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盛夏，廣島、長崎的上空先后升起蘑菇云，原子彈的沖擊波徹底擊碎了日本繼續(xù)戰(zhàn)爭的底氣。這片土地在戰(zhàn)火的吞噬下消耗殆盡。幾位美國《生活》雜志的攝影記者踏上了這片焦土，他們舉起手中的相機，將戰(zhàn)后日本的破敗、民眾的掙扎與生存的微光一一定格。

1945年9月，廣島，榻榻米草席上一家人跪坐成列，眾人的目光凝滯身前，木桌上堆疊的白色木盒——那些瓷白色的小巧方盒整齊碼放，是廣島原子彈爆炸死亡者骨灰盒。

1945年9月的長崎，一間由木板搭建的簡陋營房內，兩名日本戰(zhàn)俘枯坐于粗糙的長椅上，原子彈爆炸的創(chuàng)傷在他們身上刻下猙獰印記。

左側戰(zhàn)俘半裸著上身，脖頸到手臂的皮膚翻卷、潰爛，小臂上松垮的繃帶邊緣。右側戰(zhàn)俘傷勢更重，左眼被白色紗布斜斜裹住，滿滿的驚懼；手臂、腿部纏著層層繃帶。一旁，荷蘭戰(zhàn)俘營軍醫(yī)微微俯身，一只手審慎地搭在傷員肩頭，似正準備為傷口換藥。

1946年10月的東京街頭，靠近日式鳥居的電車軌道旁，兩名美國大兵渾身散發(fā)著濃烈酒氣，軍裝皺成一團，軍帽歪歪扭扭扣在頭上。

靠前的大兵像被抽掉了筋骨般，雙臂夸張地張展著，攔在編號“465”的電車前，嘴里溢出含混的酒話，不遠處，另一名大雙手插在腰上看著他胡鬧。幾個日本行人遠遠望著，敢怒不敢言。

1946年10月的東京，戰(zhàn)后的街道，幾只金屬垃圾桶成了戰(zhàn)爭孤兒們賴以生存的“希望容器”。

幾個孩子緊緊圍在桶旁，身形單薄得像風中的紙片，他們紛紛俯身，將手探進桶內，在殘羹冷炙里翻找著能果腹的東西。不遠處，還有個孩子捧著好不容易尋到的食物，站在光影交錯的地面上，小小的臉上交織著孩童特有的懵懂。

1950年4月26日，日本，人群中，日本女人或身著素雅和服，或穿著日常衣衫，神情復雜地圍攏著被遣返的二戰(zhàn)日軍戰(zhàn)俘。戰(zhàn)俘們身著舊軍裝，小心翼翼捧著的骨灰盒，那是他們在監(jiān)禁中逝去的朋友的骨灰。

1952年1月5日的東京，尼康相機廠的車間里，中央的工人正專注地將一枚鏡頭舉到眼前，雙眼微瞇，似要穿透玻璃鏡片，細察每一道光學紋路。

遠處工友們也穿著素色工裝，或低頭擺弄零件，或在儀器前記錄，車間里專注有序的氛圍，映照著戰(zhàn)后日本光學產業(yè)復蘇時。

1955年5月9日，紐約，25名從廣島核爆中幸存的女孩，帶著跨越6700英里的疲憊與孤注一擲的希冀匯聚于此。她們身著樣式簡潔的服裝，日光透過窗戶灑下，在地板上暈開輕淺光斑，卻照不亮女孩們面容與肌膚上因核爆烙下的深淺疤痕。

有的女孩垂著眼，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衣襟，似在壓抑旅途的惶惑；有的微微側頭，側臉的疤痕在光線下愈發(fā)清晰，可眼神里卻躍動著對“新臉龐”的迫切渴望，寄希望于整形手術可以給他們帶來新的臉龐。

1957年5月1日的東京街頭，一場抗議英國計劃在圣誕島測試氫彈的游行正展開。畫面中央，一座巨大的氫彈蘑菇云復制品被眾人合力抬起。

游行隊伍里，人們多穿深黑、藏青色的日常服裝，有人緊緊托住蘑菇云模型的支架，有人揮舞著旗幟，還有人高舉白底黑字的標語牌——“俺たちも滅びるぞ”（“我們也會滅亡的”），將對核災難的恐懼與憤怒直白傾瀉。

1960年1月5日的東京，一名女性側身坐在米白色座椅上，目光專注地落在那臺嶄新的索尼全晶體管輕便電視機上。

電視機外殼呈淺灰色，線條簡潔利落，細長的天線筆直挺立，屏幕中映出的畫面雖帶些年代感的模糊，卻讓她眼中漾起欣喜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