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青松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黃岡在中國頗具代表性。

美國約翰霍普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著名漢學家羅威廉從中國2800多個縣域中選擇黃岡麻城作為研究對象，寫下一部長時段和小地域結(jié)合的歷史著作——《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敘事的時間跨度，從14世紀元末農(nóng)民大起義到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敘事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麻城。這部在學術(shù)界和民間反響強烈的歷史暢銷書，用“小歷史”觀察“大歷史”的新穎視角，通過對麻城地方暴力文化的生動描述，從宏觀上透視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變遷。

然而，以麻城為例的黃岡文化的精神特質(zhì)，真的像羅威廉所說，是一部“七個世紀的暴力史”嗎？

當然不是。

一

黃岡是一本底蘊深厚、豐富多彩、韻味悠長的歷史大書，充滿了詩意和文化篇章。

黃岡本土文化學者、曾任黃岡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現(xiàn)任黃岡市紅色文化研究會、黃岡市新四軍研究會會長王楚平先生的著作《尋夢黃岡》，用一組“中國符號”概括了黃岡的歷史文明：

（1）中國地理符號：天下形勝之地；（2）中國歷史符號：文明起源之地；（3）中國軍事符號：兵家必爭之地；（4）中國文化符號：大師造化之地；（5）中國宗教符號：禪宗發(fā)源之地；（6）中國教育符號：人才塑造之地；（7）中國政治符號：紅色文化之地；（8）中國人才符號：名家輩出之地。

如果說，“中國符號”是黃岡的歷史文明，那么，“地靈人杰”則是黃岡量身打造的身份名片。

在自然氣候上，黃岡地處北溫帶，緯度在29°45′至31°35′之間，正處在北緯30°線上。

北緯30°線是北緯30°上下波動5°所覆蓋的范圍。這條神秘而又奇特的緯線，貫穿人類四大文明古國，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最具可開發(fā)性。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特別看好處于溫帶地區(qū)的國家。他說，“歷史的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

從先秦時期的黃岡城邦，可以實證黃岡文化的“可開發(fā)性”。

戰(zhàn)國末期的公元前255年，楚國考烈王滅掉邾國（今山東鄒城），封邾君為鉅鹿侯，并將邾國君民遷到今黃州安置，筑城而居，這便是黃岡歷史上第一座有文字記載的侯國都城——邾城。

邾城，又名女王城，相傳為楚王女兒的封地，后諧音為禹王城。這當然和大禹沒什么關(guān)系。

秦代在邾城基礎(chǔ)上置邾縣，黃岡出現(xiàn)最早的縣級行政區(qū)。秦代后期，邾城為衡山郡治所，漢代則為衡山國都和衡山郡治。

東晉咸康五年（339），后趙大將夔安率五萬鐵騎奇襲邾城，守將毛寶、樊峻孤立無援，邾城失陷，后被焚毀，東晉江北防線全面崩潰，朝廷北伐計劃宣告失敗。黃岡城市文明之根，歷經(jīng)戰(zhàn)國、秦、漢、三國、東晉5個朝代，存世594年，就這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目前，黃岡在正推進建設(shè)禹王城考古遺址公園，這無疑是賡續(xù)黃岡城市根脈的明智之舉。但在黃岡本土文化學者、黃岡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劉民華先生看來，禹王城考古遺址公園應(yīng)該叫“邾城考古遺址公園”，因為黃岡作為楚王女兒封地時并未筑城，邾城才是黃岡城市文明的邏輯起點。

二

在地理位置上，黃岡北倚大別山，南瀕長江，橫貫東西，溝通南北，有多個隘口通向中原，極具開放性和交融性。

從歷史上眾多客籍名人的足跡，可以實證黃岡文化的“開放性”。

春秋末期，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山東人孔丘來到黃岡，派他的學生子路在今團風縣孔子河邊問津，留下千古佳話。當年的“子路問津處”，在漢代開辦了一所私學，因而得名“問津書院”。

孔子周游列國，“惶惶如喪家之犬”，“問津”并非僅此一地，據(jù)說在河南新蔡也有“孔子問津處”。但團風孔子河邊的問津書院，是湖北省唯一的孔子遺跡和保存最為完好的古代書院，意義非同一般。

魏晉“藥王”、山西人王叔和晚年遷居麻城，潛心整理千古奇書《傷寒論》，全力著述傳世佳作《脈經(jīng)》，開黃岡中醫(yī)藥學之源頭，當仁不讓地位居鄂東五大名醫(yī)之首。鄂東另四大名醫(yī)是名垂青史的北宋“醫(yī)王”龐安時，明代“醫(yī)圣”萬密齋和醫(yī)藥“雙圣”李時珍，以及清代“神醫(yī)”楊濟泰。

東晉名臣、外戚名士、因未派軍增援導致邾城失守的河南人庾亮，曾勸江州刺史溫嶠坐鎮(zhèn)防地，不要越過雷池（今黃岡龍感湖）去京都建康（今南京）平亂，以免雷池失守，產(chǎn)生了黃岡歷史上最早的一條成語“不越雷池一步”，成為千古名言。

史書記載，最早在鄂東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著名文學家是南朝宋的杰出詩人、山東人鮑照，他曾居黃梅讀書寫作，留下鮑照讀書臺、鮑照墓等勝跡。而晚唐詩人、史學家、軍事家、陜西人杜牧，40歲那年由比部員外郎出守黃州，成為黃岡歷史上第一個著名詩人官員，對黃岡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北宋第一位被貶謫到黃岡的士大夫、著名詩人、散文家、剛直不阿的名臣、山東人王禹偁，45歲時出知黃州，重修了黃州的文宣王廟和月波樓，并用楠竹在赤壁山上建造了兩間小竹樓，寫下名垂千古的《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杜牧和王禹偁雖然在黃岡生活的時間不長，卻深刻地影響了蘇軾、張耒等后來文人，黃岡因此成為享譽全國的文化“名邦”。

