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姑娘，也曾是中國新華社的優(yōu)秀記者。

享受著國家給的優(yōu)厚待遇，前途一片光明。

卻淪為“漂亮國抹黑中國的走狗”，幫助外媒詆毀造謠自己的祖國。

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一去不復返，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現(xiàn)如今已是沒有用的棄子，是否會對當初的選擇后悔呢？

1975年，袁莉出生在寧夏銀川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父母收入微薄，卻傾盡所有培養(yǎng)她，堅信知識能改變命運。袁莉也不負期望，自幼成績拔尖，順利考入華中師范大學。

在校期間，她口才出眾、思維敏捷，在各類演講和辯論賽中表現(xiàn)亮眼，深受師生認可。

父母的嚴格管教讓她養(yǎng)成自律習慣，卻也埋下叛逆的種子，隨著年歲增長，她愈發(fā)厭倦按部就班的生活，一心渴望闖蕩更廣闊的世界。

憑借對傳媒行業(yè)的熱愛和扎實的語言功底，袁莉畢業(yè)后順利躋身媒體行業(yè)，初露鋒芒便展現(xiàn)不俗潛力。

2002年，她獲得國家公費赴美留學的寶貴機會，先后在哥倫比亞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斬獲新聞與國際關系雙碩士學位。

所有人都期盼她學成歸國、報效祖國，可這段留學經歷卻讓她滋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對美國生活產生狂熱向往。

學成歸國后，袁莉憑借優(yōu)異學歷和能力叩開新華社的大門。

作為國內頂尖媒體，新華社對記者專業(yè)素養(yǎng)要求極高，擁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她被寄予厚望，很快被派往喀布爾、曼谷等海外分社歷練，積累國際報道經驗。

她曾深入難民營采訪，報道獲總社表揚，履歷愈發(fā)亮眼。

但這份榮譽并未讓她珍惜，海外工作經歷反而加劇了她的心理失衡，對美國的向往最終壓過一切，她毅然放棄國內的一切，移居美國并加入《華爾街日報》。

起初因種族歧視，袁莉并未得到重用，可她不愿靠實力證明自己，反而將不滿轉嫁祖國，滋生深刻偏見。

為融入西方社會、站穩(wěn)腳跟，她主動迎合西方媒體的反華論調，甘愿淪為抹黑祖國的“槍手”。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全國人民沉浸在喜悅之中，她卻刻意放大外國記者對安保的抱怨，質疑申奧透明度，將這場全民盛會歪曲為權力展示工具。

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后，她撰寫《中國高鐵投資之殤》，將悲劇曲解為體制缺陷的必然結果，惡意貶低中國高鐵這一基建成就，全然無視其技術突破。

之后，袁莉跳槽至《紐約時報》，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只要是和中國相關的話題，她都要雞蛋里挑骨頭，斷章取義地進行抹黑。

中美貿易摩擦期間，她在香港辦公室撰寫系列報道，稱華為是全球威脅，一味追問所謂的“間諜細節(jié)”，完全忽略華為在技術創(chuàng)新上的貢獻。

新疆棉事件發(fā)生后，全國人民都在抵制相關洋品牌，她卻洋洋得意地表示，抵制洋品牌的人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祟。

鄭州洪水期間，全國人民齊心協(xié)力抗洪救災，她卻跳出來說中國人民言論不自由，表達反對西方的觀點都不是真實意愿，甚至污蔑這些人是“反智”主義。

2020年疫情爆發(fā)后，袁莉的造謠行為更是突破了底線。

她不僅對中國挽救生命的努力視而不見，還搬出“平庸之惡”這個詞匯，把中國社區(qū)里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比作納粹時期的支持者。

這種惡毒的類比不僅讓中國網友憤怒不已，連不少國外讀者都在她的推特下留言，認為這種報道是對新聞倫理的嚴重侮辱。

之后，她還搞了個名為《不明白》的播客節(jié)目，專門邀請各種帶著有色眼鏡的反華人士，變著法子給中國“找茬”，在社交媒體上靠著抹黑中國、指手畫腳中國政策博取流量和關注。

為了證明自己的“忠心”，她只能通過比西方人更反華的方式來迎合西方勢力，把詆毀祖國當成獻給西方的“投名狀”。

她以為這樣就能換來西方的認可和尊重，可實際上，她自始至終都只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

隨著中國的發(fā)展越來越快，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也越來越清晰，袁莉那些漏洞百出的造謠報道越來越站不住腳，她的真面目也被更多人看清。

2012年國家整頓互聯(lián)網環(huán)境時，她的社交媒體賬號因為煽動對立、顛倒黑白被封殺，只能灰溜溜地滾回美國。

2020年，中國驅逐部分《紐約時報》記者，她收拾行李從香港機場離開，之后試圖轉到臺北繼續(xù)發(fā)稿，卻依然沒有起色。

如今的袁莉，在國內徹底名聲掃地，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有人說她后來搬到了香港居住，但過得并不如意，曾經的新聞理想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下為了生存而繼續(xù)的無端指責。

袁莉的經歷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人無論走得多遠、飛得有多高，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根在哪里。

國家的培養(yǎng)是個人發(fā)展的基礎，背叛祖國、傷害同胞的人，終究會被歷史和人民唾棄，最終落得眾叛親離、一事無成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