼續(xù)這份熱情，那就是理解科學最大的謎團之一：我們的思想、感知和情感。這個過程中，對于我來說很難說有某個決定性的時刻或者觸發(fā)點。

作為一名在重癥監(jiān)護室工作的神經科醫(yī)生，面對昏迷患者，我確實感到挫敗。有很多患者讓我感到不安，我們之前經常說他們是無意識的，但意識是一種個人的、主觀的體驗。我很快意識到，我們的臨床能力非常有限，無法測量他們是否能感受到疼痛或愉悅，是否能聽到母親的聲音。

杭州師范大學舉辦浙江-比利時意識障礙聯(lián)合實驗室揭牌活動暨第十三屆中比意識與意識障礙學術會議，Steven Laureys教授在現(xiàn)場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功能成像技術出現(xiàn)，當時是正電子發(fā)射斷層掃描，后來有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以我很高興能挑戰(zhàn)當時的主流教條式理念——認為這些患者都沒有任何意識。確實有很多患者讓我驚訝于他們擁有思想和感受的能力，其中一些人出乎意料地康復了。所以并沒有什么決定性的時刻，但正如史蒂夫·喬布斯所說，你是在事后把這些點連接起來。

這是一條科學好奇心和臨床挫敗感交織的軌跡，試圖捕捉那些無法測量的東西——我自己腦海中發(fā)生的事情，以及那些在我面前的患者腦海中發(fā)生的事情。

心智觀察所：您說之前有了機會挑戰(zhàn)主流教條，可否分享一下您認為過去20年學術研究最重要的突破有哪些嗎？

Steven Laureys：我認為我們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層面。

第一是臨床層面。 我在比利時創(chuàng)立的昏迷科學研究小組，以及我們與中國團隊的持續(xù)合作，首先糾正了一個歷史性錯誤——將意識視為二元的。過去的問題是“患者是否有意識”？而我們證明意識不是非黑即白的，甚至不是五十度灰，而是多維度的，如同彩虹的所有色彩。我們幫助以更加分級、精細的方式定義意識，包括意識水平與意識內容，以及外部感覺意識與內部自我意識。

第二是術語革新與技術突破。觀察這些不同組成部分的神經網(wǎng)絡，使用神經成像，并將這些知識轉化到臨床，幫助減少診斷的不確定性?，F(xiàn)在隨著越來越大的數(shù)據(jù)庫和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和應用，也在不斷減少患者預后的不確定性。通過對昏迷恢復機制的更好理解——我們過去稱之為“植物狀態(tài)”，現(xiàn)在不再使用這個術語了，改稱“無反應覺醒綜合征”——來理解神經可塑性，即大腦在嚴重腦外傷、腦出血或心臟驟停后的適應能力，并找到神經可塑性的生物標志物。更好的機制理解確實帶來了新的治療發(fā)展。在治療層面，我們發(fā)展了重復經顱磁刺激、無創(chuàng)電刺激等神經調控手段。

我們與北京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發(fā)表在《自然·通訊》上，證明最新技術確實可以改善神經康復。

最具標志性的突破是“想象打網(wǎng)球”范式。這項發(fā)表在《科學》和《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上的研究顯示，一位被診斷為植物狀態(tài)的患者來到我的實驗室，我們通過功能磁共振成像證明他實際上能夠聽到、理解，并按照我們的要求在腦中進行想象活動。我們僅通過觀察大腦活動就能與他交流，這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昏迷患者的認識——過去我們認為他們只是在等待死亡，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

僅僅通過觀察大腦活動，我們能夠證明他實際上聽到了、理解了，甚至可以做我們要求他做的事情。我們現(xiàn)在將繼續(xù)使用腦機接口，并且測量腦電圖，真的可以解碼并與一些患者交流，并通過我提到的神經調控改善他們的能力。利用機器人技術我們現(xiàn)在可以讓癱瘓的人穿著外骨骼行走。這真的很棒。

過去對昏迷患者的看法是他們的意識軌跡很有限——要么走向腦死亡然后死亡，要么快速康復，要么醒來但只有反射動作，我們稱之為植物狀態(tài)——我們以為他們只是在等待死亡?，F(xiàn)在我們知道那是錯誤的，有所有這些不同的等級和不同類型的意識障礙都有不同的意識軌跡。也許我們害怕給家屬虛假的希望，結果卻制造了虛假的絕望，產生了治療虛無主義。我們以為對這些患者我們什么都做不了，而現(xiàn)在這些正在改變。

