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解放軍首次授銜，中南海懷仁堂將星閃耀，55位將領(lǐng)被授予上將軍銜。但細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開國上將最終是57位，其中有兩個人是后來補授的。

一個是李聚奎，1958年補授，原因簡單：他當時調(diào)任石油工業(yè)部部長，離開了軍隊系統(tǒng)，回歸軍隊系統(tǒng)后補授的。

另一個是王建安，1956年補授，情況就復(fù)雜多了。

王建安當時正兵團級將領(lǐng)。他是從黃麻起義一路走來的老兵，紅軍時期就當過紅四軍政委，抗日戰(zhàn)爭創(chuàng)建了山東根據(jù)地，解放戰(zhàn)爭指揮過濟南戰(zhàn)役，抗美援朝又執(zhí)掌第9兵團。

這樣的資歷，和許世友、葉飛、宋時輪這些正兵團級上將完全是一個檔次。

可1955年，他的名字卻被從上將名單里劃掉了，主席親自批了六個字：“此人驕傲自滿，宜授中將”。

這八個字背后，藏著一段讓人五味雜陳的故事，這要從1954年說起。

那一年，黨內(nèi)發(fā)生了“高饒事件”，就是高崗、饒漱石被揭露和批判。饒漱石是原華東軍區(qū)的主要負責人，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長期在華東工作。

王建安和他有過很深的交集：當年王建安能出任華東野戰(zhàn)軍東線兵團副司令員，正是通過饒漱石的推薦。兩人于公于私，關(guān)系都不錯。

1954年，華東軍區(qū)召開會議，傳達中央精神，對饒漱石進行揭發(fā)批判。會場上，很多人都在發(fā)言，有的揭發(fā)問題，有的表明態(tài)度，有的作自我批評。這是當時的大氣候，也是一種政治表態(tài)。

可輪到王建安，他沉默了，他不愿意開口。

為什么不開口？后人有多種解讀。有人說，他覺得自己曾經(jīng)受饒漱石器重，這時候開口批評，有“落井下石”之嫌。

也有人說，他對饒漱石的某些工作能力是認可的，認為會上有些批評過于偏頗，他不愿意違心說話。

還有人分析，王建安這個人性格耿直，戰(zhàn)場上敢拍桌子，私下里從不搞陰謀詭計，讓他做違心的事，比讓他打仗還難。

不管哪種解讀，結(jié)果是一樣的：領(lǐng)導(dǎo)多次找他談話，“好話壞話都說盡了”，他依然無動于衷。在那個需要表態(tài)的時刻，他選擇了不表態(tài)。

這種沉默，在當時是有代價的。

1954年5月10日，一份《中共中央華東局關(guān)于召開華東局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四中全會決議的報告》出爐。在這份報告里，王建安被定了性：犯了“驕傲自滿、功臣自居，拒絕自我批評對抗軍區(qū)黨委領(lǐng)導(dǎo)的嚴重錯誤”。

緊接著，處理來了：他的軍隊級別從正兵團級降為副兵團級。一個正兵團級將領(lǐng)，就這樣因為不肯開口，被降了半級。

這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處理。整個評銜過程中，因為類似原因被降級的將領(lǐng)，王建安是獨一份。

但他依然沒有寫檢討。

1955年，全軍評銜工作進入最后階段。

總干部部擬定的上將名單里，王建安的名字原本在列。按他的資歷和級別，這理所應(yīng)當：正兵團級對應(yīng)上將軍銜，是當時的“標配”。許世友、葉飛、宋時輪這些和他同級別的將領(lǐng)，都在當年的授銜名單里。

可名單送到主席那里，當他看到了王建安的名字，也想起了1954年的事情。他拿起筆，在王建安的名字上劃了一道橫線，批了六個字：“此人驕傲自滿，宜授中將?！?/p>

最高層的意見，分量有多重，不言而喻。如果按這個批示執(zhí)行，王建安就會從中將起步，那和他的老戰(zhàn)友們差了一整個臺階。

這時候，主持評銜工作的羅榮桓站了出來。

羅榮桓是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全軍評銜的具體事務(wù)。他翻看了王建安的履歷：黃麻起義出身，紅軍時期就是軍級政委，抗日戰(zhàn)爭創(chuàng)建山東根據(jù)地，解放戰(zhàn)爭指揮過濟南戰(zhàn)役，抗美援朝執(zhí)掌第9兵團，1952年定級就是正兵團級。這樣的履歷，給個中將軍銜，他覺得不太合適。

