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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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地名學在3個方面取得了新的進步：（1）地名學規(guī)律的總結(jié)與運用，包括“因水為名”命名原則的最終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則的首次提出等；（2）地名淵源解釋豐富，僅《元和郡縣志》一書就達24類、931處；（3）開展地名“標準化”運動，貞觀年間州縣省并緩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亂狀況，開元十三年（725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則“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而天寶元年（742年）更改天下110處縣名，使同名縣大大減少，大部分縣名變得通俗易懂、易寫易記。唐代地名學之成就，既是承襲漢魏以來傳統(tǒng)地名學并向前發(fā)展，又是學術(shù)本身發(fā)展的產(chǎn)物，還與統(tǒng)治者的重視有關(guān)。

關(guān)鍵詞：唐代，地名學，命名與更名原則，地名淵源解，地名“標準化”

我國傳統(tǒng)的地名學，萌芽于先秦，奠基于西漢，魏晉南北朝時有了顯著的發(fā)展。以此為基礎(chǔ)，唐代的地名學在學科規(guī)律的總結(jié)與運用、地名淵源解釋、地名“標準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進步。

1 地名學規(guī)律的總結(jié)與運用

1.1 “因水為名”命名原則的最終完善

東晉南朝時期已有因水為名的思想。北魏酈道元又提出了“因水以名地”（《水經(jīng)·河水注四》）、“藉水以取名”（《水經(jīng)·寇水注》）、“因水以制名”（《水經(jīng)·來水注》）等說法。最終明確地將它歸納為一般普遍意義上“因水為名”原則的，則是唐朝的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其《元和郡縣圖志》（以下簡稱《元和志》）卷3涇州：“后魏太武神麝三年（公元430年）于此置涇州，因水為名”；卷9濠州：本西楚州，“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改為濠州，因水為名”；卷15洺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于（廣平）郡置洺州，以水為名”；卷29永州：“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陳，置永州，因水為名”；卷33渝州：“然則巴國因水為名”，卷33合州赤水縣：“因水為名”。“因水為名”在《元和志》中一共出現(xiàn)了六次，可見李吉甫已將此原則作了最終的完善并加以熟練運用了。唐末樊綽《云南志》卷2：昆池“在柘東城西······水闊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為昆州，因水為名也”。可見到了唐末，使用“因水為名”原則已很普遍。

與“因水為名”近似的“因川為名”原則，也是李吉甫總結(jié)的，如《元和志》卷3丹州義川縣：“后魏文帝大統(tǒng)三年（公元537年）置義川縣，屬義川郡，因川為名”；卷15澤州陵川縣：“隋開皇十六年（596年）于此置陵川縣，因川為名”；卷30思州務(wù)川縣：“隋開皇九年（589年）置，因川為名”。“因川為名”是“因水為名”的派生，兩者相輔相成，說明這類原則的應(yīng)用具有廣泛性。

1.2 “因山為名”原則的發(fā)揚光大

“因山為名”原則系由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最終歸納完善的，至唐代李泰（公元617—652年）、李吉甫均加以發(fā)揚和運用。李泰《括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xiāng)，蓋鄉(xiāng)取山為名”。李吉甫《元和志》曾在卷2陳倉縣、卷2隴州、卷5緱氏縣、卷5王屋縣、卷8廣武縣、卷12浮山縣、卷12岳陽縣、卷14五臺縣、卷14哼縣、卷21均州、卷22河池縣、卷22鉗川縣、卷26縉云縣、卷31青城縣、卷31綏山縣、卷32盧山縣、卷33飛鳥縣、卷33龍安縣、卷33壁山縣、卷40龍勒縣等名稱釋名中，均注出了一般普遍意義上的“因山為名”原則。《元和志》卷33普州安居縣：“本周柔剛縣也，因山為名；隋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改為安居縣，因水為名”。象這樣在同一縣名釋名中同時使用“因山為名”、“因水為名”兩條原則，是很罕見的。另外，敦煌文書伯5034號《沙州附近關(guān)山泉澤等地志》：石門澗“源出縣東南三里，于縣城南五步向西出，入石門谷，眾水合□，可□三十步，百姓堰水以溉田，因山為號”?！耙蛏綖樘枴笔恰耙蛏綖槊钡睦^續(xù)，僻在敦煌一隅的文書尚且如此，說明唐代“因山為名”原則的使用業(yè)已普及。

