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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斬殺線”這一游戲術語的跨界流行，尖銳地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中個體陷入系統(tǒng)性困境的殘酷邏輯：一旦跌入某個經濟或社會閾值，便可能觸發(fā)一連串制度性后果，使人難以掙脫困境。既有討論多聚焦于美國社會的經濟脆弱性與社會保障缺失，而本文進一步指出，這背后折射出一個更深層的治理悖論——旨在維持秩序的社會管控系統(tǒng)，反而可能加劇個體的下滑與邊緣化。

在美國，住房、司法與福利系統(tǒng)如何層層絞殺已陷入困境的個體，已有大量研究呈現(xiàn)；反觀中國，依托戶籍與土地制度，我們曾成功避免大規(guī)模城市貧民窟的形成。然而，隨著城市化深入與經濟增速放緩，新的脆弱群體正在浮現(xiàn)，社會治理體系同樣面臨“低容錯”挑戰(zhàn)。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近年來推動的“楓橋經驗”多元調解、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個人信用重塑等政策，正嘗試轉向更具預防性與修復性的治理模式，旨在為個體提供緩沖帶和第二次機會。

但這類政策也面臨張力：公眾的樸素正義觀、“重刑主義”傳統(tǒng)以及政策搖擺可能對政府公信力造成的磨損，都是實踐中必須面對的難題。如何在制度上避免制造“系統(tǒng)性陷阱”，同時在價值層面凝聚社會共識，成為中國社會治理走向“善治”的關鍵平衡。

本文作者

楊海燕

IPP副研究員

最近熱議的美國社會“斬殺線”問題，借用游戲話語非常形象的揭示了美國社會中的個體在系統(tǒng)性制度擠壓下，墜入持續(xù)性貧困而難以翻身的殘酷現(xiàn)實。

既有的很多討論主要關注到美國被斬殺群體的經濟脆弱性和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兩個問題，而本文認為美國社會的斬殺線問題直指現(xiàn)代國家的一個社會治理悖論：即系統(tǒng)性的社會管控措施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在美國的背景下體現(xiàn)為經濟脆弱群體跌入一個經濟閾值之后，便會被美國的各項社會管制系統(tǒng)進一步限制住，使得社會個體不僅難以擺脫困境，而且會越陷越深。

在我國的背景下，盡管依托獨特的戶籍與土地制度，建國以來我們得以有效規(guī)避了大規(guī)模城市貧民的形成，但是這一社會治理悖論依然隱含在我們的社會治理體系當中。尤其是隨著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深，以及持續(xù)高經濟增長態(tài)勢的停滯，這一治理悖論極可能會大規(guī)模凸顯和爆發(fā)，為我國的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zhàn)和轉型的考驗。

為應對此挑戰(zhàn)，國家正積極探索以“楓橋經驗”下的多元糾紛調解、“治安違法記錄封存”以及“個人信用重塑”為代表的預防性、恢復性治理政策，旨在松綁結構性限制，為暫時陷入困境的個體提供緩沖帶與重新開始的機會。

然而，文章也指出這些政策在推行中也面臨公眾對司法正義的樸素認知、長期“重刑主義”宣傳慣性所帶來的張力，乃至對政府公信力的損害等潛在考驗。

“楓橋經驗”本質上是一套以“預防為主、調解為先、依靠群眾、就地解決”為核心理念的中國特色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圖為楓橋經驗陳列館內景。圖源：新華社

美國的社會斬殺線：經濟脆弱性與系統(tǒng)性懲罰的雙重絞殺

“斬殺線”并非一個嚴謹?shù)膶W術術語，其流行始于游戲術語的社會化轉譯，該詞原為《英雄聯(lián)盟》《王者榮耀》等游戲中的戰(zhàn)斗機制，指角色血量低于臨界值（10%左右）時會被一擊致命。2025年底，旅美博主“牢A”（斯奎奇大王）在B站的直播時用該概念來隱喻美國社會，個人或家庭一旦因疾病、失業(yè)、意外賬單等沖擊導致財務狀況跌破某個“臨界值”，就會觸發(fā)一連串制度性后果（如信用受損、驅逐、難以就業(yè)），從而迅速從中產滑落至長期貧困甚至無家可歸。