中國有十幾億人口，許多曾遭受過腦外傷和交通事故，他們可以從這種治療中收益。我們的使命是現(xiàn)在將這些轉化為臨床指南，就像我們?yōu)闅W洲和美洲所做的那樣?，F(xiàn)在我們正在制定相關的中國臨床指南，幫助醫(yī)院更好地照顧患者。此外，我們也與很多中國工業(yè)界的伙伴合作，因為我們需要好的機器和設備，需要新的技術來對患者的大腦進行測量。

心智觀察所：有關腦機接口技術，我們距離真正將這種技術部署到臨床，還有多遠？

Steven Laureys：這取決于具體應用領域。在感覺輸入端，人工耳蝸已常規(guī)幫助聾人恢復聽力，視網(wǎng)膜植入物可以幫助部分失明者。在運動輸出端，我們可以幫助癱瘓者重新行走。

在輸出端，我們可以幫助癱瘓的人重新行走。但當涉及到幫助昏迷后有嚴重認知智力障礙的人，以及癡呆癥患者時，我們對思想神經編碼的理解仍然有限，對有意識思想的理解、主觀感受的理解仍然有限。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太過傲慢。

我們可以使用腦機接口來解碼并做一些簡單的事情。正如我剛才所說，向患者提問，教患者說是或否，或拼寫字母是可以的。但若想真正讀取患者頭腦中的思想，這就有點像科幻小說了。我們不能以這種方式使用它，即不能把你的頭腦放進一臺機器里精確地讀取你的思想，如果你在說謊或者你不想配合，這是很難發(fā)現(xiàn)的。因為我們目前還不完全理解意識的神經編碼，這是科學最大的謎團之一。但技術正在變得越來越好，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努力地進行臨床應用。

我需要強調的是，我的使命是用這些技術幫助疾病患者，而非追求某些人所期望的“人類2.0”或超人類主義——讓大腦擁有更多記憶或更快的處理速度。那不是我的方向。

心智觀察所：目前AI這個概念特別火，它對您目前的研究工作有哪些具體的促進作用？

Steven Laureys：人工智能在我們的研究中已應用多年，我們發(fā)表了大量使用機器學習的論文。中國的獨特優(yōu)勢在于擁有超過十億人口，可以構建大型隊列研究。我在杭州的使命之一，就是與歐洲、北美的實驗室一起創(chuàng)建最大的數(shù)據(jù)集，最大化人工智能的應用價值。

以靜息態(tài)功能磁共振成像為例，我們有數(shù)百次掃描數(shù)據(jù)，肉眼無法識別任何模式，必須依靠復雜的建模和統(tǒng)計分析才能揭示其中規(guī)律。人工智能讓這一切變得可行，使我們成為更好的醫(yī)生和護理者，加速科學進步。

心智觀察所：您的研究涉及醫(yī)學與哲學倫理的交叉，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存在一個敏感區(qū)域。您對此有何看法？

Steven Laureys：使用最新科學理解來改善醫(yī)學決策的倫理維度至關重要。當診斷不夠確立、預后不夠明確時，你無法做出正確的醫(yī)療決定。

通過我們所說的“一周評估”，患者來到杭州等中心接受PET成像、MRI、高密度腦電圖和神經調控評估。所有結果綜合起來，幫助臨床醫(yī)生做出更好的決策。

這是雙向的。一方面，當腦部掃描顯示比床邊觀察更多的活動時，患者應接受更密集的康復治療；另一方面，當結果非常糟糕時，我們也需要與家屬分享，幫助他們接受現(xiàn)實——盡管盡了一切努力，但無法挽回。

在生命終末問題上，包括安樂死和停止生命維持治療，這些是非常復雜的議題。我希望中國的讀者思考，當這種情況發(fā)生在自己身上時，我們想要什么？每天都有交通事故、腦外傷、心臟驟停發(fā)生，我們都會面臨死亡。我建議所有中國公民思考并制定生前遺囑，指定一個信任的代理人，在自己無法表達時與醫(yī)療團隊溝通價值觀和意愿。其中宗教也發(fā)揮一些作用，比如如果你是佛教徒，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我們在比利時與衛(wèi)生部合作，建立了大型數(shù)據(jù)庫，追蹤所有從重癥監(jiān)護室存活但無法交流的患者的康復軌跡。這幫助我們更合理地分配醫(yī)療資源，在患者有康復潛力時加強康復治療，同時幫助家屬在充分了解情況后做出理性的、基于證據(jù)的決定。

