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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彼時那個黃昏，雨驟風急，張耒站在陳州寓所的窗前，望著舍北那株綴滿繁花的小桃樹，感慨萬千，寫下《春日偶題四首·其一》。

讀張耒此詩，讓人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戲題新栽薔薇》，雖然都是惜花，但因為彼此的人生際遇不同，也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注腳。

白居易移栽薔薇，是“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的風流調侃，而張耒看著風雨中的小桃，卻是“可憐枝弱苦花繁”的沉痛自憐。

同樣的春天，不同的境遇，白居易的春天是長安的得意馬蹄，張耒的春天卻是黃州、潁州路上的一路泥濘。

讓我們走進這首詩，去聽聽那位自稱“柯山老”的詩人，在千年前的那個黃昏，究竟對著風雨說了些什么。

舍北小桃才及肩，可憐枝弱苦花繁。
黃昏雨急東風惡，惜爾不禁春夜寒。——宋 張耒《春日偶題四首·其一》

簡譯：

屋北的小桃樹剛剛長到齊肩高，柔弱的枝條上綴滿繁花，叫人憐愛又心疼。

黃昏時分驟雨急落，東風狂暴地吹打，真擔心它撐不過春夜里料峭的寒意。

賞析：

張耒此詩，只有短短二十八個字，讀起來沒有生僻的典故，沒有奇崛的意象，就像是鄰居老翁隨口的一句嘆息。

舍北小桃才及肩，可憐枝弱苦花繁。

這株桃樹很年輕，才長到人的肩膀那么高，在詩人眼中，它最大的特點是“枝弱”，那枝條細得仿佛yi折就斷。

可偏偏就是這樣柔弱的枝干，卻開滿了繁花，一個“苦”字，用得極重，花開本是喜事，為何成了“苦”？

因為承載不起。

這不僅是植物學的現象，更是張耒一生的寫照。

張耒是誰？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才華早在少年時便如草木瘋長。

他十三歲能文，十七歲作《函關賦》，名動一時。

蘇軾說他的文章“wang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甚至評價其才情可與蘇轍比肩。

然而，才華是花，命運是枝。

張耒的一生，正如這株小桃，他生于北宋仁宗年間，長于神宗變法之時，成熟于哲宗、徽宗的黨爭漩渦。

他的zhengzhi生涯從一開始就注定是“枝弱”，他沒有強硬的zhengzhi后臺，只有一腔書生義氣和對恩師蘇軾的愚忠。

當新黨得勢，他被貶黃州，當舊黨回朝，他又因為“元祐黨人”的身份遭到清算。

他在潁州、汝州之間輾轉，最后甚至因為給蘇軾舉哀、為黃庭堅辯護而被一貶再貶，晚年只能寓居陳州，家徒四壁，靠教書賣文為生。

“花繁”是他的才情，“枝弱”是他的時運，當滿腹經綸換不來仕途順遂，當報國熱血只能在酒盞中冷卻，這種才華就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就像那根細枝，每開一朵花，都要耗盡全身的力氣，都要忍受斷裂的風險。

黃昏雨急東風惡，惜爾不禁春夜寒。

如果說前兩句是自憐，那后兩句則是對環(huán)境的控訴。

“黃昏雨急東風惡”，不僅一天之中最黑暗的時刻即將來臨，而此時偏偏還有“雨急風惡”。

在古詩詞里東風就是春風，本是“東風夜放花千樹”的生機，但在張耒筆下，它卻成了“惡”的幫兇。

為什么東風變惡了？因為這不是自然界的風，而是zhengzhi上的“風”，北宋中后期的黨爭，用“殘酷”二字已不足以形容。

蔡京立“元祐黨人碑”，將蘇軾、黃庭堅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張耒作為蘇軾的門生，自然在列。

這不僅是zhengzhi上的打擊，更是人格上的羞辱，對于一個讀書人來說，被剝奪了zhengzhi生命，就像樹木被剝去了樹皮。

而“春夜寒”三個字，更是神來之筆，春天本該是溫暖的，但為什么會感到“寒”？這是一種透進骨髓的寒意。

是貶謫路上的凄風苦雨，是世態(tài)炎涼的冷眼旁觀，是看著恩師故友一個個離世的孤獨。

張耒晚年在陳州，自號“柯山老人”，看似淡泊，實則是一種無奈的自我保護。

他的“惜爾不禁春夜寒”，哪里是在惜花？分明是在惜自己，惜蘇軾，惜黃庭堅，惜所有在黨爭中被碾碎的文人風骨。

至此，再回看前文提到的《戲題新栽薔薇》，“移根異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

白居易寫這首詩時，正當年少得志。他剛通過制科考試，被授予盩厔縣尉，雖然也是“異地”，雖然也是“無妻”，但他的基調是昂揚的。

他把花當成“夫人”，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帶著幽默感的憐愛。

因為他知道，自己只是暫時在基層鍛煉，很快就會回到長安，回到權力的中心，他的未來是確定的，是光明的。

所以白居易的春天是“一種春”，無論在哪里都是生機勃勃的。

而張耒的春天呢？

是“才及肩”的稚嫩，是“枝弱”的卑微，是“雨急”的摧殘。

張耒的一生，從未真正掌握過自己的命運，他像一顆棋子，被新舊兩黨的巨手隨意擺弄。

他沒有白居易那種“達則兼濟天下”的機會，甚至連“窮則獨善其身”都做不到，因為黨爭的陰影追著他不放。

當白居易在長安城里看著“紫陌紅塵”時，張耒正在黃州的貶所里，看著“滿園芳草無人種”（其三詩句），感嘆自然的生命力比人更頑強。

這種對比，不是為了貶低白居易，而是為了凸顯張耒的悲劇性。

同樣的題材，因為心境不同，便有了天壤之別，白居易的詩是輕快的喜劇，張耒的詩則是沉重的悲劇。

后記：

張耒這首詩沒有一個生僻字，更沒有用一個典故，通篇完全是大白話。

但就這白話背后，卻藏著千斤之重，他不需要像李商隱那樣用華麗的辭藻堆砌迷離的意象，也不需要像黃庭堅那樣掉書袋、用僻典。

他只是平靜地敘述了一個事實：樹太弱，花太多，風雨太急。

但這平靜之下，是驚雷。

這種“平淡”，不是才盡，而是閱歷，只有經歷過大起大落的人，才敢于用最樸素的語言直擊人心。

就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講起年輕時的苦難，往往是笑著講的，但聽的人卻會流淚。

張耒晚年的詩風，被后人評價為“自然奇逸”、“平淡有思”。

這“平淡有思”四個字，道盡了他的精髓，他不喊痛，不叫屈，他只是看著那株小桃，輕輕說了一句：“我怕你受不住這寒。”

可就是這一句，讓千年后的我們，依然能感到心口隱隱作痛。

參考文獻：

《柯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