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一詞，最早見于宋代洪邁《夷堅志補》，后很快被定義為“裝錢與行李的袋子”。在錢有了專門的錢包之后，“行囊”就特指衣服與日常生活用品的包裹或箱子了。提到“行囊”，就會想到出門遠行、風塵仆仆，想到旅途漫漫、四海為家。它不但是一個詞語，更是一段悠久記憶的載體，一個旅行方式與文化概念的縮影。

蘇虹的隨筆集《逆風的行囊》（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書名中出現(xiàn)了兩個關鍵詞。“行囊”作為其中之一，具有典型的標簽作用，能夠理解這個詞內(nèi)涵的讀者，容易判斷出圖書的內(nèi)容構成，自動與“遠方、童年、鄉(xiāng)村、背井離鄉(xiāng)、理想”等詞建立關聯(lián)。對于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自然明白這個詞的含義，但恐怕已難以喚起那么多豐富的聯(lián)想，因為他們的“行囊”，已經(jīng)簡化為一部智能手機，一機在手，即能展開他們的“特種兵旅行”。

另一關鍵詞“逆風”，最早出現(xiàn)于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意指反風向、迎風或頂風。“逆風”與“行囊”組合，由此便有了畫面感：一名旅人背負行囊迎風行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誕生。對此畫面，讀者應不陌生，魯迅從紹興出發(fā)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沈從文從湘西一路行至常德、北京，蕭紅與蕭軍從哈爾濱再到上海，均吻合“逆風的行囊”的描述，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是，行囊中最不能少的是書。

書中插畫

蘇虹自己對于“逆風”的定義是，“既指向地理上從東方到西方的文化凝視，也隱喻對歷史的回溯與對現(xiàn)實的反思”。蘇虹對“逆風”的詮釋，體現(xiàn)了一名當代作家的視角。民國時期及更早的現(xiàn)代作家的“逆風行走”，多蘊含一份揮之不去的凝重與憂慮，而當代作家的“逆風概念”，已經(jīng)有了一份自信與淡定，因為他們已經(jīng)有了更為穩(wěn)固的精神根基，形成了穩(wěn)定的核心能量場。《逆風的行囊》一書中，《魂夢故里》這一輯寫到的童年生活與鄉(xiāng)村記憶，為作者提供了一個永遠可以回望與回歸的身體的故鄉(xiāng)和精神原鄉(xiāng)；《山河刻度》這一輯中刻畫的山水與星空、花朵與瀑布等，讓作者擁有了澎湃的胸懷；《歐洲掠影》這一輯描述的克萊蒙費朗的慢生活、厚重的阿維尼翁古城等，展現(xiàn)了作者開闊的外向觀察視野；《硯邊感懷》這一輯中提及的閱讀與寫作經(jīng)歷，則是對中國傳統(tǒng)書房文化的繼承；《生活趣章》這一輯描摹的田園拾趣與市井煙火，兼顧了肉身與精神的雙重需求，正是一代人向往的普通日子。

書中插畫

這種對“普通日子”價值的重新發(fā)現(xiàn)，在當下尤為珍貴，恰如劉震云前不久在直播時所說，“最好的日子就是普通的日子”。但“普通的日子”并不能當成“簡單的日子”來對待，如網(wǎng)友所形容的那樣，“我的肉體，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養(yǎng)活；而我的靈魂，需要山川、河流、自由，才能慰藉”。蘇虹的《逆風的行囊》，十分妥帖地解釋了這句話為什么會在網(wǎng)絡上流行起來，這本書擁有許多能夠慰藉心靈的元素，除了山川、河流、自由之外，還有小路、喜鵲、鴿哨、鐘聲、白玉蘭、古琴等等貌似渺小、實則宏大的事物。能把普通的日子過好，其實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原因是，一個人有了境界與格局，日子便會服帖、溫順起來；不容易的緣由是，錯將“普通”等同于俗氣與庸常，從而喪失了發(fā)現(xiàn)和安享“普通日子”內(nèi)在光芒的能力。

《逆風的行囊》是一次暗藏光環(huán)的寫作。它借著行走來審視停頓，通過出發(fā)來實現(xiàn)到達；它以輕盈來詮釋重量，以緩慢來抵抗迅速；它在給予中收獲，在接納中饋贈……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的那樣，“人生最遠的旅行，并非抵達某個地理的終點，而是歷經(jīng)跋涉之后，最終走回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那段歸途”。這樣的觀點，曾被以及正在被無數(shù)人實踐著，《逆風的行囊》提供了一幅實踐的路線圖，循此路徑，或可助讀者更易叩問內(nèi)心，尋回心靈的故鄉(xiāng)。

《逆風的行囊》后記

誠然，“行囊”在數(shù)字時代，是一個有點兒蒙上“灰塵”的詞匯，在這個充斥著碎片化閱讀、被快節(jié)奏裹挾的時代，“行囊”漸成過去幾代人的一個標志，但相信它不會落伍，因為“行囊”當中所裝的行李與生活用品肉眼可見，而看不見的情感、思想與境界，才是“行囊”永恒價值的核心。

原標題：《新民藝評｜韓浩月：“行囊”的概念永不會落伍——評蘇虹隨筆集《逆風的行囊》》

欄目編輯：蔡瑾

文字編輯：江妍

本文作者：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