心智觀察所：我和您的一位中國同事聊過，他說您的不少患者都是非常富有的人，比如舒馬赫，荷蘭王子等等。因為這種治療費用高昂且不被醫(yī)保覆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Steven Laureys：我們與比利時衛(wèi)生部合作的數(shù)據(jù)顯示，雖然這些檢查和測試確實花費不菲，但從長遠來看，當你更好地分配資源時，實際上花費更少。

這正是我們制定中國工作指南的原因——針對中國醫(yī)院的具體情況，使這些服務不僅面向富人，而是面向所有中國公民。這需要社會保障和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的報銷支持。我們在歐洲做到了這一點，而在美國這非常困難，因為那里沒有全民醫(yī)療保障。

我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杭州協(xié)同產業(yè)界的伙伴一起努力工作。在這里，我看到了一個悠久且強大的治療傳統(tǒng)。我們可以一起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到最廣泛的意識障礙患者家屬群，也讓他們在照顧親人方面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我們通稿展示視頻來力圖向他們介紹我們的工作，我們有標準化的行為量表，可以幫助家屬發(fā)揮作用。

心智觀察所：您與中國機構的合作超過20年，您的中國同事狄海波教授（注：狄海波，比利時列日大學客座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科技部重點研發(fā)計劃首席科學家；浙江-比利時意識障礙聯(lián)合實驗室主任；杭州師范大學國際植物狀態(tài)與意識科學研究所所長）曾告訴我，中國大量的患者可以提供臨床所需的的大量一線的寶貴數(shù)據(jù)，除此之外，您認為中國本土的研究還有哪些優(yōu)勢？

Steven Laureys：我與狄海波教授的合作始于多年前他主動聯(lián)系我，此后通過友誼和信任的積累，我們在過去約二十年里發(fā)表了大量論文?，F(xiàn)在我看到中國省級層面也越來越多地投資于這個領域——建立實驗室和研究所，購置腦磁圖、經顱磁刺激設備等昂貴設備。

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和狄海波 杭州師范大學官網(wǎng)

中國現(xiàn)在是全球科學產出第一的國家，從歷史上的模仿轉向在眾多領域的創(chuàng)新。我們在杭州還與阿里巴巴商學院合作開展神經創(chuàng)業(yè)學研究，研究企業(yè)家的大腦；我們也研究禪宗大師的大腦——這是中國的特色資源，正如我在歐洲與佛教僧侶合作、在北美與原住民傳統(tǒng)合作一樣。科學合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中國的投資使杭州成為國際意識科學研究的重要樞紐。正如之前所說，人類意識是科學最大的謎團之一。

心智觀察所：之前和一位基因療法的創(chuàng)新藥物研發(fā)公司創(chuàng)始人聊過，他指出，在醫(yī)學領域，動物實驗確實有助于研發(fā)，但很多時候也有很多邊界，效果也很有限，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越來越禁止使用靈長類動物做藥物研發(fā)。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Steven Laureys：我不認為應該將動物研究和靈長類動物研究定為非法。但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設計實驗，盡量減少動物數(shù)量，減少動物痛苦，因為意識并非人類獨有——我簽署了《關于非人類動物意識的劍橋宣言》。

在幫助疾病患者的科學目標與保護動物之間找到正確平衡至關重要。我們可以在體外、細胞層面做很多工作，現(xiàn)在還可以培育類器官，類似微型大腦來開展很多研究，無需傷害動物，但并非所有研究都能如此。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要經過倫理委員會審查，對動物權利活動家保持透明，向他們展示實驗室工作及其目的。我相信這是科學發(fā)展的正確方向。

心智觀察所：目前全球不穩(wěn)定的地緣政治局勢，某種程度上干擾了海內外學術共同體的正常交流，這是否影響了您與中國的合作？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學術氛圍？

Steven Laureys：作為科學家，我們說同一種語言，對研究充滿熱情。我在哈佛、加拿大、比利時、沙特阿拉伯、中國工作，所有同事都有同樣的熱情。我還與俄羅斯方面保持著合作，不過俄烏戰(zhàn)爭確實增加了合作上的困難；我也與以色列同事合作。我們確實不能忽視政治局勢——烏克蘭戰(zhàn)爭、加沙沖突、美國在特朗普時期的某些決定對科學發(fā)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總的來說，我認為歐洲與中國的關系是良好的。我希望歐洲能有更強大、更統(tǒng)一的科學政策。我與中國科研部門的合作非常高效，我現(xiàn)在也隸屬于杭州醫(yī)學研究所，這使得吸引最好的學生非常有力，因為這是一個是非常有聲望的平臺，我們目前正在招聘頂級教授。