但他也不能硬頂上級的意見。這位以寬厚著稱的開國元帥，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暫緩授銜。

什么叫暫緩授銜？就是不把話說死，不直接給結(jié)論，先把王建安的名字從名單里撤下來，讓他再等等。

這既尊重了上級的意見，也保留了以后調(diào)整的空間。用今天的話說，這叫“冷處理”。

羅榮桓和王建安做了溝通:希望王建安也反思一下。

1955年9月，授銜儀式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王建安看著老戰(zhàn)友們一個個穿上嶄新的上將禮服，自己卻什么都沒有。

這件事對他有一這觸動。后來，他作了自我批評和深刻檢討。

陳毅等老戰(zhàn)友也向中央說明了情況。1956年初，高饒事件的風波也漸漸平息。羅榮桓覺得時機成熟了，再次把王建安的名字報上去。

1956年1月25日，王建安被補授上將軍銜。

軍銜是補上了，可職務(wù)就沒那么幸運了。

從1956年12月開始，王建安先后擔任沈陽軍區(qū)副司令、濟南軍區(qū)副司令、福州軍區(qū)副司令。

整整13年，他一直是大軍區(qū)的副職，沒有當過一把手。和他同時期的上將，基本都當上了大軍區(qū)司令或總部部長；有些比他資歷淺的中將、少將，職務(wù)都跑到他前面去了。

葉帥后來見到他，感慨地說：“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wù)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

王建安為什么不開口？這個問題，可能他自己也回答不了。

有人說他“不識時務(wù)”。在那個需要表態(tài)的時刻，他選擇了沉默；在那個需要檢討的時刻，他選擇了硬撐。這一系列“不聰明”的選擇，讓他的仕途付出了代價。

但也有人說，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許世友和他有過嫌隙，卻這樣評價他：“老王這個人，會上拍桌和你吵，但是會下從不拆臺?！币馑际?，王建安脾氣是暴，做事是直，但光明磊落，從不搞陰的。

這種性格，戰(zhàn)爭年代是優(yōu)點，能打硬仗，敢擔責任。和平年代卻成了“問題”，通俗講就是不太會拐彎，不太會變通。

晚年的王建安，依然保持著這種耿直。他在中紀委工作期間，對待任何人都一視同仁，有錯必批，不留情面，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葉帥提醒他：“有人告你的狀呢！”他毫不在意：“肯定是我批評過的那些人吧?！?/strong>

生活上，他也簡樸得讓人心疼。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全在外地工作，夫人想調(diào)一個回北京，他直接拒絕：“只要我還沒有死，一個也別想調(diào)回來！”

他住的房子是單元式老房，臥室里沒有地毯，沒有沙發(fā)，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張床，床還是用條木拼的，兩條長凳支撐著。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歲。他生前立下遺囑：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組織向遺體告別，不通知生前好友。好多老戰(zhàn)友，直到一個月后從報紙上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回頭看王建安的故事，有一個問題繞不開：他當年拒絕開口，到底對不對？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政治有政治的邏輯，人事有人事的規(guī)則。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他的沉默確實給自己帶來了麻煩。

但歷史也有歷史的眼光。主席說評他“驕傲自滿”，可這個“驕傲自滿”的人，后來當了13年副職，一句怨言都沒有。葉劍英說他“不計較職務(wù)高低”，這話不是客氣，是實情。

《人民日報》評價他：“他身上有老八路的優(yōu)良作風?！薄督夥跑妶蟆吩u價他：“他是一個對軍隊有益的人?！?/p>

王建安用一生證明了一件事：人可以耿直，可以不懂變通，但只要有真本事、真品格，歷史終究會給一個公道。

他錯過了1955年的授銜儀式，卻在1956年補授上將。他當了13年副職，卻在晚年成為中央軍委顧問、中紀委常委。他生前簡樸得近乎苛刻，死后卻被無數(shù)人記住。

這就是王建安，一個因為不肯開口而得罪人，也因為不肯開口而讓人敬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