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貝爾與萬里茶道：軍政戍邊與商貿交融的歷史脈絡

作者︱孫樹恒

清代的呼倫貝爾，北接沙俄，南鄰喀爾喀蒙古，東連布特哈，西通恰克圖，是北疆廣袤疆域上的戰(zhàn)略要地。這片地域在清代既是拱衛(wèi)京畿的軍事屏障，亦是萬里茶道北線延伸的核心樞紐。從軍政建置筑牢治理根基，到商貿活動與茶道深度交融，再到規(guī)?；_發(fā)推動邊疆振興，呼倫貝爾的歷史進程始終與萬里茶道深度交織。這段歷史既載于《黑龍江外記》《龍沙紀略》等傳世典籍，亦印證于清代官方檔案與地方志稿，成為邊疆治理與商貿交融的鮮活范本。

一、軍政建置：黑龍江將軍管轄下的邊疆格局

黑龍江將軍轄區(qū)是清朝在東北北部設立的核心軍政區(qū)域，其范圍界定、管理體系與歷史沿革均具鮮明的邊疆治理特征。

（一）轄區(qū)范圍與行政沿革

黑龍江將軍轄區(qū)初設時疆域遼闊，東至畢占河（又稱額爾白克河），北抵外興安嶺，西接喀爾喀蒙古，南鄰吉林將軍轄區(qū)，核心區(qū)域涵蓋今黑龍江省大部、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市及周邊部分區(qū)域。1858年《璦琿條約》簽訂后，轄區(qū)喪失黑龍江以北60余萬平方公里土地；至清末，轄區(qū)形成“黑龍江八城”駐防體系，即齊齊哈爾、墨爾根（今嫩江）、黑龍江城（璦琿）、呼倫貝爾、布特哈（今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境內）、呼蘭、興安（今嫩江縣境內）、通肯（今海倫市）八大副都統(tǒng)或總管駐防地。

黑龍江將軍一職始設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裁撤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存續(xù)224年間歷經76任，將軍為從一品軍政要職，統(tǒng)轄轄區(qū)軍政民務。截至當代，呼倫貝爾市下轄14個旗縣級行政區(qū)（2個市轄區(qū)、4個旗、3個自治旗、5個代管縣級市），而清代該地區(qū)的行政與軍事管理，始終隸屬于黑龍江將軍轄區(qū)，其治理格局圍繞防范沙俄、鞏固邊防的核心訴求，形成兩大都統(tǒng)分區(qū)治理模式。

（二）布特哈與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的轄區(qū)劃分

布特哈副都統(tǒng)轄區(qū)以嫩江為核心，疆域廣袤。據《黑龍江外記》載，“布特哈”意為“打牲”，最初管轄嫩江流域的索倫（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漁獵民族，“東至小興安嶺，西抵呼倫貝爾草原，南接齊齊哈爾，北達黑龍江畔”，具體涵蓋今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黑龍江訥河市、嫩江市及大小興安嶺部分區(qū)域。光緒二十年（1894年），布特哈總管升格為副都統(tǒng)，衙門遷駐博爾多站（今黑龍江訥河），轄區(qū)進一步拓展至嫩江兩岸及周邊草原。

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轄區(qū)以今海拉爾為中心，地域更為遼闊?！稏|三省政略》記載其“東連布特哈副都統(tǒng)轄區(qū)，西接俄羅斯邊境，北抵黑龍江府界，南鄰蒙古車臣汗部”。雍正七年（1729年），齊齊哈爾副都統(tǒng)卓爾海遷署黑龍江將軍，見“呼倫貝爾所屬的濟拉嘛泰河口處，地方廣闊，水草佳美，樹木茂盛”，遂于雍正十年（1732年）上疏清廷，懇請筑城墾地、揀選索倫、達斡爾、巴爾虎、鄂倫春之兵3000名編為八旗，設50佐領，自筑城處至齊齊哈爾設卡倫10處護送行人，得旨依議施行。此城即呼倫貝爾城（今海拉爾），與璦琿、墨爾根、齊齊哈爾、呼蘭并稱“黑龍江五城”，成為北疆戍邊核心。