1.3 “因原而名”、“因烽為號”等原則的首次提出

《元和志》卷3邠州永壽縣：“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分新平縣南界于今理北三十里永壽原西置永壽縣，因原而名”；卷9徐州蕭縣綏輿山：“宋高祖綏輿里人，蓋因里以名山也”；卷16貝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平齊，于此置貝州，因丘以為名”；卷28信州永豐縣：“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置，因里為名”；卷37昭州永平縣：“證圣元年（公元695年）割平樂縣永平鄉(xiāng)置，因鄉(xiāng)為名”?！耙蛟薄ⅰ耙蚶镆悦健?、“因丘以為名”、“因里為名”、“因鄉(xiāng)為名”這些地名命名原則，均為李吉甫首次提出，并為后代所繼承和廣泛運用，因而在地名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同樣，敦煌文書也歸納了一些地名命名原則，如伯2005號《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州城驛“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白亭驛“為置白亭烽下，因烽為號”；長亭驛“為置長亭烽下，因烽為號”；階亭驛“為置在階亭烽側(cè)，因烽為號”。伯5034號《沙州附近關(guān)山泉澤等地志》：龍勒山“其山因泉為名”。斯367號《沙州伊州地志》：柔遠縣“相傳隋大業(yè)十二年（公元616年）伊吾胡共筑營田，貞觀四年（公元630年）胡歸國，因以為縣，以鎮(zhèn)為名”，并于下文著錄“柔遠鎮(zhèn)：縣東七里，隋大業(yè)十二年（616年）置伊吾郡，因置此鎮(zhèn)”?！耙蛑轂槊?、“因烽為號”、“因泉為名”、“以鎮(zhèn)為名”等地名命名原則均為敦煌文書首次提出，它們在地名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1.4 完整地總結(jié)了年號地名的命名原則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xiàn)的年號地名是東漢建安八年（203年）所置的建安縣（治所在今福建建甌縣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號命名的是北魏楊衒之，而將此原則簡潔、完整地歸納為“因年號為名”的，則是李吉甫，如《元和志》卷28池州至德縣：“本漢石城，至德二年（757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號為名”；卷29道州大歷縣：“本漢營道縣地，大歷二年（767年）觀察使韋之晉奏析延唐縣于州東置，因年號為名”。

1.5 進一步完善地名“別名”的概念

最早提出地名“別名”概念的是北魏人陽固，唐朝人加以完善，如《括地志》：“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日華陽臺，四日紫臺，五曰太一宮”；《括地志》：“汝水至豫州郾城縣名水，《爾雅》云‘河有澭、汝有’，亦汝之別名”；《吳地記》：“笠澤，松江之別名”。唐代地名“別名”的概念已涵括山、水兩大類地理實體。

1.6 “因事名之”原則的貫徹

最早提出地名“因事名之”原則的是《越絕書》。開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頒布《改丹水為懷水勃》：“宜改丹水為懷水，改丹水府為懷仁府，其鄉(xiāng)里名號亦仰長官隨事改易”。如果說“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則，則“隨事改易”是地名更名的原則。天寶元年（742年）《故右龍武軍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志銘并序》中，已稱“懷州懷仁府”，可知有些“鄉(xiāng)里名號”的確已“隨事改易”。武則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李吉甫《元和志》卷31云：“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于水，以壓怪，因取其事為名”。

1.7 “取其嘉名”思想的繼承與運用

唐玄宗《改丹水為懷水勅》：“不息惡木，忍渴盜泉；行道之人，避惡名也”。與“惡名”相反，便是“嘉名”，東漢應(yīng)劭和圈稱最早提出了地名“取其嘉名”的思想，魏晉時臣瓚注《漢書·地理志》時也有類似的說法，唐代加以繼承并廣泛運用，如《括地志》：“又按《史記》，趙亦有長安君，未詳趙取嘉名，將更有長安地名也”；《元和志》卷3慶州：“（開皇）十六年割寧州歸德縣置慶州，立嘉名也”；卷4勝州：“（開皇）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縣置勝州，立嘉名也”；卷28江州都昌縣：“本漢彭澤縣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分置都昌縣，以縣北有都村，配以‘昌’字，取嘉名也”?！凹蚊庇纸小懊烂保对椭尽肪?烏水：“初，統(tǒng)萬城成，（赫連）勃勃下書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tǒng)一天下，君臨萬國，宜以‘統(tǒng)萬’為名'”。“統(tǒng)萬”乃系美名，故地在今陜西靖邊縣北白城子。又，《元和志》卷34廣州增城縣：“本漢番禺縣地，后漢于此置增城縣，按昆侖山上有閬風，增城蓋取美名也”。