關于中國學術界，我有幾點觀察和建議。

第一，競爭過于激烈。中國的學術體系競爭烈度很高，這對學生來說也很艱難。有時科學家只想為自己的項目工作，爭當?shù)谝蛔髡呋蛲ㄓ嵶髡?。而科學是團隊合作，這一直是我成功的關鍵。我有時看到中國學者在與同一大學甚至鄰近大學的同事合作方面存在困難，我認為這需要改變。

第二，語言障礙。英語是當今科學界的“拉丁語”，頂級期刊需要用英語發(fā)表才能被廣泛閱讀。中國科學家需要提高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

第三，需要更多“叛逆精神”。中國社會非常尊重權威，當我來這里時每個人都聽教授的話。但我的很多重要論文恰恰來自不聽話、堅持做自己研究的學生。科學的本質是永遠質疑現(xiàn)有的真理，你需要成為叛逆者，需要有那種自由。這不僅僅是追求好簡歷和第一名，更是關于創(chuàng)造力和敢于提問。

第四，反思資助模式。中國和歐洲的科研資助都過于“假說驅動”。我們需要在申請中詳細說明將發(fā)現(xiàn)什么、需要什么、時間表如何。但真正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重大發(fā)現(xiàn)，包括范式轉變等等，并非寫在這樣的項目方案里，這就叫“緣分天注定”（Serendipity），沃森和克里克發(fā)現(xiàn)DNA雙螺旋結構時，并沒有專門的項目資助，他們的導師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做那件事。

如果不是詹姆斯·麥克唐納基金會等美國私人機構給予我信任和自由，我可能已經放棄這份工作了。那個基金會真的給了我信任和自由，讓我用那筆錢做我想做的事。因為一些科學家是有熱情的，他們不會在拿到資助后突然停止工作，或者把錢花在購買豪車上。科學是探索未知，我們需要替代的資助方式，讓科學家自由地快速調整研究方向，而不必精確預測未來三到五年會發(fā)現(xiàn)什么，對于諾貝爾獎級別的發(fā)現(xiàn)來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附：

《大腦圖譜：100幅圖解讀懂大腦》

本書即由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博士領銜創(chuàng)作，旨在以直觀的圖解形式，引領讀者探索大腦這一神秘而復雜的器官。在前言中，勞雷斯博士以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問題開篇——從神經元工作原理到動物意識，從愛因斯坦的大腦到冥想的影響——揭示了公眾對大腦既濃厚又常伴憂慮的好奇心。他強調，盡管大腦極其精密，但我們并非對其健康無能為力；通過科學認知與積極行動，我們可以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優(yōu)化和保養(yǎng)大腦功能。他謙遜地指出，神經科學雖已取得驚人進展，尤其是在疾病治療方面，但關于大腦在日常運作與意識產生方面的奧秘，依然存在廣闊無垠的未知領域，等待探索。

本書系統(tǒng)性地梳理并澄清了圍繞大腦的常見迷思與認知演變。它首先破除了“顱相學”、“三重腦”理論、大腦大小決定智力、真正的“多任務處理”以及“僅使用10%大腦”等流行但錯誤的觀念，指出大腦是一個高度互聯(lián)、整體運作的網(wǎng)絡，其能力關鍵在于神經連接而非單純體積。隨后，回顧了大腦研究的科學史，從維薩里的解剖學奠基，到莫索、富爾頓的早期探測，再到布羅卡、彭菲爾德通過臨床病例對功能定位的開創(chuàng)性發(fā)現(xiàn)，直至現(xiàn)代CT、MRI、PET、fMRI等成像技術的飛躍，使我們得以“看見”大腦活動。最后，引言將目光投向未來，提出了關于“意識神經密碼”、探索“無限”的微觀與宏觀前沿，以及“泛心論”等深刻哲學與科學交織的命題。它借居里夫人之言，強調了科學在無限未知面前應有的謙遜與開放態(tài)度——真正的理解始于承認無知，每個答案都將催生新的問題。

本書展現(xiàn)了一場以堅實科學為基礎，兼具謙遜與雄心，旨在破除迷思、展現(xiàn)成就、同時直面巨大未知的、引人入勝的大腦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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