雍正十二年（1734年），軍機處大臣扎格丹等奏議獲批，從新巴爾虎2984名披甲丁員中選2400人編為40佐，按索倫兵制設領催、披甲，新巴爾虎左、右翼總管旗由此設立，歸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衙門管轄，而副都統(tǒng)衙門又受黑龍江將軍衙門節(jié)制。乾隆八年（1743年），新巴爾虎裁佐領16員留24員，左右翼各12佐領，這一編制延至清末乃至偽滿時期未發(fā)生根本變動——內蒙古檔案館藏滿文檔案《新巴爾虎右翼宣統(tǒng)二年戶口冊》中，清晰記載1910年新巴爾虎右翼仍保持12佐領、每旗轄三牛錄的建制。行政層級上，呼倫貝爾初設統(tǒng)領管轄，后改副都統(tǒng)銜總管，光緒七年（1881年）正式設副都統(tǒng)；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議獲批，清廷裁撤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添設呼倫貝爾道員、臚濱府、呼倫直隸廳，“旗民分治”的行政模式正式確立。

（三）黑龍江將軍與都統(tǒng)的管理特征

黑龍江將軍作為轄區(qū)最高軍政長官，對呼倫貝爾及布特哈地區(qū)實行“軍政合一、因俗而治”的管理模式?！逗魝愗悹栔韭浴访鞔_記載：“將軍統(tǒng)轄軍政，兼理民商事，既防外侮，又安內境”。對于編入八旗的索倫、達斡爾、巴爾虎等民族，推行“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制度，他們平日從事游牧、漁獵生產，戰(zhàn)時披甲戍守卡倫、巡查邊境，既解決了邊防兵力補給問題，又不脫離生產生活本業(yè)；對于歸附的蒙古部落，則保留盟旗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部落首領自行管理內部事務，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

管理核心始終圍繞“以兵衛(wèi)商、以商固邊”展開：清廷一方面通過卡倫、驛站構建交通與防御雙重網絡，保障商貿通道安全；另一方面對商業(yè)活動實行“管控與扶持并重”策略，為正當貿易發(fā)放路條，允許商人持照通行，同時嚴格查禁違禁商品。乾隆年間推行的“龍票”制度便是典型例證——清廷向晉商等頒發(fā)龍票，賦予其草原貿易專營權，既規(guī)范了貿易秩序，又通過商人經營補充邊防物資，實現了軍事防御與商業(yè)發(fā)展的雙向支撐。

二、商貿特點：萬里茶道滋養(yǎng)下的邊疆商業(yè)圖景

清代呼倫貝爾的商貿發(fā)展并非自發(fā)形成，而是在萬里茶道北線延伸、清廷政策引導與多民族需求共振的多重作用下興起，呈現出鮮明的邊疆特色，與茶道貿易深度綁定、共生共榮。

（一）海拉爾城的核心樞紐功能

海拉爾城自雍正十年（1732年）修筑以來，便成為呼倫貝爾商貿的核心樞紐，這與清廷“以商固邊”戰(zhàn)略緊密相關。雍正年間，為保障八旗駐軍物資供應，清廷打破草原“封禁”政策，從北京調集聚長城、隆大號等八大商號入駐海拉爾，并頒發(fā)龍票打消商人經營顧慮。這些商號不僅經營茶葉、布匹、鐵器等中原物資，更深度參與地方事務——《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衙門冊報志稿》記載，海拉爾的“訴訟、治安等事，需邀商號參與商議，始能施行”，商人由此獲得較高社會地位，使商業(yè)與邊防形成更緊密的利益聯(lián)結。

作為萬里茶道北線的關鍵節(jié)點，海拉爾既是茶葉北上的轉運樞紐，亦是俄貨南下的集散中心?！吨卸肀本l約》簽訂后，俄商紛紛在此設立商號，使海拉爾成為“俄商常駐、雙語通行”的邊境商城。從這里出發(fā)，茶葉經額爾古納（黑山頭）、滿洲里進入俄境，或經甘珠爾廟、庫倫抵達恰克圖；而俄羅斯的毛皮、五金制品則通過此處運往內地，形成“中原茶葉→海拉爾→俄境”“俄貨→海拉爾→內地”的雙向貿易通道。正如《黑龍江述略》所云，海拉爾“東通齊齊哈爾，西達恰克圖，北接額爾古納，為三省通衢，商貿之盛，甲于北疆”。

