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光義坐上那個位置的時候，三十八歲，不年輕了，他哥趙匡胤留下的那套班子還在，背后還有個“金匱之盟”的牌子，上面寫著“傳弟”兩個字，底氣是有的。

他上手第一個動作就是抓兵權(quán)，直接把殿前都點檢、侍衛(wèi)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這些管禁軍的大頭頭，全都打發(fā)出去當(dāng)節(jié)度使，空出來的位置，換上自己當(dāng)晉王時候的老部下，這下心里踏實了，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他又下一道詔書，“諸道兵悉輸京師”，讓地方上的精銳部隊分批來開封，三衙親自挑人，老的弱的回家，精壯的編進中央禁軍，史書上就八個字，“收天下勁兵在禁旅”，從這以后，兵都歸皇帝管，跟地方藩鎮(zhèn)沒關(guān)系了。

接著就是錢袋子，太平興國三年，他派度支使王明這些人去江南轉(zhuǎn)了一圈，吳越王錢俶他們剛獻上來的十四個州，那里的錢糧財物，全部換成絹帛米麥，一車一車往開封拉，那年十月，三司報上來，說國庫里光是現(xiàn)錢就有四百多萬貫，金銀布匹更是這個數(shù)的幾倍，這是從建隆朝開始，頭一次賬本上寫著**“國用稍足”**，趙光義高興，在升龍門外蓋了個新倉庫，叫“封樁庫”，專門存這些多出來的錢，準(zhǔn)備邊境打仗用，這算是第一次把“中央財政儲備”這事兒寫進了國家制度。

用讀書人這塊，他比他哥上心多了，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一次科舉就放了一百零九個進士，加上其他科目的，總共二百多人，這可是從唐朝以來，一次錄取人數(shù)最多的，這批人里頭，像張齊賢、寇準(zhǔn)、王禹偁，后來都是當(dāng)宰相的料，為了不讓他們搞什么師生小團體，他還下令，“及第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誰敢叫，御史臺就彈劾誰，同一年，又搞了個“差遣院”，京官外放，得先讓這個院里的人考核，然后皇帝親自面試，宰相不能直接說了算，宰相的權(quán)力被切走一塊，皇帝的權(quán)力自然就多了一截。

太平興國四年，他自己帶兵去打北漢，那過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里記得特別細，二月從開封出發(fā)，三月到鎮(zhèn)州，沒幾天就到了太原城下，先讓潘美筑城墻圍困，又調(diào)郭進去石嶺關(guān)擋住遼國的援兵，四月一個晚上，城東南角的樓塌了，有個叫蔡友方的內(nèi)殿直，第一個沖上去，結(jié)果被一箭射穿胸口，掉下來死了，趙光義第二天親自跑到壕溝邊上，盯著手下挖地道往里攻，沒過幾天，北漢國主劉繼元就出來投降了，這是從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王朝第一次收回完整的地盤，史書上說，“五代僭偽，至是悉平”。

勝利沖昏了頭腦，他根本不聽手下人說“士兵太累糧食不夠”的勸，五月份就帶著兵直奔幽州，六月初，宋軍跟耶律沙、耶律休哥在高梁河打了一場大仗，一開始還贏了，后來直接被遼國騎兵沖散了，陣型都亂了，趙光義大腿上中了兩箭，坐著個驢車往南跑，跑到涿州才算緩過氣來，《遼史》里記著，遼軍追著殺了三十多里地，砍了一萬多顆腦袋，宋朝這邊不好意思說敗得這么慘，就寫“皇帝親自督戰(zhàn)，遼兵敗走”，可最后還是承認(rèn)“于是班師回朝”，這一仗，剛到手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又沒了，幽州成了后來一百五十年宋朝人心里的一根刺。

回到京城，他開始收拾內(nèi)部了，太平興國七年，秦王趙廷美“謀反”的事被捅了出來，先是貶到西京，又貶到涪陵，最后死在房州，太祖的二兒子趙德昭，就因為替北漢投降的將士請賞，被趙光義一句“等你自個兒當(dāng)了皇帝，再賞也不晚”給逼得自殺了，四年后，另一個兒子趙德芳也“寢疾薨”，才二十三歲，很多史學(xué)家都覺得，這是趙光義為了讓自己的兒子能順利接班，搞的一場政治清洗，司馬光在《涑水記聞》里寫得很含蓄，“時論冤之”，李燾在《長編》里更是直接加了句評論，“太宗在這事上，有點忍不住了”。

雍熙三年，他第二次北伐，三路大軍一起上，曹彬從雄州出發(fā)，田重進走飛狐道，潘美、楊業(yè)從雁門關(guān)出去，剛開始打得還挺順，結(jié)果在岐溝關(guān)，東路軍的糧道被遼軍斷了，大半夜過拒馬河的時候，人踩人，馬踩馬，“人畜相蹂踐而死者十余萬”，《長編》里形容那場面，說“沙河為之不流”，西路軍沒辦法只能撤退，楊業(yè)在陳家谷口戰(zhàn)死，尸體都沒能帶回來，腦袋被遼軍傳來傳去，趙光義得到消息，在便殿對著宰相哭，說“打成這個樣子，我自己也后悔”，然后下詔書，說將領(lǐng)打敗仗，罪都在我，自己給自己降了三級，還把兒子元佐貶為平民，表示負責(zé)，從這以后，宋朝對遼國就徹底轉(zhuǎn)為防守了，再也沒提過北伐。

內(nèi)政上，他留下了兩樣?xùn)|西，至道元年，設(shè)了個“考課院”，州縣官的任免、升降、工資，全都歸三班院管，地方官“三歲一易”，這就成了宋代有名的“官無久任”的傳統(tǒng)，同一年，又推行“折中法”，讓商人們往邊境運糧食，換取在京城賣鹽的憑證，這樣既省了漕運的麻煩，又充實了邊防的儲備，后來的“鹽引”制度就是從這來的，史學(xué)家評價說，“其慮民瘼、權(quán)商利，實自太宗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