隨著“牢A”直播內容的不斷擴散和其賬號的關注度日漸上升（一個月內B站粉絲量從5人漲到超50萬），“牢A” 的留學生身份及其講述的斬殺現(xiàn)象的普遍性盡管遭受到不少網(wǎng)友的質疑[1]，但美國社會的斬殺線還是激發(fā)了不少學術機構和官方媒體的關注與探討。目前大部分的討論將美國社會的“斬殺線”聚焦到美國部分群體的經濟脆弱性和低社會保障兩個方面。

斯奎奇大王的視頻內容包括他所見到的美國社會底層現(xiàn)象——如流浪漢、因醫(yī)療債務和房租壓力而一落千丈的案例等。圖源：嗶哩嗶哩視頻網(wǎng)

邁克爾·麥卡蒂（Micah McCartney）在美國的 《新聞周刊》上發(fā)表的 《America’s ‘Death line’ Gones Viral in China》一文，直指美國民眾如今脆弱的財務狀況和美國在醫(yī)療，住房等基本生存方面制度保障的不足，是導致美國民眾容易被斬殺的原因。

其在文中指出，根據(jù)美國PNC銀行2025年財務健康報告，大約67% 的美國勞動者處于paycheck-to-paycheck（靠下一張工資單活）的狀態(tài)，“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通常指在發(fā)薪日之間難以覆蓋基本開支、應急儲蓄不足的狀態(tài)；并不等同于貧困，但意味著對意外支出和收入波動極為敏感；而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在2025的一項調查發(fā)現(xiàn)，有59%的美國受訪者表示無法承擔1000美元的意外開支，從側面印證了超一半美國民眾群體存在的財務脆弱性[2]。

文章認為，多項美國金融機構的數(shù)據(jù)表明相當比例的美國人長期處于“月光”狀態(tài)、缺乏應對小額突發(fā)支出的能力，這使得“斬殺線”并非情緒化渲染，而是有現(xiàn)實統(tǒng)計基礎的社會現(xiàn)象。圖源：新聞周刊

另外，美聯(lián)儲發(fā)布的調查報告也顯示，美國2024年近40%的成年人無法使用現(xiàn)金或者其它等價物，支付400美元的緊急開支[3]。被稱之為ALICE 的群體應該是最為典型的人口，即資產有限（Asset Limited），收入有限（Income Constrained）,通過雇傭（Employed）獲得工作的這些人員[4]，這部分人口盡管收入高于聯(lián)邦貧困線，但卻是經濟不安全的家庭。因此，對于這些財務幾乎接近崩潰的群體而言，很容易理解為何一場事故、一場疾病或一張賬單就可能“斬殺”他們。

經濟的脆弱性指出的是美國民眾容易被斬殺的表層因素，有的學者指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式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所塑造的“低容錯社會”。

在低容錯社會中，國家多部門責任的缺位，將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矛盾與公共治理失靈，持續(xù)轉化為個體責任[5]。大量對美國窮人的研究顯示，從斬殺線上掉落而下的個人，便會成為社會治理系統(tǒng)中的主要管控對象，一旦輕微“越軌”，便會遭受社會治理系統(tǒng)的層層絞殺，幾乎難以翻身。

美聯(lián)儲2023年調研顯示，約有27%的成年人會放棄某些醫(yī)療服務，而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人群中，這一比例超過40%。圖源：法新社

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其著作《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力》[6]中深刻揭示了，因美國次貸危機被斬殺掉入租房市場的那些人在住房市場、租賃法律、執(zhí)法政策等系統(tǒng)性制度的絞殺下不斷流動，不斷往邊緣地區(qū)遷移的過程。

比如，書中一位單身母親阿琳，她大概一共被驅逐了5次，第一次是因為兒子惹到路人，導致路人將其房門踹爛，房東因此將她們一家三口驅逐出門；第二次是她租住的房屋被視為危房，被相關部門勒令搬遷；第三次被驅逐是因為她將僅有的現(xiàn)金用于去世姐妹的葬禮導致欠租而被房東驅逐；第四次被驅逐是因為她的朋友（接濟她的合租人）舉報樓上租戶被男友家暴，導致她們租住的房屋被政府相關部門視為妨害設施并要求房東整改，房東進而將她們進行了驅逐；第五次她甚至還沒搬入新找到的房子就被房東給單方面違約，原因在于她帶著孩子一起生活，而孩子不僅會影響鄰居生活，更有可能引來警察，兒童福利保障等部門的人。

因此，帶孩子的租客是深受租房市場歧視的。在住房市場被驅逐的連鎖反應將是：財產損失、搬遷成本、信用破產以及福利減少和懲罰。而在另一個低價居住空間里（拖車營），拖車營的老板為了不讓市議政廳關閉拖車營，選擇將那些欠租，收入不穩(wěn)定的人強制驅逐作為整改方案來獲得繼續(xù)經營的許可。