（二）互市貿易與邊境城市的商貿聯(lián)動

呼倫貝爾的互市貿易始于《尼布楚條約》簽訂后的官方許可，隨著萬里茶道興起，逐漸形成“境內集市互市+邊境口岸互市”的雙重格局。境內最具影響力的當屬楚勒罕集市——蒙古語原稱“楚固拉干”，意為“盟會”，是清代鄂倫春、鄂溫克、達斡爾等民族進貢貂皮與互市貿易的重要場所。《龍沙紀略》對其盛況有詳實記載：“草青時節(jié)，蒙古諸部、布特哈、呼倫貝爾之人皆來通市，牛馬成群，皮幣山積，將軍選貢貂后，始聽交易，凡二十余日”。最初，楚勒罕是納貢與互市結合的盛會，乾隆六十年（1795年）移至齊齊哈爾城北，改稱“北關集”，《黑龍江外記》載其“穹廬遍野，買賣街列肆陳貨，呼倫貝爾商人攜毛皮、牲畜而來，換茶葉、布匹而歸”，成為草原與內地商貿聯(lián)動的核心平臺。

邊境層面，海拉爾、黑山頭、滿洲里等城市的互市貿易更為活躍。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準許中俄滿洲邊界“免稅物物交易”，使邊境貿易突破官方管控，民間交易規(guī)模大幅擴大；1862年《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進一步規(guī)定，俄商從恰克圖至天津的關稅“比海路低三分之一”，這一優(yōu)惠政策極大刺激了北線茶道貿易，海拉爾、滿洲里成為茶葉轉運的關鍵口岸。1909年滿洲里正式開埠后，與海拉爾形成“雙核聯(lián)動”格局，加之中東鐵路通車，茶葉運輸效率顯著提升，邊境互市貿易步入鼎盛時期。

（三）寺廟經濟：42座藏傳佛寺的商貿支撐作用

清代呼倫貝爾地區(qū)共興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廟約42座，分布于各旗駐地（新巴爾虎左旗19座、新巴爾虎右旗15座、陳巴爾虎旗4座、鄂溫克旗4座），形成以甘珠爾廟為核心的寺廟網絡。這些寺廟并非單純的宗教場所，而是兼具商貿、信用、服務等多重職能的社會樞紐，為萬里茶道北線延伸提供了重要支撐。

甘珠爾廟（壽寧寺）作為“呼倫貝爾第一寺”，商貿功能最為突出。據甘珠爾廟碑刻記載，該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動工，乾隆五十年（1785年）獲乾隆皇帝親題匾額，因收藏蒙文《甘珠爾經》得名。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起，每年農歷八月舉辦廟會集市，“為期半月，晉商、俄商、牧民云集，茶葉、毛皮、牲畜交易不絕”，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170余年。廟會期間，寺廟劃定專門交易區(qū)，提供倉儲、食宿服務，并憑借宗教權威為商人擔保、調解貿易糾紛——《呼倫貝爾志略》記載：“商人間有爭執(zhí)，皆請喇嘛評判，無有不服者”，大幅降低了跨民族、跨區(qū)域貿易的信任成本與風險。

此外，寺廟還承擔“草原驛站”職能，為茶道駝隊和行商提供免費食宿與醫(yī)療服務。甘珠爾廟兩百余年間培養(yǎng)133名喇嘛蒙醫(yī)，既為牧民診治，也為往來商旅看病，有效緩解了草原醫(yī)療匱乏的困境。寺廟通過接收布施、經營土地商鋪積累的財富，一部分用于宗教活動，一部分用于社會救濟，調節(jié)了草原經濟分配，為商貿發(fā)展營造了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這種“宗教+商業(yè)”的模式，使萬里茶道得以深入草原腹地，成為連接中原與北疆的重要紐帶。

（四）晉商（旅蒙商）的核心推動作用

晉商是呼倫貝爾商貿與萬里茶道融合的核心力量，《黑龍江外記》明確記載：“商販多晉人，鋪戶多雜貨鋪，客居應用無不備”。乾嘉之際，清廷為解決邊防物資供應難題，向晉商頒發(fā)“龍票”，允許其深入草原貿易，晉商由此成為呼倫貝爾商貿的主導者。他們構建了“總號（海拉爾）→分號（各旗駐地）→行商（流動商販）”的三級貿易網絡，總號坐鎮(zhèn)海拉爾統(tǒng)籌調度，分號深入各旗接收貨物、拓展市場，行商則趕著駝隊穿梭于草原與內地之間，形成覆蓋廣泛的貿易體系。

