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背景與地理位置

北京地處“北京灣”，三面環(huán)山，永定河切穿西山，流經此地，是孕育古都的“母親河”。近2000年來，先民不斷對古永定河進行改造和利用，創(chuàng)造了以戾陵堰、車箱渠為代表的水利灌溉工程。北京豐臺漢晉時期沉船遺址的發(fā)掘和研究，不僅填補了北京漢晉時期水上交通考古的空白，大型官船的發(fā)現更實證了古永定河流域早期內河航運的存在，堪稱北京運河史的序章。

遺址位于北京市豐臺區(qū)永定河故道范圍內（圖一），地處“北京灣”沖積扇核心。永定河古稱?水，漢晉時期水量豐沛，是連接華北北部與中原的重要水道。2025年11月至12月，為配合萬泉寺村棚戶區(qū)改造項目，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前期勘探的基礎上對遺址進行了發(fā)掘，成功揭露了3艘漢晉時期沉船及相關河道遺存（圖二）。

圖一 北京豐臺漢晉時期沉船遺址位置示意圖

圖二 3艘沉船位置分布圖

主要收獲

（一）古船遺存

本次考古發(fā)現的3艘古代沉船，船頭均朝向西南，位于現地表以下7米處的古河道轉彎處，分別命名為“永定河一號”（船一）、“永定河二號”（船二）、“永定河三號”（船三）。

三艘古船形制相同（圖三），均為平底木板船，由艏封板、艉封板、底板、舭板、外板、甲板、空梁、纖木桅座等構成。船頭平齊，船身呈細長梭形，整體線條流暢。其中，船一折為兩段，上下疊壓并有立板支撐，分別長11.5米和9.5米。船二保存最為完整，總長14米，最大寬度2.5米，舷高0.9米，船體有10道空梁將其分為九艙。船三體量最大，總長15米，最大寬度2.5米，舷高1.0米。

圖三 古船遺存

尤為重要的是，在船二的空梁前側及船尾外板內側，共發(fā)現10處烙印清晰的篆體“官”字（圖四），證明了該船的官方屬性，為研究漢晉時期官營漕運及物資管理體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圖四 “官”字款識

船體連接工藝復雜，相鄰底板間采用“榫板+木釘”連接；左右外板間以“鉤子同口”相扣；外板與空梁間采用榫卯相接；外板與頂板間用鐵釘加固。不同構件采用了差異化的連接方式，展現了當時成熟的造船技術（圖五）。

圖五 鐵釘、木釘與榫板

（二）出土遺物

3艘古船內出土遺物有限，但提供了重要線索。船二第三艙發(fā)現1件長13厘米的木質船槳模型（圖六）；船三第七艙殘留有疑似席狀編織物（圖七）。船三第二艙發(fā)現1具無頭人骨，經鑒定為25歲左右的女性，下肢插入裂開的左外板間，上身向后方空梁伸展，姿態(tài)異常，呈掙扎狀，推測其溺水而亡。

圖六 木槳模型

圖七 席狀編織物

船體周邊出土遺物較為豐富，包括2具人頭骨（圖八）及大量動物骨骼（馬、黃牛、綿羊、豬、狗等）（圖九），陶片可辨器形有陶瓦、井圈、陶釜等（圖一〇）。

圖八 船體周邊出土人頭骨

圖九 船體周邊出土動物骨骼

圖一〇 船體周邊出土陶片

（三）古河道與場景復原

經地層分析，3艘古船所在的河道（HD3）呈“東北-西南-東南”環(huán)狀（圖一一），寬約20米，深5.5米，推測原是一處水灣，附近可能存在碼頭設施。該河道疊壓于包含漢代遺物的淤沙層之上，其本身及周邊設施又被唐遼時期河道破壞掩埋。這一遺跡序列之上，依次疊壓著金代中都城的生活居址以及元、明、清時期的道路、耕田遺跡。清晰的地層序列，完整記錄了永定河流域自漢代以來數千年間的環(huán)境演變與歷史文化變遷。