被驅逐不僅強化了這些個體的經濟脆弱性，而且增加了他們尋得新的安生之處的難度，因為是否有被驅逐記錄是房東尋找租客的關鍵標準之一。多次被驅逐的個體一般都沒有翻身的機會，他們會從租房市場逐漸淪落到收容所，最后的歸處便是流浪街頭，從而更難獲得穩(wěn)定工作和回歸社會的機會。

以拖車或活動房屋為主要居住形式、集中停放并長期居住的低成本住宅社區(qū)，住戶通常擁有或租住一輛可移動房屋（拖車屋、活動房），但土地多為租用，按月向營地業(yè)主繳“地租”。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另一篇文章中，艾麗絲·戈夫曼(Alice Goffman) 對美國費城一個黑人貧困社區(qū)的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觸角深入到貧困的黑人社區(qū)，從根本上重塑了貧困黑人社區(qū)內部的微觀社會生態(tài)[7]。

她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這個社區(qū)中，許多青年男性均處于因輕微違規(guī)行為，如未支付法庭費用、違反宵禁、未出庭等而被通緝的狀態(tài)。而執(zhí)法部門高滲透性的監(jiān)控和執(zhí)法舉動（警察不僅追捕重罪嫌犯，更常態(tài)化地對社區(qū)進行管控，通過查詢數(shù)據(jù)庫來檢查人們是否有未執(zhí)行的逮捕令）迫使這些男性陷入在逃的的困局當中。

這樣的狀態(tài)不僅讓他們對公共機構避之不及，而且也不敢尋找正式的工作，甚至遇到侵害時也不敢報警求助或者主張自己的權利。這樣的一套執(zhí)法監(jiān)控系統(tǒng)使他們完全被排除在正常的社會生活與保障體系之外。

此外，福雷斯特.斯圖爾特在 《貧窮有罪？洛杉磯貧民區(qū)的治安與日常生活》[8]這本書中，揭示了美國貧民區(qū)中高密度的執(zhí)法舉動與貧困治理之間的關系。他用“治療性警務”這一概念揭示了警察對貧民區(qū)民眾的逮捕與輕罪行為（在人行道上坐臥，不按規(guī)則橫穿馬路）的處罰，不僅僅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而是為了治理窮人。因輕罪被處罰的個體，若他們選擇進入收容所參加社會矯正項目便可免除拘禁。

作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的貧困治理理念并不將貧窮視為是一種經濟狀況，而是一種類似于上癮或者依賴的準醫(yī)學癥狀。治療性警務的目標就是輔助社會庇護組織將居民改造成具備生產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而頻繁被攔截與逮捕，導致貧民區(qū)的居民失去本就不安穩(wěn)的工作和住所。

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一條高速公路下的露營地，警察在一旁等待，無家可歸者正在收拾行李。圖源：AP

這三份研究極具代表地揭示了在美國的背景下，一旦社會個體陷入到某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里，他們是如何被不同的社會管制系統(tǒng)給層層“斬殺”直至毫無翻身的余地的，而這個過程正揭示“美國的社會管制本身卻在制造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和窮人”這一悖論。

從美國社會“斬殺線”到中國社會治理新階段的警醒

反觀中國，得益于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的歷史性調控，以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農民提供的“最后退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里成功避免了大規(guī)模城市貧民的出現(xiàn)。

一方面，過去我國城鄉(xiāng)間人口流動的門檻是以工作為依據(jù)的，農村人口想流動到城市的前提是找到了城里穩(wěn)定的工作。所以，過去城市戶籍的人口幾乎沒有大規(guī)模貧困問題。

另一方面，即使城鄉(xiāng)間人口自由流動放開了。流動到城里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失業(yè)之后還可以回到農村。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確保流動人口有地種，有房住，不至于成為滯留在城市的貧困人口，形成城市貧民窟的問題。

然而，時移世易。快速城市化、經濟結構轉型以及經濟增速的調整和放緩，使得中國同樣面臨著制度性“斬殺線”形成的隱憂。這條“斬殺線”的具體形態(tài)或許與美國不同，但其本質同樣是個體或家庭的經濟脆弱性以及系統(tǒng)性制度環(huán)境對個人發(fā)展的低容錯空間的塑造兩個方面。

