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那位攪動了整個二十世紀風云的大人物，毛澤東，與世長辭。

這消息像一顆重磅炸彈，震動了全世界。

但在地球的另一頭，南美洲的烏拉圭，有個叫蕭子升的老人聽到這消息后，只是長久地沉默。

對著窗外的蒙蒙細雨，他跟老伴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話：“從此，我在這個世上再也沒有對手了。”

這話聽著怪。

一個是在世界政治舞臺中心叱咤風云的領袖，一個是隱居海外、埋首書齋幾十年的普通學者，怎么就成了“對手”？

這話說得太大，也太孤獨。

可這事兒，就這么發(fā)生了。

七十三天后，這位名叫蕭子升的老人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他臨死前只有一個念想，用那口半個世紀都沒變的湖南鄉(xiāng)音，告訴兒孫：“回湘鄉(xiāng)，合葬�！�

一個生命在東方的大地上畫上句號，另一個在西半球的寒雨中落幕。

這橫跨大洋的死亡，就像一個約定，把一段被時間埋了半個多世紀的往事，又給拽了出來。

他們的故事，得從湖南那條叫湘江的河說起。

回到1910年，那會兒的大清國眼看就要完蛋了。

湖南長沙東山高等小學堂里，來了一個土里土氣的農村娃，叫毛澤東。

他穿著帶補丁的衣服，看著就跟學校里那些富家子弟不一樣。

在這里，他認識了蕭家的兩兄弟，蕭子升和蕭三。

蕭子升家境好，人長得也精神，是那種標準的好學生。

一開始，倆人也就是點頭之交。

可沒想到，思想的火一旦碰上，就在湘江邊上燒了起來。

那時候的年輕人，心里都憋著一股勁，想為這個破敗的國家做點什么。

他們倆經(jīng)常在江邊上一邊走一邊聊，從天南聊到地北，從古人聊到洋人。

聊到美國那個解放黑奴的林肯，蕭子升突然停下腳，看著江水問毛澤東：“潤之，如果我們生在那個時候，是不是也該干出一番這樣的事業(yè)？”

毛澤東沒吱聲，只是默默地撿起一塊石頭，使勁扔進江心，看著水花一圈圈散開。

他心里那點想法，就像這顆石頭，雖小，卻想攪動整個江面。

后來，倆人一起考進了湖南第一師范。

這下可好，成了全校最扎眼的一對。

校長楊昌濟先生，就是后來毛澤東的岳父，特別欣賞他們倆，說他倆是“同窗亦可敵國”。

這話一點不假。

毛澤東性子烈，像一團火，能在操場上一邊踢毽子一邊扯著嗓子吼杜甫的詩，那勁頭能把房頂掀了。

蕭子升呢，性子靜，像一塊玉，能安安靜靜地坐幾個鐘頭，在黑板上寫一手漂亮的駢體文，引得一幫同學圍著看。

就是這么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卻成了最好的朋友。

1917年暑假，倆人干了件大事。

他們決定“身無分文”，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游學。

就帶了一把傘、一個本子，從長沙出發(fā)，硬是靠兩條腿走了上千里地。

錢花光了咋辦？

就給人家寫對聯(lián)換飯吃。

在安化勸學所，他們敲開所長夏默庵的門，三個人點著油燈聊了一通宵。

臨走時，夏老頭出了個上聯(lián)：“青草池中蛙句句”，這是在問他們，你們年輕人整天嚷嚷救國，到底是為了公家還是為了自己？

倆人想都沒想，對出下聯(lián)：“為公乎，為私乎”，既是回答，也是反問。

老先生當場就服了，掏出兩塊大洋非要塞給他們當路費。

這次“要飯式”的旅行，是他們友誼最光輝的時刻。

可對倆人來說，感覺完全不一樣。

在蕭子升看來，這是一次文人雅士的體驗生活，特有范兒。

可毛澤東不這么想，他一路看到的，是那些在地里刨食的農民，那一張張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臉。

