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深秋，大概是十月份的光景，身為軍統(tǒng)榆林站一把手的黃逸公，跑了一趟歸綏（也就是現(xiàn)在的呼和浩特），專門去拜個碼頭，見見傅作義。

也就是這頓接風(fēng)酒，喝得黃逸公后背直冒涼氣。

按規(guī)矩，傅作義坐鎮(zhèn)主位，可那個精氣神全沒了，跟丟了三魂七魄似的。

熱菜涼菜擺了一桌子，他也不動筷子招呼；旁邊人端著酒杯敬他，嘴皮子磨破了，他也聽不見，就那么直勾勾地盯著虛空發(fā)愣。

后來還是鄧寶珊私底下給黃逸公透了實底：傅長官這是讓嚇著了，連著好幾天，眼睛都沒合過。

把這位爺嚇成這副德行的，正是聶榮臻跟賀龍聯(lián)手拉起來的隊伍——晉察冀和晉綏聯(lián)軍。

前不久在集寧、卓資山那兩仗，傅作義手心里的寶貝疙瘩35軍，讓人家打得找不著北，連去救場的人馬都被一股腦兒包了圓。

那會兒的傅作義，可不是后來那個手握三十萬大軍、在北平城里橫著走的“華北王”。

那時候他滿打滿算，手里能拉出去像樣打仗的，也就四五萬人，頂多也就是晉察冀那邊兵力的四分之一。

照常理看，這局棋簡直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天賜良機。

可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邪門。

坐擁二十多萬大軍、手里抓著一把王炸的晉察冀部隊，折騰到最后，愣是沒把傅作義這塊肉吞下去，反倒讓他借著這口氣回了魂，最后成了華北戰(zhàn)場上最硌牙的一塊硬骨頭。

這么好的一副牌，怎么就打了個稀巴爛？

歸根結(jié)底，是有兩筆賬，當時沒盤算清楚。

頭一筆賬是關(guān)于“面子”和“里子”的：正規(guī)軍這塊牌子，到底是穿出來的，還是打出來的？

時間回到1945年9月，中央那是下了死命令，要把察哈爾和綏遠這兩個省拿回來。

攤開賬本一看，兩邊的實力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聶榮臻手底下的晉察冀野戰(zhàn)軍，雖說分了一撥人去闖關(guān)東，但這留下的家底依然厚實。

再加上賀龍那邊的晉綏人馬，兩家湊一塊，光是野戰(zhàn)的主力就有二十五萬之眾。

再瞅瞅傅作義那邊，除了那支嫡系35軍還湊合，剩下的暫3軍、暫4軍基本都是雜牌貨色，把家底兒掏空了，能打硬仗的也就五個步兵師加一個騎兵師。

五個打一個，這優(yōu)勢簡直大得沒邊了。

可偏偏就在要動手的節(jié)骨眼上，晉察冀的大軍沒像猛虎下山那樣撲過去，反倒踩了一腳剎車，停下來干了一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換衣裳。

這可不是說笑話，是真真切切地換軍裝。

那時候晉察冀雖說掛牌成立了野戰(zhàn)軍，可骨子里還是游擊隊的底子。

楊成武帶著冀中縱隊集合的時候，好些戰(zhàn)士身上還套著老百姓的便服，腦袋上扎著白毛巾當記號。

這副行頭讓聶榮臻看著心里發(fā)慌。

他琢磨著，這樣的隊伍拉出去跨區(qū)打大仗，既丟份兒，紀律和指揮也不好弄。

于是，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決策出爐了：聶榮臻跟中央軟磨硬泡，非要爭取時間，把開戰(zhàn)的日子往后推一個月。

這一個月干嘛呢？

除了籌集糧草，最要緊的任務(wù)竟然是——趕制棉衣，統(tǒng)一行頭，給大伙兒換裝。

甚至連手里的家伙事兒都要重新調(diào)配，把那些五花八門的萬國牌土槍、大刀長矛重新歸攏，盡量讓一個連、一個營用一樣的武器。

這筆賬，聶榮臻算的是“正規(guī)化”。

他覺得要是沒個統(tǒng)一的后勤和裝備，這大兵團的正規(guī)仗根本沒法打。

可要是從戰(zhàn)機這筆賬上算，那是虧到姥姥家了。

打仗講究的就是個快字。

這一個月的時間，等于給了驚魂未定的傅作義一顆救心丸。

這老狐貍反應(yīng)極快，立馬把撒在外面那些零碎部隊全縮了回去，死死守住歸綏和包頭這兩個硬核桃。

等到10月18日，晉察冀的戰(zhàn)士們終于穿上了嶄新的軍裝、扛著清一色的機槍發(fā)起沖鋒時，他們對面不再是荒野里亂跑的潰兵，而是深溝高壘、嚴陣以待的堅城。

