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中國，正處在“批林批孔”運動的浪潮中。這一年的政治舞臺上，江青的身影格外活躍。她一邊借著運動煽風點火，攻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一邊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強化自身影響力。

服裝設計，成了她選中的特殊載體。一件以“民族特色”為噱頭的服裝，由此登上歷史舞臺，最終卻落得價賤滯銷、遭人唾棄的結局，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荒誕注腳。

要讀懂“江青服”的興衰，首先要回望當時的時代語境。文革時期的中國服飾，早已脫離了審美本身，成為政治態(tài)度的外在表達。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導致棉花減產，棉布憑票供應，耐磨耐臟的灰、黑、藍色成為街頭主流。到了文革期間，軍裝更是成了無數年輕人的追求，“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口號響徹全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服裝的實用性和革命性是唯一標準。任何帶有裝飾性、個性化的設計，都可能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簽。江青選擇在此時推出“特色女裝”，從一開始就與時代主流相悖。

江青本人的衣著風格，也經歷過明顯轉變。從延安時期到上世紀60年代初，她的穿著樸素大方，和普通女同志并無二致。

但隨著60年代末政治地位的崛起，她的心態(tài)逐漸變化。在她看來，服裝不再是單純的遮體之物，而是彰顯身份、擴大政治影響的工具。尤其是1974年，她借“批林批孔”造勢，妄圖實現組閣野心，設計女裝正是這一系列政治操作的一環(huán)。

1974年5月19日下午，江青以接見為名，將文化部核心小組成員于會泳、浩亮、劉慶棠召至住處。這三人當時都是文藝界的實權人物，深受江青器重，也成為她推行個人意志的得力助手。

江青開門見山，拋出了自己的“構想”：“中國男子有了定型的服裝叫‘中山服’，可中國的婦女卻沒有。男女平等嘛，男尊女卑的歷史要結束，我要為中國的婦女設計一套獨特的、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服裝�！�

她明確提出，服裝要借鑒盛唐時期的裝束。隨后，她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唐代壁畫集，熟練地翻到“飛天”圖案一頁，要求三人在3天內完成設計，確保她能在5月23日接見文藝界代表時穿上。

這個時間節(jié)點的選擇，也暗藏政治考量。5月23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紀念日，在這樣的場合亮相“新服裝”，無疑是想借文藝界的影響力，擴大自己的政治聲量。

接到指令后，浩亮當晚就緊急聯系了某劇團的劇裝廠。工人們連夜加班，終于在5月23日早上趕制出了樣裝。

這款初版樣裝，上身是“和尚領”繡花衫，下身是百褶繡花長裙，腰間系同色繡花腰帶，樣式與50年代流行的“布拉吉”頗為相似。但江青對這件樣裝并不滿意，最終并未在接見活動中穿著。

初版的失敗，并未讓江青放棄。這年秋天，她又召集了幾位擅長制作劇裝的老師傅，親自坐鎮(zhèn)指導改進。這次，她拿出一個唐三彩俑作為參照。

“看見了嗎？以這個唐俑的服裝為基準。”江青直接下達指令，“裙子要設計得肥一點，再加上云肩領，還得要條腰帶……”她的要求細致，卻完全沒考慮實際穿著場景。

為了保證“品質”，這次的設計團隊規(guī)模更大。除了經驗豐富的老師傅，中央芭蕾舞團和中央歌舞團的專業(yè)服裝師也被抽調過來，一同參與設計制作。

經過幾天幾夜的趕制，改良后的樣裝終于完成。江青穿上后十分得意，逢人便炫耀：“呵，你們看看，這是我的設計。人家外國女人都有自己的服裝，看看我們，走到哪里男人女人都是一個樣，怎么行啊？”

她還強調，穿這款裙子“才能體現我們的民族風格和時代精神”。這款被她寄予厚望的服裝，此后被人們稱為“江青服”。

江青為推廣“江青服”，動用了大量行政和政治資源。她將這款衣服作為“禮物”，分送給國內的知名女士，還把它當成外交禮品，送給來訪的女外賓。

在國內，她更是下達硬性要求：凡是文藝界出席國宴的女同志，一律要穿“江青服”，沒有的可以立即趕做。一時間，文藝舞臺上的報幕員、女歌唱演員、女演奏員，都換上了清一色的“江青服”。

這種強制推廣的場景，讓江青頗為滿意。但她沒料到，舞臺上的“統(tǒng)一”，根本無法帶動民間的認可。全國婦女對“江青服”的態(tài)度，出奇地冷淡。

“穿上這種衣服，一不能做工，二不能種田，有什么用？”這是當時老百姓最直白的評價。對于常年勞作的女性而言，肥大連體的長裙行動不便，繡花裝飾也不耐磨，完全不符合日常需求。

更讓人們抵觸的，是“江青服”背后的政治捆綁。當時民間流傳著一句順口溜，精準概括了對這款服裝的反感：“上半截像男，下半截像女，后面看像尼姑，前面看是和尚；短不短，長不長，大娘穿了成閨女，閨女穿了成大娘�！�

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江青還把主意打到了王海容身上。1975年，江青能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已經不多，她想通過王海容獲得毛澤東的肯定。

王海容并非普通官員，她是新中國首位女副外長，也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常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負責外交禮賓事務，深受信任。江青將“江青服”送給王海容，明確要求她穿著。

但王海容早就看不慣江青驕橫的作風，對這種強加的要求更是憤怒。她曾當著江青幾位親信的面直言：“搞這套？我才不干呢！主席說我們穿自己的衣服好，她非要強加給我們她設計的裙子！”

江青得知后勃然大怒，叫囂著：“王海容這么霸道，穿什么衣服還得她管？外交部不歸政治局領導？歸政治局領導就得聽我的，讓她寫檢討！”不久后，王海容就被江青的手下搜集黑材料，遭到了打壓。

政治高壓沒能扭轉民間的抵觸情緒。1975年，“江青服”開始在全國商店公開出售，但銷量慘不忍睹。當時這款服裝的定價是20多元，在那個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年代，算得上是“奢侈品”。

為了清庫存，商家不得不一再降價，最后降到4元一件，依然無人問津。大量“江青服”堆積在倉庫里，漸漸發(fā)霉腐爛。

天津是“江青服”的重要生產基地。據統(tǒng)計，1975年至1976年，天津共生產了14余萬件“江青服”。面對滯銷困境，當地采取了賒銷、分期付款等方式，甚至動用政治動員，強行推銷。

即便如此，到1976年也只賣出了6.9萬件。剩下的7.8萬件，最終只能削價處理。這場“服裝運動”不僅讓國家遭受了直接經濟損失，還嚴重干擾了市場供應，打亂了正常的生產秩序。

除了天津，全國其他地區(qū)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沈陽、撫順、丹東等地統(tǒng)計顯示，當地加工進貨的兩萬九千多件“江青服”，最終壓庫一萬四千多件，最后只能統(tǒng)統(tǒng)銷毀，僅這些地區(qū)就造成國家損失二十二萬余元。

“江青服”的失敗，本質上是違背民意、脫離實際的政治操弄的必然結果。文革時期，人們的衣著追求樸素、實用，而江青卻無視這一現實，將個人政治野心寄托在服裝上，試圖通過“統(tǒng)一著裝”塑造個人權威。

這種將服飾政治化的做法，本身就遭到了群眾的反感。正如黨史資料所指出的，江青等人的一系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