2 地名淵源解釋

地名淵源解釋是我國傳統(tǒng)地名學的主流，《括地志》、《大唐西域記》、《元和志》、敦煌地理文書均含有豐富的地名淵源解釋內(nèi)容。

李泰《括地志》成書于貞觀十六年，凡550卷之巨，可惜宋室南渡時亡佚，今僅殘存佚文一千余條，其中有75例地名淵源解釋，大致可分為10類，如表1所示。

除上述10類之外，《括地志》還有8例關(guān)于移民地名、對稱地名、地形地名、因鎮(zhèn)為名、少數(shù)民族地名的淵源解釋。

《大唐西域記》12卷，玄奘口述、辨機執(zhí)筆撰著，成書于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書中解釋了一些西域地名的淵源，著名的有：卷1：“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卷1：“鐵門者，左右?guī)?，山極峭峻，雖有狹陘，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shè)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卷4“女國”：“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稱國”；卷5曲女城：“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從是之后，便名曲女城”；卷8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卷12：“蔥嶺者，據(jù)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

敦煌文書伯2005號《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今僅存卷三，首尾俱殘，寫成于開元年間，解釋了21個地名的淵源：懸泉水：“側(cè)出懸崖，故曰懸泉”；宜秋渠：“其渠下地宜晚禾，因號為宜秋渠”；孟授渠：“右據(jù)《西涼錄》：‘敦煌太守趙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鄉(xiāng)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為號’”；陽開渠：“據(jù)《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門，堰水溉田，人賴其利，因以為號’”；都鄉(xiāng)渠：“諸鄉(xiāng)共造，因號都鄉(xiāng)渠”；北府渠：“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為渠名”；三丈渠：“其渠闊三丈，因以為號”；陰安渠：“據(jù)《西涼錄》：‘敦煌太守陰澹于都鄉(xiāng)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為號”；東泉澤：“右在州東卅七里，澤內(nèi)有泉，因以為號”；卅里澤：“在州北卅里，中有池水，周回二十步，堪漚麻，眾人往還，因以里數(shù)為號”；大井澤：“《漢書·西域傳》：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因號其澤曰大井澤”；長城堰：“刺史李無虧造成······大周圣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故時人名此堰為長城堰”；興胡泊：“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從玉門關(guān)道往還居止，因以為號”；州城驛：“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清泉驛：“其驛置在神泉鎮(zhèn)莊側(cè)，故名神泉驛；今為清泉戍，置在驛旁，因改為清泉驛”；橫澗驛：“驛側(cè)有澗，因以為名”；白亭驛：“為置白亭烽下，因烽為號”；長亭驛：“為置長亭烽下，因烽為號”；甘草驛：“驛側(cè)有甘草，因以為號”；階亭驛：“為置在階亭驛側(cè)，因烽為號”；古效谷城：“桑欽說：漢孝武帝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漁澤都尉，教人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為縣名焉”。

在我國地名學史上，五代以前歷代傳世文獻中地名淵源解釋超過20處以上的地名學著作，僅有班固《漢書·地理志》等9種而已。作為一部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的地名淵源解釋多達21處，從而使五代以前地名淵源超過20處以上的地名學著作增加到10部，而它本身也成為我國地名學史上一部重要的地名學著作。

李吉甫《元和志》對931處地名作了淵源解釋，數(shù)量僅次于《水經(jīng)注》，是古代地名學的寶貴財富。今依其性質(zhì)，將它們分為自然與人文兩大部分、24類（見表2）。

3 地名的“標準化”

唐代的地名“標準化”以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整頓政區(qū)地名和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55年）更改州縣地名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

《通典》卷172“州郡序目下”：“貞觀初，并省州縣，始于山河形便，分為十道”，此事《唐會要》卷70作“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筆者依據(jù)新、舊《唐書·地理志》，將這次“并省州縣”的情況整理成表3。

