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高升，原名施德彰，又名雷震、雷冷霜、彭志華等，1901年8月1日出生，浙江瑞安縣大南鄉(xiāng)（今屬馬嶼鎮(zhèn)大南社區(qū)）。生父姓彭，因家貧無力撫養(yǎng)，他被送給施家做養(yǎng)子。

他8歲進私塾，13歲入平陽城關學校讀書，后入瑞安城關貧民習藝所。學習期滿，在溫州光華布廠當學徒，后轉入溫州鹿城布廠做工。

1924年12月，中共溫州獨立支部成立后，派中共黨員在該廠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雷高升是廠里工人運動的骨干。1926年1月，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鹿城布廠是溫州三大布廠之一。廠主廉價雇女工來代替男工，并降低工人工資，引起工人強烈不滿。雷高升帶領工人向廠方提出“男女同工同酬，恢復降低的工資”等要求，遭到廠方拒絕。于是，他積極聯(lián)絡溫州染織業(yè)工人實行聯(lián)合罷工，發(fā)起組織溫州染織業(yè)工會。

經過半個多月的罷工斗爭，資本家被迫答應工人們的要求。這次罷工的勝利，對推動溫州工人運動的開展產生重要影響。

1927年1月，溫州總工會成立，雷高升擔任主席。此時，廣東國民政府組織的北伐戰(zhàn)爭進展十分迅速，從珠江流域向長江流域推進。

雷高升領導溫州總工會組織工人罷工，配合北伐軍入浙作戰(zhàn)，其杰出的組織才能不斷呈現出來。在他的努力下，這一時期溫州的工人運動有了迅猛的發(fā)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溫州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雷高升攜妻帶子離開溫州，先后隱蔽到瑞安的馱山、莘塍后里、后垟等地，改名雷高升。回到瑞安老家后，他以教書為掩護，在當地做發(fā)展黨員的工作。

1928年6月，雷高升參加了永嘉、瑞安、平陽3縣農民聯(lián)合武裝大暴動。根據暴動指揮部的部署，他率領永嘉西楠溪的暴動農民攻打溫州城。但恰逢暴雨，山洪暴發(fā)，道路不通，暴動隊伍無法按時出擊，加上組織又不嚴密，因此暴動未成。

隨后敵人在3縣農村大肆捕殺參加暴動的農民領導人。雷高升在西楠溪無法立足，又秘密返回瑞安。同年9月，中共瑞安縣委成立，雷高升任委員。

1929年6月，雷高升任中共瑞安縣委書記。為貫徹中央特派員徐英關于加緊建立農民武裝、開展暴動的指示精神，9月15日，他在瑞安仙巖漁潭中村召開各區(qū)黨的負責人會議，組建了一支農民赤衛(wèi)隊。同月，他帶領10余名赤衛(wèi)隊員襲擊國民黨莘塍上望鹽務局，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和一些銀圓。

11月，中共永嘉中心縣委根據西楠溪農民暴動形勢，任命雷高升、李振聲為中心縣委委員并前往加強領導。19日，雷高升、李振聲將360名農民暴動骨干整編為4個紅軍游擊中隊，同時成立永嘉革命委員會。

24日，紅軍游擊隊與前來“清剿”的國民黨軍1000余人在黃南展開激戰(zhàn)，最后由于彈藥不濟撤出戰(zhàn)斗，進入永（嘉）黃（巖）仙（居）邊區(qū)的黃山開展活動。

隨后，他們在楠溪黃皮擊潰來犯的浙保四團先頭部隊，斃敵16人，俘9人，繳獲長短槍17支和子彈800余發(fā)，鼓舞了士氣。

為了與浙西武裝力量會合，以“赤化浙江”，浙南紅軍總指揮部決定首先攻打當時反動勢力比較薄弱的處州城。胡公冕親自率領紅軍游擊隊雷高升等部，向處州進發(fā)。

3月19日凌晨，紅軍攻入處州城，與省保安隊、地主武裝保衛(wèi)團巷戰(zhàn)數小時，犧牲了7名分隊長。后因下雨，紅軍的主要武器火藥槍被淋濕，無法開火，胡公冕、雷高升等下令撤離。

紅軍開始攻城時，敵人不知紅軍底細，驚駭萬分。后見紅軍人數不多，武器又多是大刀、長矛，500余敵軍便傾巢出城進行追擊，在縉云縣黃壇追上了紅軍。

這時紅軍只剩下雷高升、胡協(xié)和等部60余人槍，但他們毫不畏懼，以一當十，激戰(zhàn)終日，擊斃敵連長1人和士兵23人，敵軍敗走。而紅軍憑險固守，無一傷亡。雷高升、王國楨等回到西楠溪不久，

3月26日，雷高升等帶領一支小分隊到瑞安、平陽農村，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開展游擊活動，共繳槍65支、子彈2490發(fā)、手榴彈3枚，然后返回西楠溪。

這時留在西楠溪的李振聲已重新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雖然武器大多是火藥槍，但成員都是政治覺悟較高的青年農民。雷高升、李振聲兩部會合以后，人數已逾300人，實力已在西楠溪其他各部之上。

1930年5月初，西楠溪紅軍游擊隊攻下楓林后，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在楓林正式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