圖一一 古船與所處河道復原示意圖

3艘沉船同向、并列停泊于一灣，結構基本完整，僅局部缺損。船一雖折斷，但上下段有序疊壓并有立板支撐，系人為安置。船三船首殘斷面有疑似切割痕跡，可能為后期維修所致。綜合判斷，3艘古船應是因故破損后，被集中存放于靠近碼頭的避風水灣等待維修，而后被突發(fā)洪水迅速掩埋。插入船板的女性人骨及周邊漂移的頭骨，推測為略晚于沉船時間的不幸溺亡者。

（四）多學科研究與遷移保護

項目同步開展了碳十四測年、環(huán)境考古、木材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土壤微形態(tài)、殘留物分析、病蟲害分析等多學科研究，并已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初步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3艘古船的年代約在東漢末至魏晉時期（圖一二），印證了考古地層的判斷。木材鑒定結果，船體以硬木松為主，榫卯、承木構件等均為桑屬（圖一三）。馬、黃牛、綿羊、豬、狗等動物種屬以及青年女性的人骨鑒定結果，為分析古船沉沒前后的人類活動、生業(yè)方式、飲食構成等提供了最直接依據。

圖一二 初步碳十四測年結果

圖一三 木材鑒定切片

目前，因古船體積較大且保存狀況良好，已采取整體遷移保護（圖一四），正聯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開展進一步保護與研究工作。

圖一四 船體整體吊裝作業(yè)

學術價值與意義

北京豐臺漢晉時期沉船，是北京地區(qū)古代內河航運的首個實物證據，也是華北地區(qū)漢晉時期水上交通考古的重大突破。3艘保存較好的平底木板船，是迄今中國北方發(fā)現的體量最大、結構最為完整的內河古船，船身烙印的“官”字更是將技術史與制度史研究緊密結合的罕見物證。

（一）填補北京地區(qū)漢晉時期水運考古的空白，實證北京大運河歷史源頭

此前北京漢晉遺存以墓葬、城址為主，文獻史料中關于灌溉工程的記載亦較為有限，長期缺少能夠直接反映水路交通狀況的實物證據。本次發(fā)現的3艘沉船，以確鑿的考古材料證實，漢晉時期古永定河（?水）已具備通航條件，并存在一定規(guī)模的水上運輸活動，為北京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找到了更早的歷史源頭。

（二）刷新對漢晉造船工藝的認知，為東西文化和技術交流提供新例證

3艘古船不僅以北方地區(qū)最大、最完整的內河船只身份刷新紀錄，其船體上發(fā)現的“官”字烙印，更是揭開漢晉時期官辦漕運體系的珍貴實物證據?！伴久踞敚F釘”的復合連接工藝、“空梁＋底梁＋豎撐＋隔板”的分艙方式，以及船身6:1的長寬比例等，代表了漢晉時期北方內河漕船制造的高超水平?！伴景澹踞敗钡慕Y構與西安“絲路一號”沉船相同，可能與廣泛應用于羅馬時期地中海地區(qū)的技術有關聯，是東西方文化和技術交流的新例證。

（三）為探討漢晉時期北方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新線索

東漢末至魏晉時期，中原政權與北方烏桓、鮮卑等民族互動頻繁。史料記載，曹操北征烏桓（公元207年）時，曾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漕運。豐臺沉船所在的古永定河（?水）正是通往幽州（今北京）及塞外的關鍵水道?！肮佟贝陌l(fā)現，為探討這一時期軍事物資運輸、政權對北方邊地的經略提供了關鍵的實物佐證，有望實現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的相互印證。

（四）為永定河變遷與北京城市起源提供新的實證

沉船埋藏于永定河故道之中，為復原漢晉時期?水的位置、水文環(huán)境及變遷過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作為永定河“母親河”孕育古都文明的重要實證，沉船見證的漢晉航運，是北京城市文明早期發(fā)展階段的重要側面，與薊城、幽州的城市功能互為補充，豐富了我們對北京歷史地位的認知。

發(fā)掘單位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項目負責人

丁利娜

來源：中國文物報公眾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文旅豐臺，微豐向（原新豐臺）整理，轉載請注來源；文章內容僅為傳遞信息，文中內容和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目的僅在于為大家的思考和研究提供資料，不構成投資建議或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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