唐初省并州縣，波及整個貞觀時代，共廢157州、274縣，其中貞觀元年廢73州、137縣，幾乎占了一半，可見貞觀初年省并之激烈。經(jīng)過這次整頓，“權(quán)置州、郡倍于開皇、大業(yè)之間”的情形得到了暫時的緩和。

唐玄宗在世的開元、天寶年間，國力極盛，出現(xiàn)了“開天盛世”局面，國家有能力組織并完成更改不規(guī)范政區(qū)地名的工作。據(jù)《元和志》卷3邠州載：“開元十三年，以豳、幽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荊、并誤聽，欲求辨惑，必也正名，改為‘邠’字”。最后一句“改為‘邠’字”，《唐會要》卷70作“改‘豳’字為‘邠’”，具體日期作該年二月二十二日。邠州治所在今陜西彬縣，詔書指出更名的原因是“豳”、“幽”字相涉，即字形相近，目的是“欲求辨惑，必也正名”。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正式提出地名整理原則的詔書。

據(jù)《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為邠州、鄚州為莫州、梁州為褒州、沅州為巫州、舞州為鶴州、泉州為福州，以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開元十三年二月乙卯朔，丙子為二十二日，與《唐會要》卷70所載頒詔日期正合，則知該詔書內(nèi)容還包括鄚、梁、沅、舞、閩諸州的改名；改名的原因，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載：“豳”字類“幽”（幽州治今北京市），“鄚”、“鄭”文相類（鄭州治今河南鄭州市），“梁”、“涼”聲相近（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市），“沅”、“原”聲相近（原州治今寧夏固原縣），“舞”、“武”聲相近（武州治今甘肅武都縣）?？梢?，這次更改州名的原則是去掉文相類及聲相近即地名用字相似、讀音相近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更改縣級地名，唐初已有之，而更改縣名規(guī)模最大的，要數(shù)天寶元年（742年）了。《舊唐書·玄宗紀》載：天寶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縣名不穩(wěn)及重名一百一十處”。這是中國地名學史上一件大事，《新唐書·玄宗紀》、《資治通鑒》卻只字未提。筆者據(jù)現(xiàn)有文獻記載，將天寶元年縣名更改情況整理成表4。

由表可知，天寶元年縣名的更改可分三種情況，其中更改重復(fù)縣名46處，繁字、生僻字的簡化15處，因同音、符瑞及縣名不穩(wěn)而改30處，總計91處，占該年應(yīng)改名總數(shù)110處的82.7%；另有18處應(yīng)改的重名縣沒有更改。天寶元年，已改縣名91處，應(yīng)改而未改18處，兩者相加為109處，與《舊唐書·玄宗紀》所載110處僅差一處。經(jīng)過這次縣名改名，使得大部分縣名通俗易懂、易寫易記，使同名縣大大減少，故有人稱之為唐朝的地名“標準化”。像這樣大規(guī)模地更改縣名，不要說唐朝，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上，也是罕見的，因而此事在地名學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若從微處觀察，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不見歷史記載的現(xiàn)象。例如吳興郡之德清縣（今浙江德清縣），本名臨溪縣，因瀕臨余不溪（今東苕溪）而得名，符合該縣地理特征，為什么天寶元年非改名不可？從宋談鑰《嘉泰吳興志》、明郝成性《嘉靖德清縣志》到新版《德清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從表4羅列的現(xiàn)象可知，本年吳興郡之臨溪縣與臨邛郡之臨溪縣（治今四川邛崍市西南）重名，故吳興郡之臨溪縣須改名。此可補史傳之闕。又如會稽郡之蕭山縣（今浙江蕭山市），本名永興縣，為什么天寶元年要改名？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張淏《寶慶會稽續(xù)志》、明萬歷、清康熙、乾隆、民國及新編《蕭山縣志》、清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均無解釋。從表4可知，天寶元年因會稽郡之永興縣與江夏郡之永興縣（治今湖北陽新縣）重名，故改永興為蕭山縣，以山為名。此亦可補史之闕。類似的情況，還存在于南康郡之信豐縣（本名南安縣、今江西信豐縣），鄱陽郡之浮梁縣（本名新昌縣、今江西浮梁縣），桂陽郡之藍山縣（本名南平縣、今湖南藍山縣），蘄春郡之廣濟與蘄水二縣（本名永寧縣、蘭溪縣，今湖北武穴市、蘄水縣）、清源郡之仙游縣（本名清源縣、今福建仙游縣），臨?？ぶS巖縣（本名永寧縣，今浙江臺州市黃巖區(qū)）等縣中，恕不一一考辨。