那些靠寫字換來的粗茶淡飯，讓他覺得，“救國”這兩個字，不是在書房里說說就行的，它有千斤重。

真正的分道揚鑣，是在1919年的北京。

那時候的北京，是全國新思想的中心。

蔡元培他們搞了個赴法勤工儉學，號召年輕人去法國開眼界，學本事回來建設國家。

蕭子升是這個活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忙得不亦樂乎。

他堅信，中國的問題，根子在老百姓腦子不開化，只要把教育搞好了，國家自然就強了。

他的法子，是“水滴石穿”，用知識和道理，一點一點去改變這個國家。

同一時間，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

在那個不起眼的角落里，他找到了另一條路。

通過李大釗的介紹，他沒日沒夜地啃那本叫《共產(chǎn)黨宣言》的小冊子。

什么“階級”、“斗爭”、“革命”，這些詞像一道道雷，劈開了他心里的迷茫。

有一次，倆人在茶館里碰上了。

蕭子升遞給毛澤東一支煙，慢悠悠地說：“潤之，救國還得靠教育，得慢慢來，水滴石穿嘛。”

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老想法。

毛澤東把煙推了回去，搖搖頭，眼睛里冒著火：“子升兄，俄國人已經(jīng)給我們做了榜樣。

這塊叫‘舊中國’的石頭太硬了，等不及水滴了，非得用炸藥把它直接炸開不可！”

一個要“水滴”，一個要“炸藥”。

這已經(jīng)不是方法不一樣了，這是要走的路完全岔開了。

1921年，當蕭子升坐上開往法國的輪船，去追求他那套溫和改良的理想時，毛澤東頭也不回地扎回了湖南，開始秘密地組織共產(chǎn)黨。

兩條原本并排走的路，從這一刻起，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再也沒能回到一塊兒。

從那以后，世界就亂了。

1927年，國民黨開始抓共產(chǎn)黨人，國共兩家徹底翻臉。

他們倆的書信也斷了。

蕭子升在國民黨政府里干了幾天，發(fā)現(xiàn)官場里那套勾心斗角他實在玩不轉，心灰意冷，又跑去了歐洲。

最后，在1934年，他干脆帶著老婆孩子，跟著一個國際圖書館搬到了八竿子打不著的烏拉圭，從此一頭扎進故紙堆里，再也不問政治。

他說，“紙墨無害”，跟書本打交道，最安全。

可他躲得再遠，也躲不開故鄉(xiāng)傳來的炮火聲。

他那位曾經(jīng)的好朋友毛澤東，正帶著隊伍，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走到長征的雪山草地，從延安的窯洞，打到解放全中國。

他真的在用“炸藥”，把那個舊世界炸了個天翻地覆。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國成立。

這消息傳到烏拉圭，據(jù)朋友回憶，蕭子升在報紙上看到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時，半天沒說話，端著茶杯的手一直在抖。

那天下午，他一個人喝了一整壺濃茶，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看見那杯子底的茶葉，一遍遍地被水沖起來，又沉下去。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方面曾經(jīng)多次派人邀請他這樣的海外學者回國。

面對那封蓋著紅章的邀請函，蕭子升在填寫個人信息表，“職業(yè)”那一欄，他握著筆，遲遲沒有落下。

最后，他把信和表格一起鎖進了抽屜。

他心里清楚，回不去了。

那個由昔日好友親手建立的新世界，和他信仰了一輩子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

他沒法面對，也不想面對。

1983年，一罐小小的骨灰，幾經(jīng)周折，終于回到了湖南湘鄉(xiāng)。

沒有儀式，沒有墓碑，只有一個小木牌，上面寫著“蕭氏歸”，插在他妻子的衣冠冢旁邊。

沒過多久，雨水就把那幾個字沖刷得看不清了。

江水依舊，只是當年的少年，一個長眠于北京的心臟，一個魂歸故里的荒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