晉商的貿易以“茶葉換特產”為核心，將中原的茶葉、布匹、鐵器、瓷器等物資運往呼倫貝爾，換取草原的毛皮、牲畜、藥材等特產，再將這些特產運往內地或經恰克圖銷往俄境。為適應草原貿易需求，晉商主動融入當地文化，“與索倫、達斡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并尊重草原民族習俗——交易時不用秤量，以“堆”“捆”為計量單位，憑借誠信贏得各民族信任?！逗邶埥雎浴吩u價晉商：“漢民至江省貿易以山西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誠信為本，故能久駐”。

晉商的影響遠超經濟層面，更推動了多民族文化融合：他們將中原的茶文化、飲食習俗、建筑風格帶入草原，海拉爾八大商號建筑便兼具晉派四合院與草原建筑特色；同時，也將草原的游牧文化帶回內地，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正是晉商的經營活動，讓萬里茶道的“茶”真正走進草原牧民日常生活，也讓草原特產通過茶道走向全國乃至世界。

三、開發(fā)利用：廣袤疆域上的邊疆發(fā)展進程

清代的呼倫貝爾，疆域范圍遠超今日呼倫貝爾市，涵蓋今內蒙古東北部、黑龍江西北部及中俄邊境部分區(qū)域。清廷對這片廣袤土地的開發(fā)利用，始終圍繞“軍政戍邊”與“商貿興邊”雙核心展開，萬里茶道的延伸則加速了這一進程，使昔日的邊疆蠻荒之地逐漸發(fā)展為繁榮的商貿樞紐。

（一）政策驅動下的開發(fā)歷程

清代對呼倫貝爾的開發(fā)始于軍事需求，后逐步轉向商業(yè)驅動。雍正年間，為防范沙俄入侵，清廷在此筑城編旗、設立八旗駐防，最初的開發(fā)以保障駐軍生產生活為核心，“墾荒屯田，飼養(yǎng)牲畜，以供軍需”。此時的商業(yè)活動僅限于為駐軍服務的小規(guī)模貿易，清廷對草原實行“封禁”政策，禁止民間商人隨意進入。

乾嘉之際，隨著邊防逐漸穩(wěn)固，清廷為解決駐軍供給不足問題，開始放寬“封禁”限制，允許旅蒙商進入草原貿易，成為呼倫貝爾商業(yè)開發(fā)的起點。清廷通過“龍票”制度規(guī)范貿易秩序，既保障商人權益，又通過稅收補充邊防經費，實現“以商養(yǎng)兵”。晚清時期，中俄一系列通商條約的簽訂推動開發(fā)進入新階段：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開放邊境互市，1862年《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給予俄商關稅優(yōu)惠，1908年清廷推行“旗民分治”，設立呼倫直隸廳、臚濱府，將行政體制從軍事駐防轉為地方治理，為商業(yè)開發(fā)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二）茶道帶動的經濟與社會變革

萬里茶道的延伸徹底改變了呼倫貝爾的經濟結構與社會面貌。在此之前，呼倫貝爾經濟以游牧為主，模式單一且脆弱，“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飯，物資匱乏”。隨著茶道貿易興起，商品經濟逐步發(fā)展，海拉爾、滿洲里等城市崛起為“商賈云集、貨物輻輳”的商貿中心，商品種類從最初的糧食、布匹，擴展至茶葉、毛皮、五金、瓷器等，形成多元化商業(yè)體系。

據俄人A·H·鮑羅巴《齊齊哈爾經濟概要》統(tǒng)計，宣統(tǒng)元年（1909年）齊齊哈爾的60家大商號中，10戶為晉商，13戶聘用晉商為經理，這些商號的貿易活動多與呼倫貝爾相關，足見呼倫貝爾在北疆商貿中的核心地位。經濟發(fā)展帶動人口增長，晉商、俄商、內地農民紛紛涌入，海拉爾人口從雍正年間的數千人增長至清末的上萬人，形成多民族聚居格局。