總之，唐代地名的“標準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開元十三年更改州名，原則上是取消文相類及聲相近者；天寶元年的大規(guī)模整理縣名行動，除了上述相同內(nèi)容外，更主要地在于消彌縣名重名和改掉繁字、生僻字。天寶元年已更改的91個縣名當中，有32個縣名經(jīng)歷了一千二百多年之后，今天仍在使用，占更名總數(shù)的35.2%，進一步說明這的確是一次成功的地名整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4 成因簡析

唐朝是我國地名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時期，該時期所取得的地名學成就既是承襲漢魏以來地名學傳統(tǒng)之后的向前發(fā)展，又是學術(shù)本身發(fā)展的產(chǎn)物。

東漢班固著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地名學意義的《漢書·地理志》，應(yīng)劭對《漢書》的注釋大大豐富了《漢書·地理志》的地名學內(nèi)容，此后地名淵源解釋之風頓開，地名命名原則的探討也隨之而興起。到了魏晉南北朝，僅解釋地名淵源10處以上的地名學家及其著作即有三國吳韋昭《漢書注》、《國語注》、《三吳郡國志》，佚名《太康地記》，西晉樂資《九州要記》，東晉郭璞《爾雅注》、《山海經(jīng)注》、《穆天子傳注》，東晉常球《華陽國志》、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梁劉昭《續(xù)漢書郡國志注補》、陳顧野王《輿地志》、北朝闞骃《十三州志》、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這些地名學著作總結(jié)了地名理論、水鄉(xiāng)地名的命名規(guī)律、方位詞與虛詞不可單獨作地名、因山為名、因事為名等原則，具體解釋了1000多處地名的淵源，從而充實了我國傳統(tǒng)地名學的內(nèi)容。作為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大唐西域記》、《元和郡縣志》、敦煌地理文書對地名學規(guī)律的探討和地名淵源的解釋，實是繼承了漢魏時代地理著作在這方面的傳統(tǒng)做法。唐代地理著作也總結(jié)了一系列的地名命名與更名規(guī)律，解釋了一千多處具體地名的淵源，從而使傳統(tǒng)地名學完成了從魏晉南北朝到兩宋時期的過渡。

魏晉南北朝時，涌現(xiàn)了大量地記地志著作。絕大部分都是私修的，南朝齊陸澄匯集了160家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任昉在陸澄的基礎(chǔ)上又增補84家，編成《地記》252卷。即使如此，劉知幾也說：“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可見數(shù)量之巨。這些地志著作都成了《括地志》和《元和志》的資料來源之一。

隨著地記地志著作的不斷增多，這方面的撰著也由私修逐漸向官修過渡?！端鍟そ?jīng)籍志》地理類總敘：“隋大業(yè)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chǎn)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chǎn)土俗記》151卷、《區(qū)宇圖志》129卷、《諸州圖經(jīng)集》100卷，其余記注甚眾”。到了唐朝，修撰“圖經(jīng)”已形成固定制度，前期是“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建中元年（780年）以后“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五年一選送，如州縣有創(chuàng)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這里所說的“地圖”、“州圖”，在別的書里被寫作“圖經(jīng)”。其實，當時所謂“地圖”、“州圖”、“圖經(jīng)”都是一回事，都是既有地圖，又有文字說明，如《太平御覽》所引《洛陽地圖》、《長安圖》、《冀州圖》、《荊山圖》、《金陵圖》、《江寧圖》、《羅州圖》等，均僅存文字說明，地圖反而因難以保存而亡佚了。我們讀唐史，時?？梢钥吹教迫说摹皥D經(jīng)”，如元稹撰有《京西京北圖經(jīng)》四卷，陸羽《茶經(jīng)》卷7引有《夷陵圖經(jīng)》、《永嘉圖經(jīng)》、《淮陰圖經(jīng)》、《茶陵圖經(jīng)》，甚至韓愈、薛能的詩中，也提到“圖經(jīng)”?！短接[》引錄的“圖經(jīng)”達三十六種之多，絕大部分都是隋唐時期的；這些“圖經(jīng)”也不乏地名淵源的解釋，總數(shù)約有40處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業(yè)已亡佚了的“圖經(jīng)”中有些地名淵源的解釋，直接為《元和志》所繼承（表5）。

