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盛夏，臺北松山機場上演了一出讓人琢磨不透的大戲。

里三層外三層的特警荷槍實彈，嚴(yán)陣以待；媒體記者們架著長槍短炮，把通道口堵得連只蒼蠅都飛不過去。

這陣仗，全是為了等一個角兒。

這人名叫張安樂，道上兄弟更習(xí)慣叫他“白狼”。

這事兒最離譜的地方在于：他是自己主動往槍口上撞的。

那時候，他在大陸的買賣做得風(fēng)生水起，旗下的韜略集團造頭盔、做運動器材，全球差不多一半的市場份額都被他攥在手里，日子過得那是既體面又安穩(wěn)。

可臺灣那邊，通緝令早就掛出來了，只要他腳尖一沾地，明晃晃的銀手鐲立馬就得拷上。

換做是個腦子正常的江湖大佬，躲都來不及。

可這位爺?shù)购?，不光買了回程票，還大張旗鼓地通知了各路媒體。

艙門一開，他手里攥著本宣傳和平統(tǒng)一的藍色小冊子，臉上掛著笑，主動把雙手伸給警察。

對著那一堆瘋狂閃爍的鎂光燈，他只輕描淡寫地撂下一句：“哪怕蹲大獄，我早晚也能溜達出來。”

乍一看，這簡直就是一場“千里送人頭”的瘋狂賭局。

可你要是把他這四十年的老黃歷翻出來細看，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看似不要命的舉動背后，藏著一套冷得嚇人的算計。

這輩子，他凈干那種旁人覺得“賠掉底褲”，但他自己認定“非干不可”的買賣。

頭一回豪賭，下注在1984年。

那年頭，“江南案”鬧得太平洋兩岸不得安寧。

竹聯(lián)幫的大當(dāng)家陳啟禮和總護法吳敦，接了臺灣情報系統(tǒng)的密令，跑去美國干掉了作家江南（劉宜良）。

活兒是干漂亮的，倆人回臺灣交差，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天變了——當(dāng)局為了給美國佬一個交代，打算把這倆兄弟當(dāng)棄子，直接抓起來頂雷。

那會兒張安樂人在美國，正在內(nèi)華達大學(xué)念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日子過得挺順心。

可陳啟禮回臺之前，留了個后手：一盤錄音帶。

這帶子里，原原本本記錄了暗殺行動是誰指使的。

這下子，一道要命的選擇題擺在了張安樂面前。

路子一：把帶子燒了，裝聾作啞。

這是最穩(wěn)妥的法子，既能保住在美國的學(xué)位和生意，也能在這個巨大的政治漩渦里獨善其身。

路子二：把錄音捅出去。

這么做能保住大哥的命，證明陳啟禮是奉命行事，不是私人恩怨。

但這代價太大了——這等于直接往臺灣當(dāng)局和情報系統(tǒng)臉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同時也把自己徹底暴露在美國警方的火力范圍內(nèi)。

張安樂在心里撥弄了一下算盤，覺得“義氣”這倆字，比前程值錢。

他最后決定，把帶子公之于眾。

結(jié)果和他料想的一樣，陳啟禮和吳敦的命保住了，沒吃槍子兒。

但報復(fù)來得那是相當(dāng)快，美國當(dāng)局轉(zhuǎn)頭就給張安樂安了個販毒的罪名，把他抓了進去。

說實話，這指控簡直荒唐透頂。

在竹聯(lián)幫里，張安樂是出了名的“另類”，家里是南京的書香門第，爹媽都是讀書人，他給幫里立下的鐵規(guī)矩就是“誰也不許碰毒”。

后來開庭的時候，連污點證人都承認是做了偽證。

但這都沒用。

在這個巨大的政治磨盤里，他是那顆必須被碾碎的豆子。

代價就是十年的大牢。

普通人蹲十年苦窯，出來基本上人就廢了。

但張安樂這號人，最狠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回血能力”。

在聯(lián)邦監(jiān)獄的鐵柵欄后面，他沒閑著混日子，反倒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拿下了兩個學(xué)士學(xué)位；二是給報紙寫專欄，記錄監(jiān)獄里的那些破事兒。

這十年刑期，硬生生被他過成了漫長的“閉關(guān)進修”。

1996年，張安樂刑滿釋放。

正趕上臺灣搞“治平專案”，要把道上的大哥們掃地出門。

老家回不去，美國又不留人。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他做了人生中第二個關(guān)鍵決定：去大陸。

在當(dāng)時，這可不是什么順理成章的路子。

要知道，他出身國民黨軍官家庭，從小腦子里灌輸?shù)亩际恰皾h賊不兩立”。

可張安樂不光去了，還在深圳扎下了根。

這一回，他把身上的江湖氣洗了洗，換上了生意人的西裝。

在朋友幫襯下，他搞起了韜略集團。

他把幫派里帶小弟的那套“講義氣、立規(guī)矩”的法子，改造成了現(xiàn)代企業(yè)的管理制度。

事實證明，這套路子真靈。

他的頭盔和運動器材買賣越做越紅火，直到拿下了全球?qū)⒔话氲姆蓊~。

按說到了這個歲數(shù)，要錢有錢，要閑有閑，身份也洗白了，該知足常樂了。

可他偏不。

2013年，65歲的張安樂為啥放著好日子不過，非要跑回臺灣去鉆那個通緝令的圈套？

因為他心里又盤算了一筆賬。

早在2005年，他就成立了“中華統(tǒng)一促進黨”。

搞政治和混幫派不一樣，幫派可以躲在陰溝里，但搞政治必須站在太陽底下。

他要是老躲在大陸，在臺灣老百姓眼里，他就永遠是個“通緝犯”，是個不敢回家的“外人”。

他嘴里喊出來的政治主張，也就永遠只能是隔岸觀火的空話。

要想讓臺灣人聽進他的話，鑒于他那個特殊的身份背景，他必須回到現(xiàn)場。

哪怕回家的門票是一副手銬，是審訊室的冷板凳，甚至是可能蹲大獄。

這筆賬，他又算準(zhǔn)了。

落地沒多久，交了一百萬新臺幣的保釋金，他又自由了。

雖說官司纏身，但他終于可以挺直腰桿站在臺北的馬路上。

于是，大伙兒看到了那個魔幻的畫面：

每逢國慶，臺北街頭響起了《大中國》的旋律。

一位滿頭白發(fā)的老人，手里揮舞著五星紅旗，身后跟著幾千個穿著黑衣的昔日兄弟。

從南京的書香門第，到臺灣的江湖大佬；從美國的聯(lián)邦囚徒，到深圳的商業(yè)大亨；最后又搖身一變，成了扛著紅旗的統(tǒng)促黨總裁。

張安樂的每一次轉(zhuǎn)身，看起來都像是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

可你要是仔細拆解他每一次的拍板定案，會發(fā)現(xiàn)他始終守著一套很古老的邏輯：那是從線裝書里讀來的“士為知己者死”，也是江湖道義里的“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2013年走出機艙的那一秒，他其實早就贏了。

因為他心里清楚，只有敢把手腕伸向手銬的人，才有資格在歷史的賭桌上，押下自己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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