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殺豬正好犯了“殺朱”的名諱，后來機靈的朱元璋改了一字，巧妙解決了這一難題。
早些年，朱元璋剛做皇帝那陣，百姓過的都不寬裕，朱元璋自己出身農家，小時候什么苦沒吃過，殺豬賣肉的活計也干過。
可一當了皇帝，規(guī)矩一套一套，名諱成了大事，大明朝的朱姓，直接跟“豬”同音，遇上老百姓殺豬，嘴里喊一聲“殺豬”，這不是犯了皇帝的忌諱嗎？有點眼力見的都知道，話不能亂說，字也不能亂寫。
街頭巷尾的屠夫們，活計還是得干，可嘴上卻越來越謹慎，有人把豬叫“肥畜”，有人干脆換成“豕”，就是怕哪天被人揪著名頭說不敬。
其實朱元璋本人并沒有專門下令不許說“豬”，但老百姓過日子，總是要留個心眼，畢竟，皇帝的臉面比天還大，誰也不想因為嘴上沒把門惹來麻煩。
朱元璋對于避諱這事挺上心，朝廷里的文書，碰上“元璋”二字的，必須改寫，地名、廟號，凡是有點聯(lián)系的，都得動手動腳。
可對“朱”字倒是沒專門下禁令，主要還是從上到下自然形成了氣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別在皇帝面前說“豬”，更別寫出來，省得惹禍。
村里有個老張，專門殺豬賣肉，家里全靠這個手藝吃飯，有一回，他兒子在集市上喊了一嗓子“殺豬啦”，被巡街的差役盯上了，事后老張回家嘆氣，說以后都得小心點，別給自己找不痛快。
家里吃飯時，連小孩都不敢隨便提“豬”字，怕大人皺眉，怕鄰居聽見。
朱元璋做皇帝那頭幾年，社會風氣變了，規(guī)矩多了，忌諱也多了，縣城里的學堂，有學童寫錯了字，先生會提醒一句：“這個字要避諱，換個寫法。”
同樣的道理，市場上的屠夫、賣肉的、養(yǎng)豬的，誰不是小心翼翼？有的人把豬肉分成“白條”“紅膘”，有的人干脆用“家畜”帶過，反正就是不說“豬”，也能讓人聽懂。
朱元璋對避諱的態(tài)度其實很有意思，他自己出身草根，懂得底層的苦，可做了皇帝，規(guī)矩和權威還是擺在第一位，“朱”字和“豬”字一個音，碰上殺豬賣肉這事，老百姓心里有點犯嘀咕。
可真要完全禁了，百姓生活過不下去，社會也得亂套，朱元璋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所以壓根沒下過類似的死命令，只是朝廷上自上而下的氣氛，讓民間自動產生了這種回避心理。
明朝的避諱，真的是一步步滲透到老百姓的生活里，你要去廟里祈福，和尚做法事，讀到“豬”字也要換成“豕”，嘴上念念有詞，也得避開朱皇帝的名諱。
鄉(xiāng)下老人講故事，說到豬，總會頓一頓，換個別稱，小孩在地里玩，學豬叫，都被大人一把拉回家，“別亂學，別亂說”。
這些細節(jié)，外人未必能體會到，但在明朝的百姓心里，早成了習慣，家家戶戶養(yǎng)豬，年關殺年豬是頭等大事，可殺豬的詞卻不能隨便說。
過年時，殺豬宴上，主人家總會小聲叮囑，“咱們說‘宰肥畜’就行”，大家心照不宣，筷子動得飛快，嘴上卻格外謹慎。
朱元璋治國，講究的是約束和規(guī)矩，避諱成風，這事在他那兒是理所當然，可你要說他真有心為難老百姓，其實也說不上，只是權力和傳統(tǒng)合起來，把老百姓逼得更小心了。
朱元璋在位時，對百姓生活并不是管得特別死，但大明的氛圍讓人不敢輕舉妄動，特別是涉及到皇帝名字的地方，大家都自覺多繞一步。
時間一長，這種避諱就成了老百姓的習慣，屠夫改了招牌，學堂改了講法，連孩子的歌謠都悄悄換了詞，殺豬成了不能明說的事，大家都靠眼色和默契，明朝人過日子，講的就是一個“穩(wěn)”字，嘴上不說心里有數(shù)。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朝后期，真正把“豬”字當回事的，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厚照，那會兒，他屬豬，心里多了點想法。
正德年間，他下過一道禁豬令，把全國上下折騰得不輕，養(yǎng)豬、殺豬、賣豬都不讓，誰敢動就得治罪，短短幾個月，百姓的日子都快過不下去了，雞鴨魚肉都成了稀罕物，最后這道禁令還不是不了了之？
朱元璋的做法其實更實際一些，他深知民間疾苦，不會動不動就下死命令，朝廷里講究避諱，地方上卻留了活路，老百姓過日子，嘴上繞著走，心里卻明白怎么回事。
朱元璋沒想難為百姓，也沒想搞得大家吃不上肉，只是這規(guī)矩一旦成了風氣，誰也不敢冒頭。
明朝的屠夫們就這樣在夾縫里求生存，每天清晨，刀磨得雪亮，攤子支得結實，卻沒人敢大喊“殺豬”。
大家都用暗語，什么“宰肥畜”“割白條”，聽的人都懂，外人卻一頭霧水，偶爾有個外鄉(xiāng)人不懂規(guī)矩，喊了句“殺豬啦”，旁邊人立刻豎起耳朵，生怕被有心人聽了去。
日子久了，這些避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家里有孩子，老人總會叮囑，“話要注意，別亂說。”集市上，屠夫們交頭接耳，誰都不敢大聲
其實大家心里清楚，這不過是順著規(guī)矩走，免得給自己找事，朱元璋沒明說，老百姓卻個個心照不宣。
明朝的避諱，不光體現(xiàn)在“豬”字上，其他跟皇帝有關的字也得小心，書院里的學子寫文章，碰上“元璋”，一定要換別字。
縣官批文，碰上“朱”字，也得繞著寫，可這些都沒影響到老百姓的飯碗，大家還是照樣過日子，只是多了點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