紅一團成立后，為了擴大游擊區(qū)域，補充武器和給養(yǎng)，并策應閩北農民暴動，決定向南出擊，攻打平陽縣城。

5月15日，胡公冕、雷高升率領900多人從永嘉表山出發(fā)，途經青田平橋時，與前來阻擊的國民黨省保安隊兩個連交戰(zhàn)并獲勝，后又襲擊了瑞安縣陶山鎮(zhèn)警察所，奪取了全部武器。

紅軍每到一處，就摧毀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和政權，宣傳黨和紅軍的主張，發(fā)動群眾打土豪，將沒收的糧食和浮財分給貧苦農民。許多農民紛紛加入紅軍，有些農民沒有領到武器，便徒手跟著部隊走。

5月24日上午9時，紅一團和平陽、瑞安赤衛(wèi)隊分別從南門、西門、北門攻入平陽縣城。激戰(zhàn)至午后3時撤出戰(zhàn)斗。出城后，雷高升發(fā)現尚有數百名赤衛(wèi)隊員和紅軍戰(zhàn)士被困在城內。他便親率敢死隊員，冒著彈雨重新入城，救出被困的同志。

攻打平陽失敗后紅一團人數銳減、士氣低落。后來經過中共浙南特委發(fā)動的“擴大紅軍”運動，紅一團又很快擴展到3000余人，并攻下了李茅十三地，鎮(zhèn)壓了團練頭子。紅軍勢力復振。

為了壯大聲勢，進一步發(fā)展武裝力量，紅十三軍決定向西攻打縉云縣城。

8月25日，紅一團在永嘉下嵊召開誓師大會，并將紅一團擴編為師，雷高升任師長。其后，他開始部署攻打縉云縣城。

為了迷惑敵人，紅軍佯言再攻處州。處州守敵聞訊，一日數驚，多次急電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求援?？N云守敵則毫無戒備。

然后敢死隊繞到鐵索橋敵人背后，前后夾攻，敵人慌忙丟下機槍潰逃。紅軍奮勇沖進城內，縣長倉皇棄城逃跑。

不久，敵援軍從四面八方向縉云涌來，紅軍在這里停留3天后便回師永嘉。

9月9日，紅一師又乘勝襲擊甌渠。甌渠距溫州城30公里，筑有碉堡。甌渠守敵一個連懾于紅軍攻克縉云的聲威，不戰(zhàn)而逃。紅軍兵不血刃就占領了甌渠，沒收地主豪紳的大量浮財，燒了地主房屋，然后離開甌渠回表山。

紅軍連克縉云、甌渠，聲勢大振。溫州國民黨軍聞報，“駭得不知所云”，立即下令溫州全城戒嚴，城內“無論日夜，禁止演劇、燃放爆竹”。對浙南紅軍的這兩次大捷，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都及時作了報道。

9月20日，紅一師在胡公冕和雷高升的率領下從表山出發(fā)，21日與黃巖的戴元譜部會合，并于當日順利占領烏巖鎮(zhèn)。當夜遭到浙保第三、四、五團的合擊包圍，損失重大。敵人瘋狂追擊，紅軍隊伍被打散。紅軍決定放棄攻打黃巖縣城，撤回永嘉西楠溪。

國民黨在浙南不斷增兵“清剿”紅軍各部，浙南的豪紳地主也組織民團襲擊紅軍。紅一師的兵力不斷受損。

10月，雷高升率紅一師一部到達青田峰山與張學東部會合，準備再次向瑞安、平陽出擊。在青田北山白巖遭浙保四團和當地民團襲擊，27人犧牲，青田籍士兵大部分逃散。

雷高升率部到達瑞安高樓、大京時，又遭敵包圍。他率數百人沖出重圍折回永嘉，張學東率部突圍后返回峰山。在敵人優(yōu)勢兵力的“圍剿”下，紅軍損失慘重，軍部決定采取分散游擊。形勢越來越嚴峻。

由于敵人集中兵力“圍剿”西楠溪，當地給養(yǎng)又十分困難，雷高升考慮瑞安工作尚有些基礎，決定率部向瑞安山區(qū)游擊。他們沿途遭受敵軍圍追堵截，到達瑞安西區(qū)時只剩下40余人槍。

在敵大軍的“圍剿”下，為建立和鞏固西楠溪紅軍根據地，上級黨組織決定讓雷高升回西楠溪工作。雷高升接到縣委指示，和王國楨一起準備回西楠溪。

1930年11月下旬，中共浙南特委代理書記曹珍被捕，許多黨組織遭到破壞。12月，浙南特委宣布撤銷，中共溫州中心縣委成立，王國楨任書記，雷高升任軍事委員。

會后，他倆趕到西楠溪，卻想不到這里的革命斗爭已被敵人殘酷地鎮(zhèn)壓下去了。群眾被屠殺者在千人左右，房子被焚燒搗毀者在五千座以上，有的整鄉(xiāng)整村盡成焦土。廿四壟的紅軍感到沒有出路，也向敵人投降了。雷高升和王國楨便決定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請示。

1931年5月17日，雷高升和王國楨到達上海后，以王國楨的名義給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總結了浙南斗爭的經驗教訓。盡管他倆對過去執(zhí)行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給浙南革命帶來的巨大損失感到十分痛心，但是對浙南革命斗爭的前途仍充滿信心。

他們在報告的最后部分寫道：“我們認為浙南革命的失敗，是暫時受著挫折……需要我們百倍努力，更甚要運用正確策略，經了相當組織時間，必然的會引起更擴大、更劇烈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