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期間，吳京監(jiān)制并主演的動作大片《鏢人：風起大漠》，上映首日票房僅收1.2億。

以16.8%的排片，占比貢獻10.1%的票房份額，這一成績堪稱慘淡。

作為投資高達7億的鴻“片”巨制，業(yè)內人士估算其虧損或超五億。

正月初四，該片票房排名雖小幅攀升，但發(fā)力過晚難挽頹勢。春節(jié)檔后半程大盤已然萎縮，逆勢翻盤幾無可能。

《鏢人》回本無望，血賠已成定局。而這一局面，早在意料之中。

吳京在該片中，沒有直接打“愛國”牌，主角刀馬也從未宣稱自己為蒼生赴義。

他接鏢，是為了還人情、還債、或者三倍酬金。

但《鏢人》卻陷入敘事困境——源于過度張揚的“狠”邏輯——“狠”成為唯一被贊頌的品質，一切失敗被歸咎于“不夠狠”。

它以“強者生存”為名，以暴力美學掩蓋結構性壓迫，最終導向一種冷酷的宿命論——誰強誰活、誰狠誰贏。

當吳京揮動雙刀時，銀幕上浮現(xiàn)的不是家國大義，而變化為一種近乎冷酷的生存哲學——強者制定規(guī)則，弱者接受秩序。

吳京試圖突破“贏學”框架，卻回避對“強者規(guī)則”的反思，最終淪為“贏學”反噬的標本。

“贏學”的困境，在于其簡化敘事與現(xiàn)實復雜性的矛盾。

當《鏢人》將“狠”作為核心賣點，卻未提供對“狠”的批判性反思時，它實際上強化了“贏學”的邏輯——

強者通過暴力維持優(yōu)勢，弱者只能接受被支配的命運。

這種敘事不僅未能紓緩現(xiàn)實中的生存焦慮，反而可能加劇觀眾的無力感。

我們身處的現(xiàn)實社會，“狠者”“強者”早已不是刀馬那樣的孤膽游俠，而從個體轉變?yōu)?系統(tǒng)操控者?。

——資源壟斷者?。通過控制土地、金融、數(shù)據(jù)等核心生產(chǎn)要素，形成資源、資本、權力的閉環(huán)。

——規(guī)則制定者?。利用政策縫隙、行政許可、平臺算法等工具，將自身利益包裝為“規(guī)則”，甚至通過“合規(guī)性”掩蓋資源掠奪。

——輿論操控者?：通過流量邏輯將“奮斗神話”包裝成道德義務，例如將“996”美化為“奮斗者精神”，將個體對公平的訴求轉化為“內卷”或“躺平”標簽。

當資源被少數(shù)人壟斷時，普通人即使具備能力，也因缺乏相應社會資源而舉步維艱。

當規(guī)則制定者將自身利益合法化時，普通人即使遵守規(guī)則，也可能因“合規(guī)成本”過高而陷入困境。

當“奮斗神話”被包裝為道德義務時，普通人對公平的訴求被歸為“不努力”“不自律”的道德評判，從而陷入自我懷疑。

他們不是“不夠狠”，而是?連“揮刀”的機會都沒有?。他們中的很多人被生活錘出了慫樣。

一個外賣騎手在暴雨中穿行，不是因為“夠狠”，而是不跑單就沒有明天?。

一個三線城市青年熬夜考編，不是因為“想贏”，而是退無可退。

規(guī)則制定為何成為強者壟斷的“特權”？?弱者為何被禁止參與規(guī)則的重塑與再分配？這套?支配性秩序?的“合理性”究竟由誰定義？若“強者生存”是唯一法則，為何社會仍需"公平"與"正義"的價值支撐？

《鏢人》沒有回答這些問題。它用視覺震撼掩蓋了思想貧瘠。它試圖讓觀眾在腎上腺素飆升后，接受“這就是現(xiàn)實”。

2026年春節(jié)檔，《飛馳人生3》《熊出沒·年年有熊》《浪浪山小妖怪》成為高票房影片，意味著新觀眾偏好的確立：?真實重于炫技，共情重于灌輸，多元重于單一?。

這些影片普遍注重在類型化敘事中融入人性溫度，刀馬式的“孤膽英雄”，卻跳不出“贏學”邏輯，吳京仍在重復“男人就該硬氣”的爹味說教。

《鏢人》的遇冷，本質上是“贏學”邏輯與大眾生存現(xiàn)實之間鴻溝的必然映射。在經(jīng)濟下行、民生壓力加大的現(xiàn)實語境下，觀眾已不再愿意為簡化主義敘事買單。

他們不再為“我比你強”的強者邏輯喝彩，轉而為“我和你一樣”的共情表達動容。

人們真正渴求的，是對現(xiàn)實困境的深刻剖析與情感共鳴，而非對“強者規(guī)則”的盲目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