社會層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深。漢、蒙、滿、俄等民族共同生活在商貿城市中，語言互通、習俗互融、通婚普遍?！逗魝愗悹栔韭浴酚涊d，清末的海拉爾“俄式房屋與中式院落相鄰，俄商與晉商結伴貿易，蒙漢通婚者日眾”，這種交融并非單一文化同化，而是各民族相互包容、共同發(fā)展，形成獨特的多元文化風貌。

（三）歷史遺產的當代價值

清代呼倫貝爾與萬里茶道交融的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文化與實踐遺產，為今日邊疆開發(fā)利用提供了重要借鑒。這片土地上的軍政建置遺址、商號舊址、寺廟群落，均是歷史的鮮活見證：海拉爾的八大商號遺址、甘珠爾廟的廟會傳統(tǒng)、滿洲里的百年口岸，承載著邊疆商貿的記憶；楚勒罕集市的習俗演變成為草原那達慕，成為文旅融合的重要載體。

從發(fā)展理念來看，清代“以商固邊”的策略至今仍具現實啟示。呼倫貝爾作為中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依托萬里茶道歷史底蘊，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延續(xù)了“商貿興邊”的傳統(tǒng)。晉商的誠信經營、多元融通理念，為當代邊疆商貿提供了精神滋養(yǎng)；多民族交融的歷史經驗，則為新時代民族團結進步事業(yè)提供了實踐參考。

清代的呼倫貝爾，以廣袤疆域為根基，以軍政建置為保障，以萬里茶道為紐帶，實現了從軍事戍邊到商貿興邊的轉型。42座藏傳佛教寺廟、晉商構建的貿易網絡、繁榮的互市集市，共同構成了邊疆商貿的生動圖景。萬里茶道的駝鈴聲雖已遠去，但它留下的商貿基因、文化記憶與民族交融成果，仍在這片草原上延續(xù)，見證著邊疆的發(fā)展與進步，更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鮮活例證。

（附史料依據）清代呼倫貝爾核心史實時間線

1. 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議界條約》，允許兩國商人持照過界貿易，為茶道北線奠基；清廷設布特哈總管衙門，隸屬黑龍江將軍（《黑龍江外記》《尼布楚條約》原文）。

2. 1732年：署黑龍江將軍卓爾海上疏筑呼倫貝爾城，揀選3000兵編索倫八旗，設卡倫10處；廣慧寺始建，為索倫八旗宗教中心（《東三省政略》、卓爾海奏疏）。

3. 1734年：清廷批準扎格丹等奏議，編新巴爾虎八旗為40佐，歸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衙門管轄（內蒙古檔案館藏滿文檔案501-1-10）。

4. 1781-1784年：甘珠爾廟動工并竣工，1785年乾隆親題“壽寧寺”匾額（《如果地名會說話——呼倫貝爾印記》、蒙古族歷史文化資料）。

5. 1787年：甘珠爾廟首屆廟會集市舉辦，成為草原茶道重要交易點，延綿170余年（《呼倫貝爾志略》、甘珠爾廟碑刻）。

6. 1809年：黑龍江將軍斌靜在音欽屯恢復楚勒罕集市，呼倫貝爾商貿與內地聯(lián)動加強（《龍沙紀略》《黑龍江外記》）。

7. 1860年：中俄簽訂《北京條約》，準許滿洲邊界免稅互市，海拉爾、黑山頭成為茶道重要口岸（《中俄北京條約》原文）。

8. 1862年：中俄簽訂《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俄商從恰克圖至天津享關稅優(yōu)惠，刺激茶道貿易繁榮（《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原文）。

9. 1881年：清廷正式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強化邊疆軍政與商貿管理（《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

10. 1908年：清廷裁撤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設呼倫貝爾道員、臚濱府、呼倫直隸廳，“旗民分治”確立（《東三省政略》、徐世昌奏議）。

11. 1909年：滿洲里正式開埠，與海拉爾形成雙核貿易格局；中東鐵路全線通車，茶道實現近代化轉型（俄人A·H·鮑羅巴《齊齊哈爾經濟概要》）。

參考資料：

鄧九剛《茶葉之路》

孫文政《清代黑龍江將軍衙門的設置及遷移》

張守生《清代黑龍江商貿綜述》

王賽時《清代東北集市貿易研究》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

內蒙古檔案館藏清代滿文檔案（501-1-10）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詩人，專欄作家，獨立自媒體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xié)智庫專家，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