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天色常常是灰的，江面飄著霧，遠處傳來船炮的悶響，城門口的人群推推擠擠，堅船利炮開到口岸，洋行的貨棧一間間亮起來，這條路上也有人轉了個身，背著箱子往內地走，行李不多，話不多，走得很直，他的名字落在漢口、落在上海、落在許多病房的床單上，楊格非。

1831年，威爾士的一個小鎮(zhèn)，木門后的屋子里擺著圣經，火爐邊坐著一家人，格里菲斯·約翰這個名字在教堂里被叫出來，家里不富，手里握的是一本書和一盞燈，16歲開口講道，聲音不高，句子清楚，鎮(zhèn)上認識他的人漸漸多起來，生活穩(wěn)，收入也穩(wěn)，位置再往上一步就能坐得更舒服，他偏把目光落到東方那片地圖上。

那會兒的中國，鴉片戰(zhàn)爭收了尾卻沒收住尾，沿海的城里進出的是洋貨，也是瘟疫和貧困，碼頭邊的挑夫咳得很重，巷口的孩子眼里沒力氣，醫(yī)館的藥柜空著一半，讀書的桌子不夠，消息飄到威爾士，他心里像被什么敲了一下，箱子合上，辭別寫好，船開出英國的港口，海上顛簸了三個多月，登岸的地方是上海。

1856年起，他一個人走進人群，講道的內容不只在堂里，更多在巷子里院子里，他看見的是缺衣少食、是病痛，口袋掏出來的銀子先往米袋里去，再往藥鋪去，創(chuàng)辦醫(yī)院的念頭從那時起就不走了，錢不夠，寫信回英國，親友那里一封封求助，自己這頭把吃穿砍到最短，書、衣物能賣的都賣，在賬本上攢出一行“建院”三個字。

1861年，局勢給了一個口子，往內地走的人多了，他選了漢口，長江邊的重鎮(zhèn)，水汽重，病也重，霍亂一來，街上就躺著人，氣味沖鼻，他往里走，先把人扶起來，擦拭，喂藥，不看傳染的風險，不談自己安危，有人拉他袖子，他把手抽回去，留下一句，“這里需要我”，這句話落地就不再抬頭。

錢又不夠用了，房產、田地從英國那邊變賣，換來的銀子往工地上扔，同行里有人搖頭，他不回話，天天守在戈甲營那片地，盯柱子立起來，盯屋頂合上，1866年門牌掛上，漢口仁濟醫(yī)院四個字認得清，手術室的墻上刻著一行字，“凡來者不分貧富，一視同仁”，規(guī)矩立住了，人就往這扇門來。

來的人大多窮，診金拿不出，衣裳舊，鞋底破，他把病歷攤開，照看，給藥，沒地住的安排個鋪位，連夜照料，哪天霍亂又起，病床全滿，走廊也躺滿，藥庫見底，他一連多天只睡兩三個小時，手在調配藥品，人也在打盹，幾次倒在手術臺邊，醒了接著干，統計寫在賬本上，三十年拉開，20萬這個數字靜靜躺著，背后是一戶戶人家的火又點起來。

他心里明白，治病是當下，教育才是更久，孩子們坐在地上認字的樣子他看過，書不夠，師資也不夠，大同醫(yī)科學校在漢口搭起來，他自己去講課，西醫(yī)的知識攤開，隔行隔山的地方一點點搭橋，課后叮囑學生把手術臺前的冷靜與醫(yī)者仁心放在一起帶著走，他的學生里有馬林，人沉穩(wěn)，畢業(yè)去一線站班，立過一句話放在胸口，手術臺前能倒下，不愿眼看一個生命因貧窮被耽誤，這股勁后來進了武漢協和醫(yī)院的精神里。

辦醫(yī)院不止一家，博學書院、漢口倫敦會醫(yī)科學校等機構陸續(xù)起，醫(yī)療、教育兩條線并行，人才一批批出來，書頁一頁頁翻過去，他也不只在漢口，足跡踩到四川、陜西、湖南、湖北，到了一個地方，先看藥、糧、校舍，能補就補，能建就建，手里永遠有一份清單。

走到湖南那次，路上遇洪水，橋斷了，糧袋漂走，他和一群人困在山里，天涼，肚子空，他把最后一點干糧遞出去，自己靠山泉和野果捱著，臉色發(fā)白，腳步還往前挪，等水退了，往下一個村子去的路又開了。

這些年加起來是57年，春夏秋冬在中國輪了一圈又一圈，他沒娶親，沒子女，精力和錢都丟在病房、課堂和路上，有人勸返，他不動心，身體扛不住是1912年，兩次中風把他按在椅子上，朋友拉著他回頭看，他才慢慢點頭，船朝西，心朝東，離開那天，漢口碼頭擠滿了人，送行的腳步很密，淚水遮住了眼，他只抬手致意，臉上帶著淡淡的笑。

回到倫敦，病情沒轉，窗前坐著，眼睛越過屋脊想起長江的水，想起病房的味道，想起教室里粉筆落下的聲音，他把這一生歸在一行話里，“我愿為中國人而死”，有人問悔不悔，他搖頭，答案干凈。

1912年7月5日，消息寫在報紙角落，他走了，81歲，墓碑很素，只有五個字，“他愛中國人”，沒有長句，沒有修飾，走過他診室的人，讀懂了這五個字的份量。

這段故事從邊角翻出來，不為渲染風波，是想把善意這件事放到燈下看一眼，地方不同，語言不同，做事的尺子卻能合拍，善意無國界，這句話不用高聲，放在心里就夠響，他留下的，不止是幾幢房、幾疊講義，還有一種做事的方法，見困難不繞，見痛苦不躲，見需要就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