首先，未來中國極有可能形成自己的ALICE群體，他們主要由三個部分的人口構成。

第一是城市二代的隱性貧困群體。早期城市戶籍人口的后代中，有一部分在勞動力市場上長期缺乏穩(wěn)定就業(yè)崗位。作為城市化的“遺產”，他們承受著代際累積的結構性壓力：父輩曾憑努力在城市站穩(wěn)腳跟，而他們自身卻因教育程度與技能結構的限制，在激烈競爭中處于劣勢。

筆者在調研中接觸到一位極具代表性的80后男性：其父為縣城小學教師，其母無正式工作，早年一家三口憑父親工資尚能維持體面生活。他本人僅有大專學歷、工作不穩(wěn)，婚后一度依賴父親的退休金補貼家用；父親去世后，房貸與育兒成本疊加，使其家庭財務瀕臨崩潰。其妻感嘆：“肉都吃不起在這個年代應該很少見，但在我們家，吃肉就是件奢侈的事。”這一群體既缺乏農村的退路，又難以在城市獲得穩(wěn)定的經濟來源，同時面臨高企的住房與育兒成本，抗風險能力極為脆弱。正如其父親的離世所顯示的，任何一次失業(yè)或一場大病，都可能將他們推入“斬殺線”。

第二是因城市擴張而失去土地的“無地農民”。征地補償雖在短期內為其帶來大量的現(xiàn)金收入，顯著改善了住房條件，但很多研究發(fā)現(xiàn)，許多失地農民在經歷集中消費（如購置房產、車輛）或嘗試自主經營（如開設店鋪）后，常因缺乏市場經驗與長遠規(guī)劃陷入坐吃山空困境。

更關鍵的是，他們徹底喪失了作為最后兜底保障的土地這一生計資源，完全依賴城市就業(yè)市場維生。當補償金消耗殆盡，自身又因年齡增長、技能不足在勞動力市場中逐漸失去競爭力時，他們便陷入"進城后難扎根，失地后難回頭"的雙重窘境，成為潛在的城市新貧困群體。盡管江蘇等部分省份嘗試以養(yǎng)老補貼取代現(xiàn)金發(fā)放作為失地農民的長效保障措施，但其可持續(xù)性仍面臨現(xiàn)實挑戰(zhàn)。

在城市擴張、農業(yè)弱化和人口流動的共同作用下，失地農民、弱地農民和半無地化農民正在擴大，土地的“社會兜底”功能正面臨持續(xù)消耗。

第三是心態(tài)徹底城市化且無意返鄉(xiāng)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是典型的“回不去的農村一代”。與父輩“候鳥式”的城鄉(xiāng)遷徙不同，他們成長于城市環(huán)境，既缺乏對農村生活的情感認同，也不具備傳統(tǒng)農耕技能。即便這部分群體在農村仍保留宅基地和耕地，但其主觀意愿已明確轉向永久性留城。

然而，受限于戶籍制度、教育資源等結構性壁壘，他們大多被困于低端、不穩(wěn)定的服務業(yè)或制造業(yè)崗位。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斬殺線”的威脅尤為嚴峻：一旦失業(yè)，他們既無法像父輩那樣退回農村尋求生計保障，又難以在城市獲得體面的生活條件，最終可能淪為城市邊緣的“懸浮”群體：既喪失經濟基礎的支撐，又缺失社會歸屬感的依托。

NHK《三和人才市場》紀錄片劇照。“三和”最初是深圳龍華的一個零工聚集地。這里聚集了大量外來務工者，他們靠日結工、短期零活維持生計，逐漸形成一種被媒體與網(wǎng)絡總結出來的群體形象——“三和群體”

這三類人口極有可能成為中國的ALICE群體在將來涌現(xiàn)，標志著傳統(tǒng)的、以戶籍和土地為依托的穩(wěn)定結構正在松動，系統(tǒng)性、結構性的風險將會積聚。如果應對不當，將不僅是個體和家庭極易被斬殺，更是對社會整體韌性的考驗。

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正在進入“輕罪”和“微罪”治理的時代。比如，相關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嚴重的暴力犯罪從1999年16.2萬人下降至2023年6.1萬人，而輕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的案件卻在大規(guī)模增加，占比從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9]。

