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秋風里，河北豐潤縣顯得格外蕭瑟。

楊永松兩口子站在一個小土包前，剛釘好的那口薄棺材里，裝著他們才兩歲的大兒子。

要是放在太平日子，這事兒能把天都塌下來，當?shù)鶍尩姆堑么蟛∫粓�，好些日子緩不過勁兒來。

可那會兒，這兩口子——楊永松和他懷著身孕的媳婦——甚至都沒工夫多哭兩聲。

剛把孩子埋好，抹了一把臉，兩人就咬牙站了起來，接著趕路。

為啥這么急？

因為上頭給的任務不是讓你搬家過日子，而是去“搶地盤”。

國民黨那邊也在往東北趕，這就是在拼腳力。

延安那邊算盤打得精，沒派多少整編大軍，派的全是干部。

這道理明擺著：東北不缺拿槍的，缺的是能帶頭、能建立政權的“主心骨”。

楊永松就在“山東干部第一隊”里，這一百來號人，都是這盤大局里的棋子。

這一路走得那叫一個苦。

從陜北出發(fā)，得先去山東，再轉道去東北。

地圖上看著沒多遠，可為了避開敵人的眼皮子，這就不能走直線，得繞大圈子，路程一下子翻了好幾倍。

楊永松當時的情況，簡直是把所有的難處都湊一塊了：身子骨垮了，老婆大肚子，還要趕時間。

還沒動身，嚴重的腸胃炎就找上門了，他連邁步都費勁。

再加上媳婦手里還得拽著那個兩歲的大寶。

這配置，怎么看都不適合急行軍。

可在大局面前，個人的這點難處，被壓縮到了極限，壓根不算事兒。

那個死在半道上的孩子，說白了就是被路途顛簸給折騰沒的。

加上缺醫(yī)少藥，原本的小毛病硬是拖成了奪命符。

這對楊永松夫婦來說，代價太大了。

當初在延安抗大，兩人沒經(jīng)驗，把每個月發(fā)的保健費、媳婦紡線掙的那點辛苦錢，全貼補在這個長子身上了。

日子雖窮，孩子卻是心里的念想。

如今，念想斷了。

能歇歇腳嗎？

想都別想。

當時的形勢是，誰先踏進東北，誰就能在那片黑土地上扎下根。

楊永松是老資格的政工干部，身上背著接收和整編部隊的重擔。

于是，埋完孩子繼續(xù)北上，看著是不近人情，可那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為了大局必須做的選擇。

憑著這股狠勁，他們硬是撐到了沈陽。

在那里，楊永松見到了陳光，緊接著又被引薦給了羅榮桓。

別看楊永松那時候病怏怏的，資歷那是真硬。

抗戰(zhàn)剛開始，他就是115師主力的筆桿子——師政治部秘書長。

1943年去延安進修前，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特批了他成家。

這里頭有個細節(jié)挺有意思。

按照那會兒的規(guī)矩，想結婚得夠“二八五團”的杠杠——28歲，正團級。

楊永松那年才26，職務是團政治部主任，兩條線都沒夠著。

組織為啥給開了綠燈？

理由既實在又暖心：這一去延安路太遠，中間還要穿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和國民黨的地盤，搞不好命就沒了。

為了對人家姑娘負責，也對干部負責，這事兒就批了。

這就能看出來，原則歸原則，組織心里還是有本“人情賬”的。

到了地頭，楊永松干上了東北民主聯(lián)軍政治部副秘書長。

這官有多大？

那時候部隊編制亂得很，旅、師都混叫團。

等到1946年6月正規(guī)化改成師一級后，這個副秘書長起碼是個副師級。

要是放到1949年有了兵團建制，那就是副軍級的大員。

在那個擴充兵馬的關鍵時候，政治部最重要的活兒就是“消化”。

一邊要把出關的老底子編成能打大仗的野戰(zhàn)縱隊；另一邊，還要改造那些五花八門的收編隊伍。

這活兒最耗神，也最累人。

正當楊永松想甩開膀子大干一場的時候，身體徹底對他罷工了。

1946年4月，譚政帶著另一撥干部班底到了東北，兩邊的政治部合并。

原先的主任陳正人去了前線，譚政接手。

就在這時候，楊永松的肝病犯了，再加上痢疾怎么治都不好，整個人徹底倒下了。

擺在他跟前就兩條路：

一是硬撐著賴在機關里，一邊干活一邊治；

二是徹底交權，去后方大連養(yǎng)著。

這選擇太難了。

東北戰(zhàn)場正從挨打轉向反攻，正是建功立業(yè)的黃金期。

這一走，那就是跟這場宏大的戰(zhàn)爭敘事說拜拜。

可他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由得他選了。

最后，他只能被送去大連養(yǎng)病，離開了指揮中心，也離開了火線。

這一躺，就是兩三年。

當四野的大軍在黑土地上橫掃千軍的時候，楊永松只能在病床上跟病魔斗。

雖說沒撈著仗打，老天爺?shù)故茄a了他點別的。

在大連養(yǎng)病那幾年，家里先后添了兩個大胖小子。

這大概是對他在進軍路上夭折長子的一種遲到的補償吧。

1949年2月，平津那邊打完了，大局已定。

身體剛好點的楊永松坐不住了。

他拖家?guī)Э趶拇筮B趕回沈陽，進關找大部隊要工作。

那會兒，四野大軍正磨刀霍霍，準備下江南。

組織這回給他安排了個好差事：新組建的戰(zhàn)車師（坦克師）政委。

這是個高科技兵種，多威風，代表著軍隊現(xiàn)代化的臉面。

楊永松摩拳擦掌，都準備好跟著大軍一路打過長江去了。

誰知，命運又給他開了個玩笑。

4月以后，四野主力南下，戰(zhàn)車師卻被留在了北方。

道理很簡單，全是地形鬧的。

南方水網(wǎng)密布，到處是水田，重型坦克開過去就是活靶子，非但沒用，還得成累贅。

楊永松想上前線發(fā)光發(fā)熱的念頭，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又泡湯了。

回頭看楊永松這段日子，你會覺著特別“擰巴”。

該跑路搶時間的時候，身體最差；該建功立業(yè)的時候，不得不去養(yǎng)��；最想跟著大軍南下的時候，卻因為兵種不對路被留下了。

建國后，他先后當過華北軍區(qū)裝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qū)工程兵政委，一直干到1978年當了顧問，最后以副兵團職離休。

從1945年那個埋葬孩子的路口開始，他走的每一步，都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為了配合那個時代巨大、精密、有時候甚至顯得冷冰冰的戰(zhàn)爭機器運轉。

但也正因為有無數(shù)個像他這樣，甘愿犧牲小家、忍著病痛、聽從指揮的“螺絲釘”，這臺大機器才能最終把舊世界碾個粉碎，造出一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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