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難“變通”和亂象

作者：山川社陳醉

來源：山川社

文章已獲授權

有欠款人問，“為什么銀行沒完沒了地催收，而不起訴？”

這是個好問題。這是個不少多催收員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問題。日常掃地之余，我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咱們先換個問法：

借款人逾期后，為什么金融機構會在催收與訴訟之間選擇了催收？

成本，只是一方面

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角度肯定是：成本。

那么，你覺得金融機構請了那么多輪外包催收公司要花多少錢呢？

除少數(shù)情況外，金融機構對外包公司的結算依據(jù)主要是回款金額。即：

結算金額=期末總回款*傭金比例-扣除項

假設一家金融機構沒有內(nèi)催完全依賴外包，而債務人在逾期后又分文未還。那么記住，無論有多少家機構參與催收、也無論催了多少年，該金融機構在這筆欠款的催收上總花銷為：

0元

可能有人會問，電話費不是錢嗎？催收員不發(fā)底薪嗎？

你說的都對。但，這些是由外包公司自行承擔，無需金融機構買單——這也正是有的金融機構完全放棄內(nèi)催的原因。

因此，對于零還款債務的催收根本就是金融機構“白嫖”來的！

而出于訴訟時效的考量，即便是一直零還款，金融機構也會要求催收不能中斷。

便宜還沒好貨呢，更何況免費。白嫖當然也是有風險的。

還款率越低，也就意味著外包被白嫖的越多。任何一項業(yè)務，外包機構不能達到一定的人均創(chuàng)傭，就會因為被過度白嫖而虧本。而且，一項業(yè)務的傭金過低，或者考核規(guī)則制定不合理，那么外包機構的虧本風險就高。每當這時，有些公司就會狗急跳墻，違規(guī)催收就此產(chǎn)生。

虧本的風險是外包的，合規(guī)風險可是甲方的。

咱么說回成本。

與催收相比，訴訟的成本無疑更高，具體體現(xiàn)在費用和時間兩方面。

委托律師起訴和委托外包催收的法律性質(zhì)其實是一樣的，都屬于“委托”法律關系。但二者的價格相去甚遠。

律師收費的依據(jù)是提供法律服務，而不是服務的結果。

對于做訴訟業(yè)務（不包括催收作業(yè)）的律所來說，不可能像外包公司一樣接受金融機構的白嫖——我接個法律咨詢都要計時收費，你跑來跟我講按回款結算？

因此，律所在承接個人消費信貸糾紛類的訴訟案件時，會收取一些基礎費用，比如每立案一戶收個兩、三百的費用……這類費用也被稱為：

前置費用

此外，法院收取的訴訟費、公告費等費用也需要金融機構自行承擔，別指望律所墊付，更別指望等回款再結算。律師還有可能談成風險代理，而法院哪怕判你輸了，該交的訴訟費也一樣得交。

鑒于訴訟后2.5‰的月回收率，這些費用多數(shù)時候是

打水漂

這時候再回頭看可以白嫖的外包催收，你是銀行你怎么選？

以上說的只是訴訟的資金成本，其時間成本也不少。

從整理訴訟材料，到立案、公告（失聯(lián)率超高時，公告幾乎是常態(tài)）、開庭、宣判，再到執(zhí)行立案、強執(zhí)，這是一套有序而漫長的流程。選擇訴訟，就意味著大量的時間要花在“走流程—等流程走完—走流程……”上面。

最典型的如公告送達，開庭一次、判決一次——不但時間長，還收費。

在這漫長的等待過程中，心急的銀行會等得焦慮。但除了焦慮，它們什么也做不了——不能催序時進度，不能要“跟進頻率”，更不能要求安排“假期值班”……總之就是：不能指手畫腳。

更難崩的是：多數(shù)時候，這套漫長的流程走完，最后依然沒回款。

站在銀行的角度去看，

就這用戶體驗，拿什么和外包比？

當然了，“成本”只是諸多原因之一?，F(xiàn)實中，也有銀行選擇了起訴，它們遇到的其他麻煩更多。

麻煩從訴訟的第一個環(huán)節(jié)——“立案”就開始了。

以某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為例：在該行規(guī)模達到900億元的信用卡訴訟案件隊列中，有65%的案件始終未能成功立案。此外，還有20%的案件是走的法院訴前調(diào)解結案——也就是說，立案了但并未進入訴訟流程。

真正進入訴訟流程的只有區(qū)區(qū)的

15%

先不要笑。

我告訴你，即便是這個成績，已經(jīng)足以讓該銀行笑傲群雄了！

個人金融消費欠款糾紛的司法路徑，就是如此的黑色幽默。

現(xiàn)在，你可以笑了。

此類案件立案難的根本原因，是海量案件的訴訟管轄集中與司法資源有限的矛盾。

而管轄集中的原因，是約定管轄。

大多數(shù)人不了解需要向哪個法院起訴，法律是如何規(guī)定的。

大致如下：

1. 優(yōu)先依據(jù)合同中的約定管轄條款；
2. 若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無效，則依據(jù)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確定；
3. 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如果是民間借貸，通常選擇“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即債務方所在地）法院管轄。