三

在戰(zhàn)略意義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黃岡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飽受戰(zhàn)火摧殘。

在國家分裂時期，黃岡處在戰(zhàn)爭的前沿，曾經(jīng)屬于12個不同的國家：

（1）越國；（2）楚國；（3）吳國；（4）魏國；（5）東晉；（6）后趙；（7）南朝；（8）北朝；（9）南唐；（10）后周；（11）北宋；（12）南宋。

許多本土學者認為，黃岡分別屬于10個不同的國家，簡稱“十歸”，不含東晉和后趙，這是不正確的。

分屬不同的國家，必然帶來多源交融。

從國家分裂時期黃岡的歸屬，可以實證黃岡文化的“交融性”。

在政治版圖上，我們常說黃岡地處“吳頭楚尾”，這也是不正確的。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的首都“楚頭”在荊州，吳國的首都“吳頭”在蘇州，黃岡對于吳楚來說，都是邊緣和尾部。吳楚尾部的地理特性，加上長江流域比黃河流域開發(fā)得要晚，黃岡文化還具有后發(fā)性。這與前面所述的可開發(fā)性并不矛盾。

黃岡文化具有可開發(fā)、開放、交融和后發(fā)性，最突出的特點是什么？

2005年，湖北省召開高級專家點評會，兩院及省內(nèi)專家學者評點出湖北省最具全球影響力的13大亮點：

（1）武漢及武漢城市圈；（2）長江三峽及水電基地；（3）中國光谷及光電子產(chǎn)業(yè)基地；（4）江漢平原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基地；（5）楚文化發(fā)源地；（6）武當山道教文化圣地；（7）神農(nóng)架原始森林自然博物景地；（8）恩施“中國硒都”；（9）武鋼及鋼鐵生產(chǎn)基地；（10）東風汽車及汽車生產(chǎn)基地；（11）南水北調(diào)中線源頭；（12）武漢大學；（13）黃岡中國杰出人才之鄉(xiāng)。

13大亮點涵蓋了全省地域，貫穿了自然、經(jīng)濟、文化、教育、科技、環(huán)境、交通、旅游、民族、宗教、人力資源等領(lǐng)域，全方位地展示了湖北的發(fā)展影響力和輻射力。

中國杰出人才之鄉(xiāng)，是黃岡最亮麗的文化名片。

黃岡名人眾多，門類齊全，這種文化現(xiàn)象，我們習慣稱之為名人文化。這個提法也未必準確。能不能把“名人文化”改為“人文文化”？

四

黃岡文化既然具有后發(fā)性，為什么能成為“中國杰出人才之鄉(xiāng)”？

劉民華先生在《黃岡文化簡史》“緒論”中總結(jié)了黃岡文化發(fā)展的9條原因，為我們揭示了黃岡文化發(fā)展的原動力：

（1）經(jīng)濟發(fā)展；（2）教育發(fā)展；（3）文化政策；（4）高素質(zhì)官員的輸入和落籍；（5）文化優(yōu)勢地區(qū)移民的輸入；（6）尊賢重教的社會風氣的形成；（7）尊重創(chuàng)新的地方文化心理的養(yǎng)成；（8）與國家或高一級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黃金距離；（9）和平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

前面3條是根本原因，后面6條是重要原因。

然而，黃岡的“人文文化”在羅威廉先生的筆下，卻成了另外一種詮釋。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認為，草根中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是一種暴力文化。

作為一個麻城人，我始終認為，羅威廉割裂中國歷史變遷和社會動蕩的大背景，孤立地研究麻城的所謂“暴力史”，顯然有失偏頗。

特別是自近代以來到解放戰(zhàn)爭的百余年間，整個中國一直浸泡在外敵入侵、軍閥混戰(zhàn)和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的血雨腥風之中，所謂“暴力史”實際上是飽受欺凌和壓迫的中國人民與仁人志士以暴抗暴的歷史，而絕不只是麻城的“暴力史”。如果說這些以暴抗暴的歷史和事件更集中地發(fā)生在麻城，那也只能說明麻城人民所遭受的壓迫更重，激起的反抗更強烈，因此也鑄就了麻城人民雄健尚武的血性。

雄健尚武，正是黃岡文化的精神特質(zhì)。

雄健尚武的直接表現(xiàn)是抗爭。與敵人抗爭，與黑暗抗爭，與命運抗爭，與困難抗爭，乃至與自身抗爭，這不僅是黃岡人的個性特征，也是中華民族集體的精神標識。

歷史上，“誓將去汝，適彼樂土”，是抗爭；“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抗爭；“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是抗爭；“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是抗爭。

現(xiàn)當代，“要革命，不要錢、不要家、不要命”，是抗爭；“樸誠勇毅，不勝不休”，是抗爭；“我們?nèi)f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是抗爭；“前腳跨出大門，后腳不準備再跨進大門”，是抗爭；“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還是抗爭。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查普曼從中國神話故事中總結(jié)出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zhì)，也是抗爭。查普曼說，西方神話中，火是普羅米修斯偷來的，而中國神話里，火是鉆木取火堅韌不拔得來的；面對末日洪水，西方人躲進諾亞方舟，大禹卻勇敢地治水；抗爭是中國人的真正信仰，愚公移山、精衛(wèi)填海、后羿射日表現(xiàn)的文化核心，無一不是抗爭。

黃岡在中國具有代表性，正是基于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

（作者系黃岡市政協(xié)文史專員、黃岡市東坡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黃岡科技職業(yè)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