由上述對比中，很明顯可以看出有相當一部分《元和志》的地名淵源解釋來源于隋唐時期的“圖經(jīng)”。但是，留存至今的“圖經(jīng)”僅僅是片言只語，故實際上《元和志》引用“圖經(jīng)”之處肯定比這更多。從這層意義上說，《元和志》是李吉甫利用宰相這一有利身份、參考利用了保存于中央政府的全國各地圖經(jīng)編撰而成的。更何況，《元和志》本身也是一部圖經(jīng)體著作，正如李吉甫原序所說：“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zhèn)，成四十卷，每鎮(zhèn)皆圖在篇首，冠于敘事之前”。

當然，《元和志》攝取“圖經(jīng)”的內(nèi)容，不僅僅限于地名淵源解釋?！对椭尽肪?8宣州溧水縣下謂中山“出兔毫，為筆精妙”，就是參考《宣州圖經(jīng)》“古老相傳云，中山有白兔，世稱為筆最精”而來的。現(xiàn)存敦煌文書伯2005號《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也是唐朝政府強調(diào)三年一修或五年一造“圖經(jīng)”的結(jié)果，內(nèi)有“因州為名”、“因烽為號”等一般普遍意義上的地名命名規(guī)律的總結(jié)，已見上述。邊地尚且如此，可以推測內(nèi)地州縣的圖經(jīng)中也相應(yīng)會有更加豐富的地名命名與更名規(guī)律的總結(jié)；《元和志》中有關(guān)地名學規(guī)律的總結(jié)，大部分可能由此而來。如果這種推測大致不差，那么可以說《元和志》是唐代地名學的集大成之作。

不過說到底，地名學研究的對象是地名，地名學所取得的成就也離不開地名的發(fā)展。自從隋開皇三年十二月甲午（公元584年1月18日）廢天下諸郡以后，政區(qū)制度由州、郡、縣三級制變?yōu)橹?、縣二級制，大大簡化了行政機構(gòu)和政區(qū)地名；然則隋朝國祚短促，三十八年而亡，各地群雄蜂起云涌，唐初權(quán)置州、縣又復(fù)加多，請看表6。

由表6可知，武德八年統(tǒng)縣政區(qū)比大業(yè)五年多出229州，縣級政區(qū)多出383縣，《資治通鑒》卷192總結(jié)說：“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shù)，倍于開皇、大業(yè)之間”，誠非虛言。而況，武德時期重復(fù)地名也很多，同時存在49組同名州，其中有4個義州，3個云州、文州、平州、龍州、智州、簡州、永州，兩州同名41對，縣名相同的更多；即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明令重名地名前加“南”字，武德八年時仍有兩個南平州、兩個南晉州、兩個南石州和兩個西會州。政區(qū)地名如此混亂，革故鼎新勢所必然，結(jié)果貞觀初年天下穩(wěn)定后，唐太宗悉令省并，于是產(chǎn)生了唐太宗整理政區(qū)地名的一幕。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年間政區(qū)地名的整理及其成就，也是“貞觀之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貞觀年間在省并州縣的同時，另外又新置了75個州、175個縣（見表2），因此到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平高昌時，全國有360個州、1557個縣。這就是《括地志序略》所載《貞觀十三年大簿》的數(shù)字。這樣，平均每州轄縣數(shù)已從武德八年的3.94提高到貞觀十四年的4.32，可見貞觀年間的省并措施是符合地名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到了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平均每州轄縣數(shù)提高到4.80，這既說明省并措施仍在持續(xù)，同時又說明省并措施并不徹底，因為這個數(shù)字離大業(yè)五年平均每郡轄6.77縣差得很遠。順便說一下，1986年全國縣級政區(qū)（2201個）也是統(tǒng)縣政區(qū)（地市級，325個）的6.77倍。事實上，到開元、天寶時期，地名聲相近、形相似、重名的情況仍復(fù)不少，所以才有開元十三年更改州名之舉和天寶元年更改天下110個縣名的措施。但是，古代任何改革都是不徹底的，天寶元年仍有18個重名縣名沒得到及時更改，從而成為唐朝地名“標準化”中的一個小小遺憾。

作者：華林甫

來源：《自然科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楊 琪

校對：汪鴻琴

審訂：耿 曈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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