但信用卡或者網(wǎng)貸與之不同。這類貸款合同的格式條款中有明確、有效的管轄約定。通常約定金融機構（或平臺）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

做這樣的約定很好理解，無非是考慮“主場優(yōu)勢”嘛（南山必勝客了解一下）。

但在催收訴訟中，這卻成了捆住了金融機構手腳的枷鎖。

舉例來說：依據(jù)管轄約定，平安銀行信用卡的管轄法院在深圳南山區(qū)；浦發(fā)銀行信用卡的管轄法院是上海浦東法院……

消費金融也是如此：微粒貸依舊南山不敗；花唄、借唄照例是杭州西湖……

這種管轄約定造成的管轄高度集中，使其約定的管轄法院根本無力負擔海量的訴訟。而在有約定管轄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向其他法院提起訴訟是不會被受理的。

這就導致從一開始的立案就很難——反倒是借款人起訴銀行更容易受理。本來期待的是主場優(yōu)勢，誰知到了主場卻只能被動挨打。

這時的約定管轄反而成了自掘的陷阱。

法院方面，“員額制”限制了法官規(guī)模的擴張，而訴訟資源也不可能為此搞配套升級。

因此，這種立案難的現(xiàn)狀注定無解。

說回訴訟的過程。

立案之后，流程也很“慢”。這是基于《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法律不會為了提高效率，降低公正的標準。

為了提高訴訟效率，法律也規(guī)定了對“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qū)徖?。但也同時規(guī)定：起訴時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適用簡易程序。

以當前債務人的失聯(lián)現(xiàn)狀，能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恐怕不多。

等來等去終于拿到了判決書，但還不算完。

畢竟，判決不是真金白銀，除了核銷時用得上并無實際價值。想要回款，還需要申請強制執(zhí)行。

但執(zhí)行的效果也很一般，很多時候拿到的執(zhí)行結果是：

一紙“終本裁定”

我之前有篇文章寫過訴訟回款的構成：有80%是分期，只有10%是執(zhí)行的結果。

——如果只是分期的話，何必舍近求遠來起訴呢？

本文寫作當中，我才發(fā)現(xiàn)：如今有的銀行已經(jīng)悄然刪除了“約定管轄”條款。比如：浦發(fā)銀行2025年8月版本的《信用卡領用合約》就是如此（未留意更早版本，不確定修改的準確時間）。

本合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甲乙雙方在履行合約時發(fā)生的爭議，由雙方協(xié)商解決。 協(xié)商不成提起訴訟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
《上海浦東發(fā)展銀行信用卡（個人卡）領用合約》第八條附則6條。網(wǎng)址：https://ccc.spdb.com.cn/miniSite/tk/lkhy1.shtml

不清楚刪除管轄約定條款的原因，但刪除之后銀行發(fā)放的信用卡，在訴訟時無疑有著更大的選擇余地。

為了解決訴訟的“不足”（實則正常，只是無法滿足高需求寶寶的敏感體質(zhì)），有些金融機構千方百計地搞“變通”。這些“變通”盡管形式多樣，但有個疑似的共同點：

濫用訴權

最典型的是通過制造管轄連接點，將約定管轄變更為分散訴訟；或者更進一步，干脆批量轉(zhuǎn)移到“合作”的法院、仲裁委等機構的管轄內(nèi)。

分散訴訟的手段之一，是債權轉(zhuǎn)讓或者近期興起的“債權加入”，這個有點復雜，咱們有時間再說。

對批量轉(zhuǎn)移管轄，我多說兩句。這種“批量”的優(yōu)勢在于大量、快速地走完訴訟流程，實現(xiàn)難度不大，但花樣不少。

早期，是通過遷移電子簽名的服務器來制造管轄鏈接，將全國各地的案子集中在幾個法院。最知名的是海南五指山法院。

此后又轉(zhuǎn)向仲裁機構，用批量仲裁代替批量訴訟。寧夏中衛(wèi)、湖北十堰等仲裁委是這個階段的“熱門”。

最近兩年的新做法，是“調(diào)解中心+訴前保全”。即，利用“訴前調(diào)解”和“訴前保全”雙管齊下的時機制造訴訟假象，乘機催收。

這些既是“變通”，同時也是亂象。

約定管轄也好，種種“變通”也罷，管轄權爭奪和規(guī)避的背后，是在爭奪司法資源的“調(diào)”用權。陳醉之所以稱這些行為是“亂象”，就是因為它們占用了司法資源，干擾了正常的訴訟活動。

銀行走正常的訴訟流程效果不佳，違規(guī)占用司法資源卻能大行其道，這合理嗎？司法資源本是國之重器，現(xiàn)在卻被私相授受。

影響到正常訴訟的一個例子：在去年，騰訊曾因訴保執(zhí)行量太大不堪重負，而限制了法院每日凍結財付通賬戶的數(shù)量……

總之，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之所以不愿走訴訟流程，即有主觀上的成本考量，更有客觀上效果不好的因素。

一句話總結就是：又貴又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