此外，治安違法類的案件數(shù)量也在不斷增加。有權威數(shù)據(jù)顯示，2019-2023年，我國查處治安案件4035萬起，年均807萬起[10]。在更微觀層面，筆者觀察到，西部地區(qū)某自然村42戶人家，近20年幾乎戶戶有違法記錄。面對輕微罪不斷上升和增加的社會現(xiàn)實，如果繼續(xù)以傳統(tǒng)的有罪必罰的社會治理理念處之，那么我國的司法系統(tǒng)也會成為制度性的斬殺機制。

然而，特別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國家最近幾年多方面的社會治理轉型都顯示了在盡力避免制度性斬殺社會的形成。除了低保，防止大規(guī)模返貧等通常意義上的貧困治理制度和機制以外，我國正積極構建為了預防因低容錯而導致的社會斬殺現(xiàn)象的防護網(wǎng)。這一防護網(wǎng)絡的搭建促使我國社會治理范式從過去偏重事后懲戒的“管控型”治理，逐步轉向強調事前預防、事中調解、注重修復的“賦能型”治理。

比如，近些年在大力推廣的“楓橋經驗”與多元糾紛調解機制。發(fā)軔于浙江楓橋的“楓橋經驗”致力于從源頭上減少“事實”的發(fā)生。其核心是“發(fā)動和依靠群眾，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在新時代，這一經驗被提升到國家治理層面，發(fā)展為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等多部門聯(lián)動的“早發(fā)現(xiàn)、全干預、勤調處”的多元解紛體系。通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有機結合，將大量民間糾紛化解在訴訟之前。

其巨大效能在于：一方面，極大緩解了司法系統(tǒng)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避免了大量民眾因對簿公堂而獲得“違法犯罪記錄”。一份記錄可能就是壓垮一個脆弱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調解成功，意味著沒有記錄，沒有后續(xù)的就業(yè)歧視，個體得以保持其社會資本和上升通道的完整性。這是最經濟、也是最人道的“防斬殺”前置措施。

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zhèn)魏廉村老黨員魏杏根（中）在楓橋經驗陳列館的亭子內和年輕黨員分享當年運用“楓橋經驗”化解基層矛盾的故事。圖源：新華社

另外，也是近期廣泛引起熱議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這一舉措，為輕微失足者打開“重生之門”。如果說多元糾紛調解機制致力于從源頭上減少“事實”的發(fā)生，那么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是針對“既成事實”的修復。這些記錄如同“道德污點”，使當事人在就業(yè)、社會評價上遭受歧視，甚至“自我放逐”，選擇“窩”在家里，成為家庭和社會的負資產。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政策，本質上是“恢復性司法”理念的體現(xiàn)。它承認，對于大量輕微違法行為，永久性的懲罰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比如勞動力流失、家庭破裂、潛在犯罪，可能遠大于其懲戒效益。封存記錄，旨在打破“違法—歧視—更難就業(yè)—再次違法”的惡性循環(huán)，給予輕微違法者一個“擦除過去、重新開始”的機會，防止他們因一次失足而徹底被推離社會正常軌道，墜入“斬殺線”以下。

第三，是央行剛發(fā)布的個人信用重塑機制。在現(xiàn)代信用社會，個人征信記錄堪比“經濟身份證”。一旦有嚴重污點，貸款、出行、求職乃至子女教育都會受限，使人寸步難行。

12月22日，央行發(fā)布通知，規(guī)定了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間，單筆逾期金額不超過1萬元，在2026年3月31日前足額還清的實施一次性信用修復。這一政策旨在為那些非因惡意而是因臨時困難，如疾病、失業(yè)，導致信用違約的人，提供一個修復信用的途徑。它承認人可能會遭遇逆境，但社會應給予改過自新、重建信用的機會。這與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的邏輯一脈相承，都是試圖松綁那些過于剛性、一旦形成便難以移除的結構性限制，為個體提供一條逃離制度性“斬殺”的路徑。

中國人民銀行在去年12月22日發(fā)布關于實施一次性信用修復政策有關安排的通知，明確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shù)據(jù)庫對符合條件的個人逾期信息作不予展示處理。

這一系列政策共同勾勒出中國應對社會治理新挑戰(zhàn)的路線圖：從事后懲罰轉向事前預防與事中修復，努力軟化各類制度性壁壘，為處于風險邊緣的個體和家庭提供更多的緩沖空間和二次機會，旨在從系統(tǒng)層面降低社會個體跌入“斬殺線”的風險。

