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一系列轟轟烈烈的革命，與其說是自身的選擇，不如說是西方幾位思想家在中國博弈的舞臺——

?赫胥黎的《天演論》，讓中國人以為找到了現(xiàn)代世界的生存法則和社會邏輯，任憑革命輪番登場，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存法則，成了國人頭腦里根深蒂固的唯一信仰。

?易卜生的“娜拉出走”的隱喻，讓整個中國的關注點從“如何革命”轉到“革命成功后怎樣”，一場新的、與眾不同的“革命”，從此成為整個社會隱隱的期盼。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讓我們開始將一切都放在“科學”的準則之下去解剖——甚至被中國文化中固有的實用觀念異化——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這一思潮直到當下，仍是中國種種痼疾的根源……

為了療愈社會的思想，卻在中國釀成新的社會頑疾。究其原因，這些哲人的思考，是站在當時西方的發(fā)展階段，思考當時西方社會的問題，固然有其普適性，但也有其特殊性。正如治病，病人再懂自己的問題，也無法代替醫(yī)生開藥。

幸而，有這樣一位大思想家，與上述幾人比起來分量毫不遜色，卻真的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當時中國的問題，不但親臨中國考察，甚至在余生中仍不斷關注著，思考著中國。

他就是羅素，一位中國最為熟悉的大思想家；及其《西方的智慧》，一味中國人最忽視的藥方：

1920年的訪華演講和隨后寫下的《中國問題》里，他告誡中國人不可采取的兩個極端態(tài)度——全盤西化和盲目排外；同時以一種保守審慎的智慧，表達了對蘇俄模式的憂慮。

50年代再次訪華未果時，他又煞費苦心將自己的《西方哲學史》贈給毛澤東。這些被忽視的智慧，經過羅素的進一步凝練與整理，最后都集成在晚年這本《西方的智慧》之中。從這一角度，《西方的智慧》確實堪稱是一本羅素獻給中國人的智慧經典。

閱讀西方名家經典，最難的是如何在眾多版本中，選擇一個最具可讀性、又值得典藏的中譯本——前者看譯者，后者看出版社。

因此，先知書店聯(lián)合商務印書館，獨家推出珍藏版《西方的智慧》。

商務印書館向來是“出版業(yè)天花板、社科類作品的免檢保障”，再加上由《大問題》譯者、具備哲學專業(yè)背景、更在人文社科譯文領域有口皆碑的張卜天傾情翻譯，不但一掃過去譯本諸多史實上的錯誤、觀念上的謬誤，更是在裝幀細節(jié)上做到了精致典雅，圖片校色、用紙選擇無一不精審，注定將成為一部難以逾越的典藏精品。點擊下方鏈接，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