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談馬事：十七世紀(jì)衛(wèi)拉特蒙古的一件求藥救馬文書

作者︱?qū)O樹恒

這是一封寫在托忒文上的求助信。紙不大，20.7×26厘米，比現(xiàn)在一張A4紙還要小一圈。上面只有6行字，是一個叫貢格策仁的人，寫給一位喇嘛的。

1914年，著名的探險家斯坦因率領(lǐng)的“中亞探險隊”，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拉善盟額濟(jì)納旗?額濟(jì)納河一帶發(fā)現(xiàn)了它。后來，這封信被收錄在斯坦因的著作《亞洲腹地》第三卷，圖版CXXVI，編號是E. G. 021.f。如今，它藏于大英博物館。內(nèi)亞史學(xué)者約瑟夫·弗萊徹曾專門研究過這件文獻(xiàn)，對它做了拉丁字母轉(zhuǎn)寫，還有英文翻譯和注釋。我們今天能看懂這封信，很大程度上要感謝他的工作。

信的內(nèi)容很直白，翻譯過來是這樣的：

致喇嘛[閣下]，

[我]已命[信使]呈上[此信]。

一只瘋狼咬傷了我的兩匹馬，

我認(rèn)為這兩匹馬[都]非常重要且優(yōu)良。

因此，懇請您賜予[我一些]藥物。

如果[您]愿意賜予，

懇請您大發(fā)慈悲，通過這位驛使寄送[給我]。

[為此]緣由，[特]呈上[書信]。

就是這么簡單的一件事：一個人的馬被瘋狼咬了，他著急，寫信向喇嘛求藥。

一、托忒文與寫信的人

這封信使用的文字，叫“托忒文”。這是1648年，衛(wèi)拉特蒙古的一位高僧咱雅班第達(dá)創(chuàng)制的文字。“托忒”這個詞，在蒙古語里意思是“清楚”。因為這種文字能更準(zhǔn)確地記錄衛(wèi)拉特人的口語，比原來的回鶻式蒙古文更容易理解。17到18世紀(jì)，無論是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汗國，還是西域的準(zhǔn)噶爾汗國，托忒文都是官方文字。這封信就是用這種文字寫的。

寫信的人叫貢格策仁。從名字和語氣看，他應(yīng)該是部落里有些身份的人，可能是貴族，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地位的頭領(lǐng)。因為他能派出信使，而且他用的詞很謙卑，是向上求助的語氣。收信的人是喇嘛，在當(dāng)時的社會里，喇嘛不只是念經(jīng)的人，往往也是掌握醫(yī)藥知識的人。

二、一匹好馬的分量

這封信最打動人的地方，是那句“我認(rèn)為這兩匹馬非常重要且優(yōu)良”。一個人說自己的馬好，可能是因為它跑得快，可能是因為它跟了自己很多年，也可能它是部落里稀罕的種馬。在草原上，馬不是寵物，是命根子。游牧、放牧、遷徙、打仗、傳遞消息，哪一樣離得開馬？馬要是死了，這一家子或者這一個部落，日子就難過了。

所以貢格策仁著急。他被咬傷的馬是“優(yōu)良”的，不是普通的馬。他專門派信使送信，而不是等人順路帶過去，可見事情緊急。瘋狼咬傷，說不定會傳染，說不定傷口會惡化，他需要藥，馬上需要。

這種著急，隔著三百多年，我們還能從這幾行字里感覺到。

三、喇嘛與藥

他求藥的對象是喇嘛。這很自然。在17、18世紀(jì)的蒙古地區(qū)，藏傳佛教已經(jīng)很深入地滲透進(jìn)日常生活。喇嘛不光是宗教領(lǐng)袖，他們往往識字，懂歷法，懂醫(yī)術(shù)。寺廟里可能有藏文或蒙文翻譯過來的醫(yī)書，可能有從西藏或內(nèi)地傳來的藥材。部落里有人生病了，牲畜遭災(zāi)了，去找喇嘛求助，是當(dāng)時常見的事。

貢格策仁用詞很客氣，說“懇請”“大發(fā)慈悲”。這不只是出于禮貌，也說明喇嘛的地位確實比他高。一個部落的頭領(lǐng)，放下身段向宗教人士求藥，這本身就反映了當(dāng)時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世俗的權(quán)力和宗教的權(quán)力是交織在一起的。

四、草原上的狼

還有一件事值得說：狼。

信里特意說是“瘋狼”。瘋狼和普通的狼不一樣。普通的狼襲擊牲畜，是為了吃。瘋狼咬東西，可能只是因為狂躁，咬傷之后還容易傳染疾病。這對草原上的人來說，比普通的狼患更可怕。直到近些年，內(nèi)蒙古草原上的牧民還在為狼害頭疼。有的地方，一個冬天能被狼咬死上百只羊。三百年前，面對狼的威脅，人能做的更少。除了圍獵，除了守著畜群，剩下的可能就是向喇嘛求藥，求一個平安。

這封信很短，只有6行，但它包含的信息不少。它讓我們看到，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在額濟(jì)納河附近，有一個人，因為兩匹馬被瘋狼咬傷，焦急地寫了一封信。他相信喇嘛能幫他，他相信藥有用，他相信信使能把信送到。

這封信后來被探險家發(fā)現(xiàn)，被學(xué)者研究，被收藏在博物館里。但對寫信的貢格策仁來說，他當(dāng)時想的就是一件事：救他的馬。

這么一想，這封寫在殘破紙張上的信，就不只是一件文物了。它是一聲真實的、急切的求助，從三百多年前的草原上，傳到今天。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1、公眾號《卓索圖蒙古文化》轉(zhuǎn)自《蒙古文古籍文獻(xiàn)》

2、01. Sir Aurel Stein, K.C.I.E.,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án, 4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02. Joseph Fletcher, "An Oyirod Letter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 Mongolian Studies, edited by Louis Ligeti, pp. 129-36.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14. Amsterdam: Griiner, 1970.

03. Joseph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 In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edited by Ihor Sevcenko and Frank E. Sysyn. Harvard Ukranian Studies 3-4 (1979-80), part 1: 236-51. 04. Joseph Fletcher，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o. 1 (Jun., 1986). 05. 葉爾達(dá).中國藏托忒文文獻(xiàn)刻本之研究[J].西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7,(02):134-138.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nèi)蒙古奈曼旗人。專欄作家，獨立自媒體人，蒙域經(jīng)濟(jì)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xié)智庫專家，內(nèi)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nèi)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