第二筆賬是關(guān)于“取舍”的：你是想要一座空蕩蕩的城池，還是想徹底消滅敵人的活力量？

傅作義縮回烏龜殼里了，這仗怎么打？

這時候，遠在延安的主席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了局勢。

他給聶榮臻和賀龍發(fā)了封電報，把擺在面前的路數(shù)剖析得明明白白（大意是這么個意思）：

頭一條路，你要是覺得自己胳膊粗力氣大、炮彈多得沒處使，那就別磨嘰，直接硬砸歸綏，把傅作義的老窩端了。

第二條路，要是硬啃牙崩，那就設(shè)個局把傅作義騙出來，在野外運動戰(zhàn)里弄死他。

第三條路，要是這也不行，那就別盯著歸綏看了。

主力部隊往西邊去，先把包頭拿下來，把歸綏晾成一座死城，回頭再收拾。

第四條路，要是上面這三招都不靈，那就只能圍起來慢慢耗，看誰命長。

這四個選項，簡直就是教科書級別的戰(zhàn)術(shù)選擇題。

就憑當時我軍手里那點家當，第一條路（強攻）肯定是死路一條。

缺大炮，攻堅手段少，這是八路軍的老短板。

最聰明的法子其實是第二條或者第三條：利用人多的優(yōu)勢，圍點打援，或者是攻其必救。

可聶榮臻和賀龍這會兒卻鉆進了牛角尖，陷入了一種“舍不得”的糾結(jié)里。

他們把大部隊擺在歸綏城底下，既沒有那么多炮火轟開城門，又不舍得撤圍去打野戰(zhàn)。

為啥不舍得？

就怕這一撤，好不容易形成的“包圍圈”散了，怕部隊這一動彈顯得自己慫了。

這就搞成了一個要命的僵局：主力部隊把歸綏圍得跟鐵桶似的，可就是下不去嘴。

這當口，主席又來電報了，這回的建議膽子更大：主力西進，先吃掉包頭，把傅作義和寧夏馬鴻逵的聯(lián)系給切了。

這招的核心邏輯就是——把歸綏扔一邊涼快去，讓他守著一座孤城喝西北風(fēng)。

可聶榮臻心里這筆賬怎么也算不過來。

他擔心大軍全去打包頭，離后方太遠，補給線拉得老長，萬一歸綏的傅作義主力殺出來斷了后路，那可就得包餃子了。

于是乎，最后的拍板方案變成了個“半吊子”：聶榮臻留主力接著圍歸綏，賀龍分兵去磕包頭。

這個“折中”方案，恰恰犯了兵家大忌。

兵力這么一分，原來的優(yōu)勢瞬間就稀釋沒了。

賀龍帶著四萬多號人去打包頭，結(jié)果踢到了鐵板上。

守包頭的是傅作義手下的干將董其武，這人守城那是出了名的硬，硬是把賀龍的攻勢給頂住了。

再看歸綏這邊，聶榮臻的部隊因為沒法攻堅，也沒重武器，只能在城外干瞪眼。

時間一長，兵困馬乏，那股子心氣兒慢慢就磨沒了。

這一拖不要緊，原本計劃的“閃電戰(zhàn)”硬生生拖成了“消耗戰(zhàn)”。

老天爺這回站在了傅作義這邊。

北平那邊的國民黨軍用飛機運來了重炮團，轟炸機也跟著來湊熱鬧；寧夏的馬鴻逵一看有便宜占，也派了騎兵師來救包頭。

打到最后，歸綏沒啃下來，包頭也沒摸著。

聶、賀二位沒辦法，只能一臉無奈地撤兵。

這仗打得有多憋屈？

咱們不妨橫向比比。

就在同一時期，粟裕在蘇中戰(zhàn)役里碰上的情況也差不多：手里也是五萬來人，面對的也是裝備精良的對手。

而且粟裕面對的是十二萬國民黨正規(guī)軍，比傅作義強得不是一星半點。

可人家粟裕贏了，還是漂漂亮亮的七戰(zhàn)七捷。

差哪兒了？

要是換粟裕來指揮綏遠這盤棋，他絕不可能給傅作義縮回城里的機會。

主席在電報里批評得那是一針見血：當我軍往綏遠壓過去的時候，就應(yīng)該早早派兵繞到傅作義屁股后頭，把他的退路給掐了。

只要是在野外打，傅作義那點人馬根本不夠我軍塞牙縫的。

說白了，晉察冀部隊雖然牌子上寫著“野戰(zhàn)軍”，骨子里還是游擊隊的那套老思維。

他們的野戰(zhàn)指揮架子搭得太潦草，根本沒有適應(yīng)大兵團作戰(zhàn)的那套體系。

別說什么步炮協(xié)同、挖戰(zhàn)壕推進這些技術(shù)活兒，就連最基本的快速機動能力都跟不上趟。

粟裕的部隊那是真能跑、真能繞、真能穿插，那是貨真價實的“野戰(zhàn)軍”。

反觀晉察冀這邊，為了換身衣裳能等一個月，為了怕沒飯吃就不敢大膽穿插。

這不能光怪某一個人的指揮不行，這是一次脫胎換骨必須經(jīng)歷的“陣痛”。

從游擊隊向正規(guī)軍變身，可不是換身皮、改個名字就算完事的。

它需要腦子里的指揮思維升級、后勤保障體系重造，還得有敢打大仗、硬仗的那種心理素質(zhì)。

綏遠這一仗打輸了，代價那是相當沉重。

那個在酒桌上發(fā)呆、被嚇破了膽的傅作義，因為這一仗的“死里逃生”，徹底找回了自信心。

他琢磨過味兒來了：原來八路軍也就那么回事嘛，攻堅不行，沒重武器，只要把大城市守死了，他們就沒招。

這個心理優(yōu)勢一旦立起來，傅作義整個人都變了。

后來他拿下張家口，狂得沒邊，甚至敢給主席寫公開信進行挑釁羞辱。

要是當初那一仗，晉察冀部隊能少算計點“正規(guī)化”的面子賬，多算計點“兵貴神速”的戰(zhàn)機賬；能少算計點“補給困難”的保守賬，多算計點“野戰(zhàn)殲敵”的風(fēng)險賬…

沒準華北的局面，早就不是后來那個樣了。

那個后來讓解放軍頭疼了整整三年的“華北剿總”傅長官，本該在1945年的那個秋天，就徹底化為歷史的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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