在平衡木上踐行中國式社會治理的善治之道

然而，任何深刻的治理轉型都必然伴隨陣痛與張力，正如行走在一根高難度的平衡木上。一端是防止系統(tǒng)性結構風險制造出龐大的、無法翻身的底層群體，即防范“中國式斬殺線”的形成；另一端是在推動治理范式現(xiàn)代化、人性化的同時，妥善化解其與傳統(tǒng)觀念和既有政策的張力，維護政府的公信力。上述旨在“松綁”的預防性政策，在推行過程中，已經遇到了公眾接受度與政府公信力損失的風險。

首先是民眾“樸素正義觀”和“重刑主義”宣傳慣性的沖突。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報應正義觀念影響，且過去的法治宣傳多強調有罪必罰的理念。這使得“犯錯受罰”成為民眾根深蒂固的共識。國家層面推行“違法記錄記錄封存”、“信用重塑”，在部分民眾看來，無異于“為違法者開脫”、“搞法外開恩”。盡管官方解釋“封存不等于消除”，但公眾更直觀的感受是“污點被掩蓋了”。這種政策意圖與公眾普遍認知之間的錯位，直接挑戰(zhàn)了民眾秉持的“犯錯就要受到處罰”的樸素正義觀。

其次是“政策搖擺”對政府公信力的潛在侵蝕。無論是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還是個人信用重塑，都面臨政策前后不一致帶來的公信力損害風險。很多民眾大多數(shù)時候只能感受到的是過去強調“零容忍”、“嚴厲打擊”，現(xiàn)在轉向“封存”、“重塑”，即使有充分的現(xiàn)實合理性，也容易讓民眾產生“政府政策左右搖擺”、“尺度不一”的觀感。這種觀感若不能通過有效溝通加以疏解，會削弱政策的權威性和執(zhí)行力，甚至讓民眾產生“政府不再可信”的誤解。

總之，我國獨特的土地和戶籍制度，以及低保與防返貧等社會保障措施，可以在一定周期內兜住經濟脆弱群體，確保他們不會被動成為流浪漢，而“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楓橋經驗”、“個人信用重塑”這些政策措施，標志著中國正在積極探索一條更具韌性、更富前瞻性的社會治理之路。

它們不再簡單地將問題歸咎于個人，而是審視制度環(huán)境是否在無形中設置了過多的“陷阱”，并將更多人推入困境。這種從“管控人”到“優(yōu)化制度環(huán)境”的思路轉變，是以人為本的善治的重要內涵。

然而，良好的政策意圖需要穩(wěn)固的社會共識來支撐。未來在制定類似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如何通過更充分的公共討論和更精準的政策溝通，將“恢復性司法”、“賦能型治理”的理念轉化為社會大眾的普遍共識，從而為這些必要的治理轉型掃清認知障礙，夯實信任基礎。這條探索之路，關乎效率，更關乎公平與正義，考驗著我國社會治理的智慧與藝術。

*參考資料：

[1] 詳見《下午察：美國斬殺線，中國贏麻了?》，聯(lián)合早報中文網(wǎng)，2025年12月26日。

[2] 陳思佳：《美媒也坐不住了：“斬殺線”存在，但仍在被抬高》，觀察者網(wǎng)，2025年12月27日。

[3]《一條“斬殺線”，擊碎“美國夢”》，中國新聞網(wǎng)，2025年12月28日。

[4] 劉遠舉：《“斬殺線”是美國中產陷阱嗎？》，F(xiàn)T中文網(wǎng)，2025年12月30日。

[5] 王聰悅：《“斬殺線”揭開美國低容錯的殘酷》，環(huán)球時報，第6707期，2025年12月29日。

[6] [美]馬修·德斯蒙德：《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胡?諄、鄭煥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相關的研究可詳見于：（1）Desmond, M. (2012).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1), 88–133；（2）Desmond, M., & Travis, A. (2018).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5), 869–896.

[7] Goffman, A. (2014). On the run: Wanted men in a Philadelphia ghetto.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2), 339–367.

[8] 福雷斯特.斯圖爾特：《貧窮有罪？洛杉磯貧民區(qū)的治安與日常生活》，鄭昕遠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相關研究還可見：Kohler-Hausmann, I. (2013). Misdemeanor justice: Control without convi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2), 351–393.

[9] 吳宏耀，吳瓊：《加快構建輕重有別的輕罪治理體系》，檢察日報-理論版，2024年3月28日。

[10] 趙宏：《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的制度建構與具體展開》，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10期，第75-126頁.

本文作者：楊海燕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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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chuàng)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chuàng)新和政策咨詢協(xié)調發(fā)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chuàng)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